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之书》| 在文学本质中徘徊的幽灵

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的《本质之书》，会让很多读者想起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大量作品——神秘的作品，迷雾般的生活，失踪的作者和时空的命运。当这一切发生在智利时，我们可以称其为“现实以下主义”或者更失真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非洲大陆时，读者能够联想到的似乎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殖民主义。在过去漫长的世纪中，这不仅成为限制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问题，也是非洲文学艺术在创作中必须面对的囚笼般的存在。《本质之书》的故事也正是如此，它看似发自文学内核，却又散射到非洲的历史黑暗之中。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30日专题《塞内加尔的文学新声：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B04-B05版。

B01「主题」塞内加尔的文学新声：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B02-03「主题」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沿着阴影创作

B04-05「主题」《本质之书》：在文学本质中徘徊的幽灵

B06-07「历史」寻图身世千万里，登昆仑，涉鸣沙

B08「访谈」对话艾恺　梁漱溟对未来的信念，也许比我更笃定

撰文｜宫子

被评判的赞美从不是真正的赞美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18年，生活在巴黎的塞内加尔青年作家迪耶加纳·拉蒂尔·法耶偶然读到一本出版于1938年的小说——T.C.埃利曼的《非人的迷宫》。这本书问世时，法国文坛短暂地陷入狂热，年轻的非洲作者被冠以“黑人兰波”之名；但赞誉很快转为审判：批评家发现书中存在大量来自经典作家的语句，于是“天才”变成了“剽窃者”，文学奇迹变成殖民地作家拙劣的仿制品。出版社撤回小说，埃利曼则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这正是在作家赞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前缀陷阱，例如智利出版社在宣传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时候将她形容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便招致了许多读者的不满——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称马尔克斯为长了胡子的某位女作家。当这类标签式的评价出现时，它总是在暗中完成了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降格，似乎意味着后者是这个人永远无法超越的极限。在《本质之书》中，神秘的T.C.埃利曼遭遇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文学评价体系。在他的杰作出版后，他被法国评论界称为“黑人兰波”。这个称号看似慷慨，实则却已经注定了埃利曼不可能成为兰波。因为兰波可以只做兰波自己，而“黑人兰波”则成了一种带有审视眼光的变体。这里的“黑人”并不是一个与“兰波”并列的身份，而是一枚标签，它既保证作品能够被看见，也规定了作品将以何种方式被看见。埃利曼尚未真正成为作家，就已先成为一种文学现象；他的句子尚未被仔细阅读，他的身体与出身已经替他完成了阐释。

殖民中心面对来自边缘的作品，常常只有两种反应。它或者赞叹其“原始”“神秘”“充满生命力”，或者责备其“不够真实”“过度模仿欧洲”。前一种方式把作家变成异域标本，后一种方式则否认他参与共同文学传统的资格。非洲作家如果书写村庄、神话、贫困与暴力，容易被当作本土生活的说明书；如果书写博尔赫斯式的迷宫、现代主义的时间或者文学自身，又可能被指责脱离非洲现实。他被要求具有“非洲性”，但这种非洲性必须符合欧洲读者预先准备好的想象。萨尔敏锐地写出了这种身份政治中最危险的语法：形容词吞没了名词。“非洲作家”常常先被审问是否足够“非洲”，然后才被允许作为“作家”存在。他的作品被要求代表大陆、民族、肤色和殖民历史，而一位法国作家通常无须为整个法国发言。所谓代表性，在很多时候只是中心施加给边缘的额外劳动。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本质之书》因此不是简单地为一位被冤枉的天才翻案。它要揭示的是，埃利曼从一开始便进入了一场不对等的阅读。他受到追捧与遭到驱逐，看似是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实则服从同一种机制：批评界并不真正关心他写了什么，而更关心如何借他确认自身的宽容、权威和判断力。不过在小说中，萨尔并未草率地把围绕《非人的迷宫》的剽窃指控解释为纯粹的殖民阴谋。他保留了问题的暧昧：埃利曼的确借用了前人的句子，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全部清白。正因如此，小说才超出了道德寓言的范围。文学从来不是无中生有。每个作家都携带着此前的语言，写作不过是在无数已被说过的话语中制造新的次序。欧洲现代主义可以公开拼贴神话、经典与历史文献，互文性被视为博学、雄心乃至革新；但当殖民地作家使用相似的方法，引用便可能立刻变成抄袭，继承变成伪造，影响变成罪证。问题并非借用是否存在，而是谁拥有把借用命名为创造的权力。

