下午三点二十,她问了一句话,屋里静了整整四十秒。
我叫马国庆,今年六十四,在城西开了十九年婚介所,撮合过四千一百多对。
十九年里,我见过一种人最难办。不是条件差的,不是脾气怪的,是五十岁上下、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女人。
她们不是没人要。她们是腾不出手。
李淑芬是去年三月来的。
那天刮风,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袖口磨出了一圈毛。进门先问:"你们这儿收费贵不贵?"
我说:"登记不要钱,成了给三百。"
她说:"那成不了呢?"
我说:"成不了不要钱。"
她说:"那行。"
登记表上有一栏,写着"婚史"。她拿笔在那儿停了很久,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黑点。最后写了两个字:未婚。
写完她抬头问我:"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写?"
我说:"好写。这一栏我见得多。"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一年四十九。
一米五八,一百零六斤,邮政储蓄所柜员,劳务派遣,一个月四千二。有房,老小区六楼,五十八平,没电梯。
我问她想找个什么样的。
她想了一会儿,说:"身体好的。别的不挑。"
我说:"退休金呢?"
她说:"够吃饭就行。"
我又问:"人家有孩子的,行不行?"
她说:"行。我不图人家孩子什么,人家也别图我什么。"
男方叫韩守义,六十三,机械厂退休,车工,干了三十七年。老伴二〇一九年走的。一个儿子在深圳。退休金四千三,房子七十八平,二楼。
他来的那天拎一个布袋子,里面两斤苹果,红富士,有几个上面带碰伤。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说:"自家吃的,不好看。"
前十分钟,两个人聊的全是干货。
"血压高不高?"
"高。吃药,一天一片。"
"膝盖呢?"
"上楼疼,下楼不疼。"
"我上楼不疼,下楼疼。"
两个人都笑了。
聊到第十一分钟,李淑芬把纸杯放下,问了一句:
"韩大哥,我问你个事。你处过几个?"
韩守义没说话。
我看了眼表。四十秒。
他说:"两个。"
李淑芬"哦"了一声,低头剥瓜子。那一颗她剥了半天,壳碎了,仁也碎了,最后放在桌上没吃。
韩守义说:"我跟你说说这两个。你要是不爱听,你就打断我。"
"头一个,我老伴。一九八八年结的婚,过了三十一年。二〇一六年查出来的,肺癌。查出来那天,医生说最多一年。她活了三年。"
"这三年,我没睡过一个整觉。一晚上起来四回,接尿,翻身,拍背。我有个本子,记她一天尿多少、喝多少、体温多少。记满了三个本子。"
"最后一个月,她说不出话了。她想喝水,就用手指头在我手心里画。画一个圈,我知道她要水。画一道,我知道她要翻身。"
"她走那天是腊月十九。我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宿。护士来撵我,我说我坐会儿。"
说到这儿,他从兜里摸出烟,看了看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又塞回去了。
"第二个,是二〇二一年。一个退休老师,姓吴,比我小四岁。处了八个月。"
"人挺好。爱干净,做饭也好。她炖排骨放两颗山楂,烂得快。"
"后来她儿子找我,说两件事。一是房子加名,二是每月给她两千。"
"我说,这房子是我跟我老伴一辈子攒下的,四十七平的老屋换的这套,我老伴最后三年就死在这屋里。我可以让吴老师住到老,我不能给她儿子。"
"就这么散了。"
"我这个岁数,处对象不是找对象,是找个人一起把日子过完。可这话一说出口,人家就说我算计。"
"我不是算计。我是怕。"
李淑芬一直没说话。
韩守义说:"该你了。你处过几个?"
她把手从包带上松开,又捏回去。
她说:"我一个都没有。"
屋里又静了。
"我不是没人介绍。我是……"
她停了很久。
"我十七岁那年,我爸没了。肺癌。走的时候四十四。"
"我二十一那年,我妈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
"我妈在床上躺了二十一年。二〇一九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八十三。"
"中间有过一个。一九九七年,厂里的技术员,姓刘。处了两年。他会修收音机,我家的黑白电视也是他修的。"
"他妈妈来找过我一次。在我家楼下,站着说的。她说:'闺女,你家里有个瘫子,你嫁过去,是要把我们家拖垮的。'"
"我说:'姨,我知道了。'"
"第二天我跟他提的分手。他站在厂门口,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合适。他说哪儿不合适。我说哪儿都不合适。"
"他站了有十分钟,走了。"
"我不怨他。他妈说得对。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挣三百多,我妈一个月药钱一百八。"
"我三十二那年下岗。先去超市理货,一个月四百八。后来去饭店洗碗,冬天手上全是口子。再后来考了个会计证,进了邮政储蓄所,一个月四千二。"
"我妈最后那五年,一个月药钱一千八。"
"我弟结婚,我拿了两万。我侄子上学,我出了一半学费。"
"我今年四十九。我卡里有十四万三。这是我给自己留的。"
韩守义问她:"你后悔不?"
