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庆武：追忆我的“伙计”同学杜永富

我去年和前年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怀念我已经去世的两位大学同学周成海和仪德凤。当时之所以写文章，怀念这两位同学，一是因为原来关系就比较好，二是因为他两个人年龄都比我小，在同学们没有预料的条件下，就突然去世了。

其实在我们大学同班的72位同学中，已经先后有10多位去世了，计算了一下，大约占15%。

我是1977年10月恢复高考以后的第2年进入大学读书的。由于历史上十年未招生的原因，我们这一个班的同学年龄横跨了40.50.60后三个年代。可能有个别40后的同学已经悄然去世，我们并不知道。

这也令人不能不感慨，我们这些进入了70岁的老年人，已经基本上到了风烛残年了，我有幸还能拿得动笔，还是应该把我与我交集较多的同学记述一下。

我们是曲阜师范学院1978级政治系的学生。刚入学的时候成分比较复杂，有很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大多数已经成家，来自农村的居多。

50后的一批人是主体，多数是20岁出头，但是有些人已经很有成就，比如说我们班的杜永富同学，家在蓬莱农村，只有23岁的年龄，但是已经是党员，并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打眼一看人就像个农村干部，能说会道，非常活跃，所以入学没几天就成为了学生会的干部。

一，一场小规模的学潮 让我认识了他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不发饭票，吃的是大锅饭。饭厅离宿舍楼不远，开饭的时候每8个人一组围成一个方桌，用打饭的搪瓷盆打来一盆菜、一盆粥和一盆馒头或者窝头，然后再分发到每个同学碗里，每顿饭吃什么，你没有选择。

1978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部分在农村的同学还吃不饱饭，能吃上这些大锅饭，而且不要钱，已经是非常满意了。但是来自于城市和城镇里的吃供应粮的同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开始不满意了。

因为当时食堂供应的除了每周六吃一次每人两个的大包子之外，平时吃饭白馒头很少，差不多每周有3~4天都吃玉米面的窝窝头，按照当时城镇的供应粮计划，明显粗粮偏多，细粮偏少，于是有的同学就提意见，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年轻人都经过了那种“造反有理”的年代，不知道哪个系的同学写了大字报，贴到了饭厅门口广告栏上，内容是“我们的细粮哪里去了？”，记得上面还用玉米面窝头，画成了小金山，十分引人注目。

正好到了开饭的时候，许多同学看到大字报后，都支持并提出了抗议，同学们用勺子敲着自己的搪瓷碗，让校领导出来解释。

这种事校领导当然不好出面，于是就让学生会的干部出面向同学进行解释。当时我也属于抗议中的一员，也是看热闹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班的杜永富同学，在饭厅里跳上一个方桌，向同学讲演，请大家体谅目前国家的困难，细粮还不够多，对我们大学生来说已经是很照顾了。

他的一番说辞完全是站在校方的立场上，并不能代表学生，因此遭到了一些同学的讥讽。说他这个学生会干部不为学生说话。后来好像是学校的伙食科科长又出来讲了一通，才把抗议平息了下去，以后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一场小小的学潮就无声无息的结束了。

忘记了，是过了半年还是一年以后，学校就把大锅饭取消了，改成了发饭票给每个同学。

当时作为师范生，学生生活都有国家负责，每月18元钱。其中16元发饭票，另外两元当零花钱发给个人，可以买点毛巾牙刷之类的日用品，这样相当于增加了同学们的选择自由度。也算是一项改革吧。

条件好的同学细粮不够吃，可以再买饭票，多吃细粮和好菜，家庭困难的同学甚至还可以省吃俭用把饭票卖给别的同学。有家庭负担重的同学甚至还能节省下来，每半年一年把钱带回家中。

那时候我本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班干部，与杜永富也不是一个宿舍，只是这件事情让杜永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与老杜成了一个宿舍的“伙计”