埃利曼的悲剧正在于此。他相信文学构成一个跨越国界与时代的共同体，但现实提醒他，这个共同体并未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经典看似属于全人类，解释经典的权力却并非由全人类平等拥有。一个来自殖民地的年轻人可以阅读拉伯雷、波德莱尔、兰波和普鲁斯特，却未必被准许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祖先。萨尔没有声称，非洲文学必须摆脱欧洲影响，回到某种未受污染的本土源头。所谓纯粹的源头本身就是幻觉。殖民经验早已进入语言、教育、欲望和记忆，法语既是压迫的遗产，也是许多非洲作家事实上生活于其中的文学空间。问题不是如何获得一种绝对无辜的语言，而是如何在被继承的语言中争取重新命名世界的权利。这也使小说与现实中的马里作家扬博·沃洛盖姆形成了清晰呼应。沃洛盖姆的《暴力的责任》曾获勒诺多文学奖，随后又因版权与“抄袭”争议遭到围攻，最终淡出欧洲文坛。埃利曼显然携带着沃洛盖姆的影子，但萨尔没有把他写成现实人物的简单替身。真实事件在这里更像一处伤口：小说不是复述伤口的来历，而是观察它如何在几代作家身上反复疼痛。

于是，在埃利曼消失了八十年后，迪耶加纳沿着残缺的书评、信件、回忆、家族秘史与口头传闻，开始追寻这位神秘作家的下落。然而，《本质之书》真正追问的并不是“埃利曼去了哪里”，而是：一个非洲作家进入由欧洲建立的文学秩序时，究竟被允许成为什么？一本书的原创性由谁判定？当文学史将某些声音收入正典，又将另一些声音驱逐出去，它所保存的究竟是作品，还是权力关于作品的记忆？

《本质之书》

作者:（塞内加尔）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译者:周春悦

版本: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6年6月

寻找作者，还是制造作者

《本质之书》采用了文学侦探小说的形式。迪耶加纳追查埃利曼，如同侦探追查一个没有尸体的失踪案。他访问保存往事的人，阅读互相矛盾的材料，穿行于巴黎、阿姆斯特丹、达喀尔以及更遥远的历史空间。小说不断更换叙述声音：回忆、信件、日记、书评、传闻、独白彼此嵌套，每一个讲述者都只握有一部分真相。

迪耶加纳·拉蒂尔·法耶第一次接近西嘉·D.时，怀着一种年轻作家特有的饥饿。他已经出版小说，进入巴黎的非洲文学圈，也开始熟悉那些围绕作家生成的礼仪：朗读会、酒宴、赞美、嫉妒，以及永无休止的身份辩论。但他仍相信，世界上存在某一本书，能够使这些喧闹突然失效，使文学重新成为生死攸关的事。这本书便是T.C.埃利曼写于1938年的《非人的迷宫》。它曾使法国文坛短暂疯狂，又因剽窃指控被迅速撤回。此后，书和作者一同消失，只在旧报刊的敌意、少数读者的回忆和文学史脚注里留下模糊痕迹。迪耶加纳在西嘉那里见到了这部小说，也由此走进一张早已织成的网。西嘉·D.是旅居欧洲的塞内加尔女作家，也是埃利曼家族往事的知情者。她比迪耶加纳年长，经历过流亡、写作和漫长的沉默。年轻人把《非人的迷宫》视为通往天才的入口，她却知道，这本书首先通往一群具体的人：他们爱过，等待过，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在殖民统治留下的裂缝中建立家庭，又把无法说出的秘密交给下一代。