她说不后悔。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就是有时候晚上,楼上那家小孩跑,咚咚咚的。我就想,我这屋里怎么一点声都没有。"
见面第三天,她弟弟来了我这儿。
李淑军,四十五,开货车,跑长途。进门递烟,红塔山,我摆手,他自己点上一根。
他说:"马哥,我姐这事儿,我得说两句。"
"我姐一辈子没嫁人,不能白给人家当保姆。彩礼得要。八万,不多。"
"她要是拉不下脸,你替我说说。"
我说:"这话你自己跟她说。"
第四天她来了。弟弟跟着来的。
她坐下,把包放在腿上,两只手压在包上。
她说:"淑军,我这辈子挣的钱,一半给我妈买药了,一半给你儿子交学费了。"
"我卡里还有十四万三。你要,我明天就去取,一分不留。"
"你要完了,我就去跳南河。南河不深,我走进去就完了。"
李淑军不说话,低着头,一根烟抽了一半,掐了。
过了很久,他说:"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我知道你不是。你就是穷。"
"你儿子明年结婚,人家要十八万八。你手里有多少?"
他说:"六万。"
她说:"我这儿给你三万。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这三万是我给的,不是他要的。"
李淑军站起来,把那半盒烟放在桌上,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姐,那八万我不要了。"
后来韩守义知道了这事。是她自己讲的,她说:"我得跟他说清楚,我身后有这么一家子。"
韩守义听完,抽了半根烟。
他说:"你弟弟要八万,我给不了。我儿子在深圳买房,我掏了二十万,手里剩六万。"
"这六万,是咱俩的过河钱。谁病了,谁先花。"
第二次见面,他带她去了银行。
他把工资卡递过去,说:"一个月四千三,你管着。我不会理财,我这辈子就会攒。"
她没接。
她说:"卡你拿着。我就问你一句。"
"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他说:"打。打得厉害。跟拉风箱似的。"
她说:"那我买个耳塞。"
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
前年有个赵姐,五十三,也是老姑娘,退休金三千八。我给她介绍一个六十七的,退休教师,有房。她见了一面,回来说不行。
我问为什么。
她说:"他牙不好,吃饭吧唧嘴。"
我说:"赵姐,你都五十三了。"
她说:"我五十三,我也得听得下去。"
还有一个孙姐,五十一,嫁到县郊,男人种菜。现在两口子在菜市场摆摊,一天挣一百多。去年冬天我碰见她,手上全是冻疮。她跟我说:"马哥,我现在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可晚上有人给我留门。"
五十岁的女人找对象,跟二十岁不是一回事。
二十岁是挑。挑长相,挑工作,挑家里几套房。
五十岁是换。拿自己的清静,换一个人的呼噜声。拿自己的钱,换一个人半夜给你倒水。
换得过,是福气。换不过,还是一个人过。
有人说,这个岁数还结婚,是给自己找麻烦。
我不跟人犟。我心里有我的道理。
一个人过,麻烦是少。可麻烦少的日子过久了,人就淡了。
我今年六十四。我老伴去年查出糖尿病,一天打两针。我闺女在济南,一年回来两趟。
我跟李淑芬说过一句话:人老了,不怕病,不怕穷,怕的是夜里三点醒了,想喝口水,得自己爬起来。
上个月他们领了证。
没办酒。就在我楼下的小馆子吃了四个菜:一个鱼香肉丝,一个地三鲜,一个拌黄瓜,一个西红柿鸡蛋汤。韩守义喝了二两白酒,脸红了。李淑芬没喝,她一直在给他夹菜,夹了三回鱼香肉丝里的木耳。
吃完她跟我说:"马哥,我那张登记表,你能给我吗?"
我说:"要那个干啥?"
她说:"我想留个念想。那上头写着'未婚'。我这辈子,就写过那一回。"
我说完了。我得去趟银行,我老伴让我取点钱,说孙子的书包带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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