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袁殊恢复名誉，正式向组织提出使用原名：我过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一名叫曾龙的年轻人在人群中寻找父亲曾达斋。列车上的旅客陆续下车，站台渐渐空了，他仍没有找到要接的人。直到回头时，他才看见车厢里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两人隔着车窗对视片刻，几乎同时问道：“你是武汉来的？”“你是曾龙？”这场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父子相逢，没有想象中的热烈。曾龙后来回忆，那位老人瘦弱、矮小，面容憔悴，和记忆中的父亲已经完全不同。

更让他困惑的是，曾达斋并不是父亲真正的名字。他的本名叫袁殊，一个曾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名字。那层迷雾，直到1982年才真正被撕开。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一个没落的书香家庭。年幼时随母亲到上海生活，12岁便进入印刷厂当学徒。后来，他凭借机会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接触到新思潮，也开始参与进步青年活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袁殊走上街头。同年，他改名为袁殊。大革命时期，他曾随国民革命军北上，参加过北伐。四一二事件后，革命形势骤变，他离开南京，返回上海。

这段经历让他很早就认识到，政治环境远比书本复杂。1928年，他参加高长虹主持的狂飙社，随后与妻子赴日本学习新闻学。留日期间，他掌握了日语，系统接触新闻知识，也开始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31年回国后，袁殊逐渐与左翼文化界发生联系。同年10月，潘汉年在上海静安寺附近与他见面，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被安排进入秘密情报系统，开始承担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任务。

袁殊的公开身份是记者，活动范围却远不止报馆。他利用记者身份出入各种记者招待会，接触国民党官员、日本领事馆人员以及上海社会各界人士。懂日语，又有文化人的背景，使他能够接近许多重要人物。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先后进入中统和军统的活动范围，又与日本情报人员保持联系。表面上看，他的身份越来越复杂，甚至一度被上海地下党组织从党员名单中暂时剔除。实际上，这正是秘密工作的危险之处：真正的掩护，往往不能留下明显的革命痕迹。

有一次，袁殊对儿子谈起早期工作，只说：“刚开始做情报，几乎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句话听起来平淡，却道出了地下斗争的艰险。没有固定阵地，没有公开身份，每一次接触都可能带来暴露风险。

抗日战争期间，袁殊借助与日本方面的关系，进入岩井公馆等情报网络，搜集并传递重要信息。他还曾进入汪伪政权相关机构，接触到更深层的情报渠道。与此同时，他通过文化界和社会关系与党组织保持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袁殊并非只靠个人胆量。他身边有一批地下党员和可靠同志，很多情报能够发挥作用，离不开组织判断、接头联络和层层保护。把这段历史简单说成个人传奇，反而会忽略情报工作的整体性。

1945年抗战胜利后，袁殊曾获得军统方面的任用和相应待遇，但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旧有体系。据记载，他变卖家产支援解放区。1946年，他辗转进入解放区，过去的多重身份也随之暴露，国民党方面发出通缉令。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袁殊的经历过于特殊，许多同志并不了解他的真实任务。为避免旧身份继续造成影响，组织决定让他改名曾达斋。1946年，他以这个名字重新登记入党，开始在新的环境中工作。

名字变了，过去却没有消失。

1954年，袁殊在北京前门附近偶遇旧友聂绀弩。对方看着他身上的军装，冷冷问道：“你现在又穿上这身服装了？”袁殊没有辩解，因为他不能公开说明自己当年究竟做过什么。

1955年，潘汉年案发生，袁殊受到牵连并被关押。长达二十多年的审查和隔离，使他的家庭关系、身体状况都受到严重影响。儿子曾龙直到成年后，才从母亲来信中逐渐得知父亲的真实经历。

1982年，潘汉年获得平反，袁殊的问题也得到重新审查。组织认定他1931年参加革命，恢复党籍，并恢复相应待遇。平反之后，袁殊没有提出物质上的特殊要求，只请求恢复本名。

他说：“总观我的过去，袁殊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句话并不张扬，却很重。对一个长期使用化名、又被误解多年的人来说，恢复名字，意味着恢复公开身份，也意味着承认自己曾经承担过的那些任务。

遗憾的是，袁殊晚年身体和语言功能都明显衰退，许多经历始终没有完整讲述出来。1987年11月26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6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收录了袁殊的生平。那段沉默多年的经历，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历史定位：他既是左翼文化人，也是长期潜伏于复杂环境中的情报工作者。曾达斋这个名字完成了它的使命，而袁殊，重新回到了历史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