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自缢后，谁在替他争庙号？

“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这句话是崇祯在李建泰疏请南迁时，召示群臣说的。说这话时，死国之志已经早决。

他死后，遗体先由大顺政权收敛安葬。李自成下令收敛并安葬了崇祯帝的遗体。很快大顺军在一片石被吴三桂和满清联军击败，不久退出北京城。

当年五月，满清入主北京，又重新为崇祯帝发丧。清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臣民一体为先帝服丧三日，为此需要拟定庙号和谥号。他以前明左中允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

李明睿拟上的谥号是“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陵曰“思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简称“庄烈帝”或“明愍帝”。

南明弘光政权于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毅宗”，隆武时改“威宗”。

庙号之争的细节，谈迁提议用“烈宗”，被张慎言采纳，文震孟之子文秉也主张用“烈宗”。上报内阁时，众人也表示“烈宗断不可易”。但大学士高弘图说《尚书·尧典》记载的“四德”（钦、明、文、思）里只有“思”字没被用作过庙号，遂提议“思宗”，众人又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便用思宗替代烈宗的方案。礼部尚书顾锡畴则提议“乾宗”，理由是朱由检“十七年忧勤”，符合乾卦“自潜至亢、不失其正之义”。两个庙号被送到弘光帝那里挑选，弘光帝选择了“思宗”。

思宗定下后，不少臣僚不满，因为思字在谥法中有“追悔前过”之意，属于下谥，周思王和蜀汉后主刘禅的谥号就是思，用这个字当庙号有辱朱由检之“圣德”，赵之龙、余煜、李清等臣僚纷纷反对，顾锡畴又拟了“正宗”的庙号。起初弘光帝拒绝赵之龙的建议，后来高弘图去位，马士英当权，余煜上疏请改庙号为“毅宗”，另有人提议用“敬宗”，弘光帝选择了“毅宗”。

这个庙号也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有人说明武宗的谥号是毅皇帝，不应与之重合，礼部侍郎管绍宁则认为明朝既有仁祖又有仁宗，既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所以用毅宗无妨。不久，左良玉起兵清君侧，将改庙号作为马士英第一罪，声称马士英改思宗庙号的真实意图是“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绝天下报仇复耻之心”。

到了隆武政权时，又改朱由检庙号为“威宗”。但李清认为威宗与汉桓帝、北齐文宣帝等无道之君曾用过的庙号相同，也不合适。

清朝这边，顺治帝把崇祯自缢的歪脖槐树定为“罪槐”，并戴上铁链枷锁，规定文武官员，特别是皇族成员路过都要下马步行，以示哀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庚子国难”，铁链被八国联军官兵当作文物掠走。

今天景山公园看到的那棵歪脖槐树已经不是原来那棵。原来的树在1966年红卫兵北上“大串联”时遭遇劫难，因为经不起大批“革命小将”剥皮折枝留作纪念而奄奄一息，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伐除。1981年，景山南坡一株碗口粗的小槐树填补了“罪槐”留下的空白，鉴于小槐树完全没有古槐的气势，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多方寻找比较中意的古槐，终于在1996年找到一株，这就是建国门内北顺城街7号门前的古槐，直径50公分，有150多年树龄，移植至老槐树原处，替代了1981年新移植的小槐树。

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沈尹默书写勒石，于老槐树旁立2米高石碑一座，正面纵题“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其中“明”字以“目”和“月”组成，右侧上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左侧下款为“故宫博物院敬立”。该碑1944年被拆掉，置于寿皇殿院内，1955年寿皇殿院内筹建北京市少年宫时被截为两块，当作井盖使用，1990年北京市少年宫经过查找，终于在一次施工中发现该石碑，经过修复，被立至原处。

1944年，为农历甲申年，是明朝灭亡整三百年，亦为崇祯帝殉国300周年。郭沫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梳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帝之死，号召国人团结，一致对外。与此同时，由北平社会各界组成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也宣告成立，并计划于该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忌日前后，在景山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克敏示意此事“应从缓办”，致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没有能够开展。不过，当年仍在崇祯帝自缢之处新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便是《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筹备会延请傅增湘撰文，陈云诰书丹，潘龄皋篆额，经故宫博物院许可，将该碑立于老槐树旁，镌刻者为北京琉璃厂陈云亭镌碑处的陈志敬。

由于碑文对李自成起义军不敬，故该碑于1955年8月根据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示拆除，原处换为木质说明牌。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碑被拦腰断为两截，改做公园内石桌。2003年7月被景山职工在公园内重新发现。2004年5月7日暨夏历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复立于原处。

傅增湘在碑文中写道：“观夫甲申之岁，灵武、大同相继沦陷，李建泰疏请南迁。帝召示群臣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知死国之志，固已早决，及垂绝题襟有‘任贼分裂，无伤及百姓’之语。揆之孟子民贵君轻之旨，大义凛然，昭示千古；是帝之一死，可以振一时忠义之气，更足以激励万世不死之人心！”

碑文还写道：“以勤俭爱民之主，十七年宵旰忧劳，无终无救于危亡。卒至以万乘之君，毕命于三尺之组，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矣！”

对崇祯的评价，各朝各人说法不一。

• 《明史》：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多尔衮：崇祯之亡，天数已定。彼时总有良臣，也济不得事。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
• 顺治帝：朕念故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致寇乱，身殉社稷。……崇祯帝亦英主，惜乎有君而无臣，不幸为李闯窘迫，毕命于此，殊为可恨。……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
• 康熙帝：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愍帝不应与亡国之君同论。
• 乾隆帝：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崇祯有猜忌之失，无恢复之能。
• 嘉庆帝：呜呼！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启之愚騃。
• 咸丰帝：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

朝鲜方面也有评价。李倧说：“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不能支保，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李淏说：“以大明之亡观之，崇祯皇帝之事，闻诸华人，则皆曰外无游畋之娱、内无苑囿之乐，凡可以亡国之事，一无有之。而终至于覆亡，盖由明察二字之不能尽其道也。”李熙说：“皇明毅宗皇帝守义殉社，甚庸钦仰，嗟叹之至。”

汤若望的记述是：“这就是这位君主的结局，他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权势的皇帝，并且在思想和性格上也比他人毫不逊色。但由于他的仆人和官员的卑鄙无耻以及他自身的麻痹大意，使他在36岁（原文如此，实际应为33周岁）的时候，用这种可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说：“这个皇帝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也非常节欲，爱护自己的臣民。但他却过于自信，并且他的坚定已经超出了时局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至于所有的官员和将士都不再忠诚于他。最后他失去了帝国，同时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帕莱福则写道：“中国皇帝叫做崇祯，是个带有欺骗性的名字，因为在中国语言中，崇祯的意思是吉祥，或崇高的统治，但这个征兆之虚假很快就显露。皇帝非常温和、善良，他的臣民充分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但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善良、温和、稳妥的治理是不够的，除非他同样有防备，不要有坏大臣，他们利用他的信任，满足私欲，野心无限膨胀……这就是这位不幸君王的悲剧。”

景山上这两座石碑，在早已没有皇权思想根基，也没有封建忠孝观念的共产主义新中国，从废到立的过程中，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