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20日清晨,飞机从北京起飞,机上坐着于立群、郭沫若的子女和几名工作人员,舱内还带着郭沫若的骨灰。目的地不是他的故乡四川乐山,而是山西昔阳大寨。
这个选择,后来引起了不小争议。
飞机接近大寨前,于立群专门发去电报,说明飞机将从当地上空经过,并向大寨群众致意。她原本只是出于礼貌,没想到电报传开后,大寨上千名群众赶到虎头山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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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10分,飞机飞临大寨上空,低空盘旋三周。骨灰撒下,飞机随即离开。没有墓穴,没有棺木,也没有隆重仪式,只有山坡、梯田和一阵短暂的风。
郭沫若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遗愿?
有人把它解释为对大寨的特殊感情。1965年12月,73岁的郭沫若曾到大寨参观。那时北方天气严寒,山地条件也十分艰苦,可一层层修筑出的梯田,仍然铺展在虎头山间。
大寨人靠肩挑手推,改造沟壑,平整土地。连续多年的劳动,使原本难以耕作的山坡出现了成片耕地。参观过程中,郭沫若听到大寨在灾年坚持“三不要”“三不减”的情况,对当地干部群众的做法颇为感慨。
所谓“三不要”,是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三不减”,则是不减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不减少集体储备粮、不减少社员分配粮。这样的事迹,在当时被视为自力更生的典型。
回京后,郭沫若写下《大寨之行》一诗,其中有“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之句。对他来说,大寨并不只是一个村庄,更承载着那个时期对农业建设、集体劳动和战胜自然的理解。
但把骨灰撒在大寨,并非郭沫若临终时突然起意。早在1943年,他就在文章《死的拖着活的》中谈到过丧葬问题。当时,一位医学院教授因发掘公冢进行人体研究,引发社会争论。郭沫若借此提出,埋葬制度应当改变,不能让坟墓占用过多土地。
他还写道,自己去世后不愿土葬,骨灰可以用来“替中国的国土施肥”,或者交给医学院用于解剖研究。这样的想法,重点并不在某一处山村,而在于反对厚葬,主张让身后之物继续服务于活着的人。
所以,1978年的遗嘱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保留骨灰,二是把骨灰撒向大寨土地。前者源于他长期形成的丧葬观,后者则与他对大寨的敬意,以及当时社会对大寨精神的高度评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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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周岁,按当时习惯也常被称为86岁。6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追悼会。两天后,家属将骨灰送往大寨,整个安排与他的遗言相符。
争议却在之后逐渐出现。
1979年春,原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批评“全国学大寨”的做法,认为其中存在脱离实际、投入过多的问题。掌声说明,社会对大寨模式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过去被集中宣传的经验,开始接受更具体、更严格的检验。
1980年,郭凤莲在北京向邓小平谈及大寨面临的压力。邓小平肯定了大寨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一面,同时指出“全国学大寨”曾经走了极端,大寨自身也有走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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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重新评价郭沫若的遗嘱,甚至讥讽说,他没有把骨灰撒回乐山,却选择了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寨,是在向当时的政治象征献媚。这种说法尖锐,却不能替代事实本身。
郭沫若确实长期赞成火葬,也确实在大寨留下过参观和题诗的经历。把这件事简单归结为“拍马屁”,容易忽略他早年反对厚葬的思想;但若完全排除时代环境,也同样难以解释他为何特别指定大寨。
1992年,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之际,大寨方面准备在虎头山修建纪念碑,并邀请郭沫若家属参加揭碑仪式。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和郭家后人认为,郭沫若既然主张不保留骨灰,修建固定纪念物似乎与遗愿不合,曾希望大寨停止修建。
遗憾的是,纪念碑最终还是立在了虎头山上。郭沫若当年想让骨灰融入土地,不愿留下坟墓;多年以后,大寨却以纪念他的方式,留下了一处具体的标志。遗言和纪念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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