上大学的第二年，班级里进行小组和宿舍的调整，我和杜永富分到了一个宿舍。

（ 杜永富：1955--2015）

杜永富（我们都喊他老杜）其实年龄并不大。他一九五五年出生，仅比我大一岁，但由于是农村出来的人，又长得比较老相，皮肤黝黑，显得比较成熟，所以宿舍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称他老杜。他说话一口蓬莱腔，开口闭口都像小品演员魏积安一样，称我们“伙计”。说起话来也是一口一个“哎，伙计”。

当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8个人， 4张上下床，房间十分拥挤。只有一张桌子可以摆放大家的碗勺，没有地方学习。因此大家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宿舍，或者去教室或者去图书馆，只有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回来，睡觉前聊一会天，吹吹牛，聊聊一天见闻或者过去的往事，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比较了解了。

当时我们宿舍的8个人除了我和老杜之外，还有郭庆良、王良、倪少华、郭克武、吴继义、孙文亮等人。其中倪少华、吴继义、郭克武属于老三届的年龄偏大的同学。孙文亮是60后的小老弟。我和老杜几个人属于五零后。

（小组同学，前排左起：倪绍华、郭克武、吴继义、牟树昌、孙文亮。后排左起：刘秀英、作者、杜永富、王良、郭庆良、仪德凤）

说起老杜，在人群中并不是十分耀眼的一个。他个头不低，在1米77左右吧。身材比较魁梧。入学的时候被任命为班级党支部成员和兼团支部书记。虽然是班干部，但在同学面前倒也谦虚。

我有一辆自行车放在学校里，以供我周末骑自行车回家。平时许多同学都在借用，有时骑坏了，我只好自己修。只有他借过一次骑坏了，帮我修好。

老杜在班里的形象是非常正统的，始终代表着官方的立场，像我们后来组织舞会等活动，不记得他参加过，但好像他也不反对。

在班里，我和几位来自城市的同学属于思想比较解放，对新事物接受比较快的人。只想在学业上更进一步，因此与那些为了入党搞些小动作的人，思想上并不合拍。女同学姜萍与我倒是挺谈得来。

（在西联教室内学习讨论。左起：作者、姜萍、杜永富、王言秋、郭庆良。高洪涛拍摄）

这里需要说一下姜萍同学。她是班里唯一的来自大城市青岛的女同学，父母都是干部，家境好。本人也带工资上学，人穿的洋气，自带了一种高傲的姿态，在班里能入她眼中的觉得没有几个人。当班里传出他和老杜谈恋爱的小道消息时，我们都不敢相信。她怎么会给我们眼中的比较土气，又十分正统的杜永富联系在一起呢？

尽管姜萍平时与我交流不少，属于那种思想比较自由化的人。但当我问起他与老杜的关系的时候，她不并不承认，我也知道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位部队的军官。当时正在通信。

到了大三的时候，老杜突然查出来患有肺结核，到了曲阜石门山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住院。有一次我受同学们委托，从兖州坐火车到吴村车站，下车后又步行几公里去医院看望杜永福。临回来的时候，老杜专门托我带了一封信给姜萍，信并没有封口，但我也算个君子，忍住没有看，就带给了姜萍。这次我才相信他俩的关系确实不一般。

到了毕业季那一年，为了毕业分配，学校比较人性化，照顾有恋爱关系的学生分到一个地区。因此几对有恋爱关系的同学基本上公开了。包括老杜和姜萍，王良和王言秋。不久全班同学就各奔东西，除了关系在学校比较好的，相互之间联系就不多了。

毕业以后，留校的同学都在我们宿舍，包括杜永富、郭庆良和孙文亮。后来老杜和庆良又调到了省城济南。而孙文亮则留在学校当老师，后来当了校领导。

三，几个同学在济南重新相遇

毕业分配的时候，由于我和在无锡工作的对象确定了关系，因此在她亲戚的帮助下，以人才引进的理由分配到了无锡市委宣传部工作。在无锡工作了8年以后，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我于1990年底又调回了济南，到山东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当时跨省调动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先调入省社科院以后，然后联系爱人的调动工作。当时我爱人杨秋陶在无锡市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要调回济南，又想找一个好单位，就需要到处托人。

当时老杜和姜萍都已经在济南工作，老杜的单位是省委讲师团。他家住在省委二宿舍。我到省委二宿舍找人的时候，常常让老杜引路。他挺够意思的，找他办事也热心帮忙，所以非常感谢他两口子。

1991年我爱人杨秋陶调入了省委统战部工作。1995年我们又在省委二宿舍西院分到了一套住房，我们两家都住在省委二宿舍，闲暇的时候也串串门，散步的时候也常常遇到，也许这就是缘分。

.1994年，为了筹备创办省委理论刊物《发展论坛》。我曾经被借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与老杜在一个大院儿办公，业务上也有联系，他那时候已经担任了正处级的讲师团副团长。

1996年前后，老杜到乳山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我到乳山去开会的时候也经常遇到他。但那时候遇到老杜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他与在省直机关工作时比较谦虚的态度相比，已经有点春风得意的官架子了。

但是由于老杜比较张扬的性格，使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挂职结束以后转任职，本来他期望能够成为县委书记一把手，但是市里仅给他安排了一个电视大学校长的正处级职务。这种闲职对他来说肯定不能满足，于是又想办法调回了济南，回到原单位。

四，参加副厅级干部选拔考试

2000年，正是吴官正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时候。这年春天，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在全省范围内通过考试，选拔17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报名的条件是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担任正处级实职三年以上的干部。另外，对个别要求非党员的职位可以放宽条件。

当时全省够条件的有2000多人报名，按照1:5的比例，有85人按照分数线进入面试。由于报考的职位不同，各个职位的分数线不一样，差不多每个职位进入前5名的最低分数线都在50分以上。考得最高的一位得了82分。《大众日报》用一个版面公布了这次考试分数。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同学有资格参加考试。我对这个事情一开始并不是很上心，因为我当时担任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已经有4年多时间了。最对口的单位应该是农业厅，但是农业厅没有岗位，涉农的水利厅有个岗位，但专业性太强，不想去。而且农业厅的几个处长朋友也报了，不想与他们竞争。

但是我们院符合条件的没几个人，院里也很重视，督促我报名。我就报了个建设厅岗位。因为我当时曾经研究过城市化问题，也有点业务联系。

当时我们班的郭庆良同学担任省委政研室的处长，报考了本单位。杜永福报考了省信访局，高洪涛在省外贸厅担任政研室主任，报考了交通厅。我们4个人通过笔试都入围了。报纸公布以后，很多曲师大的校友都赞叹说政治系七八级实力非常强。一个班就入围了4个人。其中有三个人还是我们一个宿舍的。

这次选拔考试入围的4个人当中，我的笔试成绩第1，达到了80.2分，在全省可以排到前10位之内。他们三个人都是在50~60分之间。但是他们三个人的口才都比我要好。进入面试以后，口才非常重要。

若论口才，老杜可以说能排在第一，高洪涛第二，郭庆良排第三。但是这一年的笔试成绩不带入面试，尽管那年我的笔试成绩比第2名高出了8分，但还是名落孙山，面试的时候没能入围。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报建设厅的入围的人中，有两个人是南京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毕业的，我没有入围也很正常。

这次选拔考试的结果是：杜永福被选为省委信访局副局长，郭庆良为省委政研室副主任、高洪涛为省交通厅副厅长。曲师大还有一个中文系1980级孙继业同学，是非党干部，被选拔为省监察厅副厅长，后来发展最好，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副省长。

结果公布以后，我觉得上帝还是比较公平的，像我这种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当官的人没有上去，反而成就了我。

五，老杜当信访局长的那几年

老杜当了省信访局副局长以后，没想到又与我夫人的工作有了交集。彼时，夫人在省统委统战部办公室负责信访工作。当时，省信访信局的接待室不在省委大院里面，而是在离省委不远的纬一路311号。

省委各大部门都在省信访局接待室楼上有一间自己的接待室。因为房子紧张，所以统战部与另外一个部门合用一间办公室，非常不方便。正好有两年，我女儿在济南外国语学校上初中，离信访局接待室很近，便通过老杜帮助协调解决了统战部一间独立的接待室，这样我爱人就能中午让孩子到那去吃饭，解决了一个大困难。

省信访局业务繁忙，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接待的任务也很重。但是也因为有一个单独的接待楼，所以很方便。因此有些外地的同学到济南来，常请老杜在信访局里接待。不少同学也跟着沾了光。

有一次全省信访系统评优，因为统战部信访工作做得比较好，曾经被推荐，我夫人也荣立了二等功，听说老杜也帮了忙。我见了他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说是统战部自己工作做得好，与他没有关系。他这个人的好处是不为自己评功摆好。说明还是挺厚道的。

信访工作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这是一个十分要害的单位。因为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所以当时有一个“一票否决制度〞。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县还是你这个市，如果信访工作做不好，引起矛盾激化，这个地方的一把手就要承担责任。所以尽管信访局在省委各部门中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到了地方上，领导们却是特别重视。

2005年曲阜师范大学50周年校庆，我们班里有10多个同学参加了。我们先到曲阜参加完庆祝大会，又去了日照校区参加了原政治系搞的庆祝活动。

原来曲阜师院一个小小的政治系，后来已经扩张为4个学院。有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和法学院。每年的招生人数也由过去的几十人到了上千人。

一般校友们参加校庆活动，往往要给母校捐钱捐物。而我们这几个在教学科研单位工作的同学，没有能力给学校捐钱捐物。这一年老杜参加了，不知道他从哪里让人家赞助了1万块钱，捐给了日照校区。因此我们在日照的吃住也由学校来承担了。

当时高洪涛同学虽然没去参加，但是也请当地的日照交通局买了一块红色的太湖石捐赠给了日照校区的图书馆。这也看出有了权力，手中才有资源。

在日照的校庆结束以后，时任日照市委书记的李兆前请老杜吃饭。老杜把我们这些同学也都拉了去，在海边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我们还一起去五莲山旅游了一次，都是老杜给安排，算是沾了老杜的光。

（2005年校庆时在日照留影。左起：史福堂、李国华、作者、李莹、司志博、杜永富、邵立峰）

后来老杜一直在信访局工作，我们也时有见面，忘了是哪一年，老杜被派到了省信访局驻北京办事处当主任。在北京，除了省驻京办以外，省信访局也有了自己专门的接访接待点。

老杜是一个烟瘾和酒瘾都挺大的人。一旦到北京，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又没有家属的管束，再加上工作性质所决定，白天黑夜都可能有突发事件，后来就查出了身体不好，到了2014年前后患上了肺癌。

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学都不知道，2015年的春天我们才听说。我与在济南的管叙玲、邵立峰等同学一道，还去医院看过他。当时他住在省立医院的保健楼上。已经被放化疗折磨得很虚弱。让我们感到了人生既有高光时刻，也有最后的无奈。

2015年的秋天，老杜刚满60周岁，还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就离开了我们。

告别仪式前一天，我们班里有七八个同学从外地赶来，姜萍委托我接待一下。除了济南的同学之外，外地的同学有同宿舍的倪少华、郭克武，还有史福堂、王言秋等。由我安排在财政学院的招待所吃饭住宿，大家聊了一晚，回忆了老杜的这一生，有辉煌也有遗憾。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参加了在济南历山殡仪馆举行的告别仪式。当天去的人不少。时任省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于晓明（原省委副秘书长兼信访局长）也参加了告别。仪式上印发了老杜的生平事迹。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我正在济南南郊医院住院，姜萍知道后前来看我。不免又聊起了当年老杜的往事。虽然退休前他与老杜的矛盾也曾经非常严重，但是斯人已去，对他过去的缺点也就不怎么计较了。

于是我提出来，有空的时候把老杜也写一写，她也同意了。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对老杜的一个怀念和追思吧。

2026.10.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