两个人之间因此存在一种从未消失的不对称。迪耶加纳要的是答案，西嘉掌握的却不是答案，而是决定答案能否出现的权力。他希望知道埃利曼究竟是谁，是否抄袭，又在丑闻之后去了哪里；西嘉则不断把他的目光从那个被神话包围的男人身上移开，让他看见此前被忽略的人。埃利曼不是凭空出现的文学怪物，他身后有一个家族，有双生兄弟般纠缠的命运，有战争、欲望、背叛和父系身份的阴影。一个作家在纸上署下自己的名字以前，许多沉默者已经替他承担了历史。

西嘉讲述这些往事，却从不把自己变成一份可供查阅的档案。她有时慷慨，有时冷淡，有时甚至癫狂；她提供一个线索，又使另一个线索中断。她像小说中那个意味深长的称呼所暗示的，是一位“蜘蛛女王”：她用故事结网，把分散的时间连接起来，也把过于急切的追问者困在其中。蜘蛛的网既保存事物，也改变事物。落入网中的过去，不再保持它最初的形状。

迪耶加纳起初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仍按侦探小说的方式思考：只要积累足够多的证词，穿过足够多的城市，找到最后一位见证者，埃利曼就会从黑暗里显现。年轻作家对失踪前辈的迷恋，也包含着对自身命运的想象。他要寻找的不仅是埃利曼，更是一位可以认领的文学祖先。如果埃利曼确实是遭到殖民主义批评界迫害的天才，那么迪耶加纳便能从他的失败中取得一种悲壮的合法性。

塞内加尔村庄插画。图/IC Photo

多重版本的回忆

西嘉看出了这种欲望。她知道年轻人尊敬死者，却也可能消费死者；他为一位前辈恢复名誉的愿望是真诚的，但真诚并不能自动取消占有。写作者常把别人的创伤看作尚未完成的素材，以为替沉默者发言便是正义，却很少追问：沉默者是否愿意进入他的书？那些属于家族、身体和羞耻的记忆，是否只因作家需要，就应当被公开？而迪耶加纳注视的是《非人的迷宫》耀眼的缺席，是一个被法国文坛捧起又摔碎的非洲男人。西嘉则迫使他看见神话背后的日常。保存埃利曼的故事，使她拥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权威，也使她不得不一遍遍回到那个家族的伤口。她并非站在故事外面决定如何讲述；她自身就是伤口的一部分。

迪耶加纳后来经历的变化，并不是终于破解埃利曼之谜，而是逐渐放弃“破解”这个词。他开始理解，寻找一个人不能以消灭其神秘为代价。埃利曼的消失也许永远不会凝结成唯一解释；《非人的迷宫》是否伟大，也无法仅凭后来者的崇拜得到证明。真正重要的是，他曾存在过，而一些制度性的力量试图规定他应以何种方式存在。这场调查最终取消了侦探小说通常承诺的满足。线索没有汇聚成唯一答案，失踪者也没有被完整地带回现场。迪耶加纳越接近埃利曼，埃利曼越像一道由他人记忆投下的阴影。不同的人爱过他、憎恨过他、嫉妒过他，也利用过他；每个人讲述的埃利曼都不相同，而这些版本没有哪一个能够被宣布为最终真实。

这并非叙事上的故弄玄虚，而是小说对传记冲动的警惕。我们总以为找到了作者的经历，就能获得作品的钥匙；仿佛只要补齐童年、欲望、创伤与失踪的年份，那本书就会变得透明。然而，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天然构成对作品的解释。把埃利曼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原成一个有亲属、有肉身、有恐惧的人，固然是一种正义；但如果调查者执意把他转化为一个可以被概括的答案，寻找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占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作者之死”并不是抽象的文学理论。对于身处殖民历史中的作家而言，消失可能意味着战争、审查、种族偏见、出版制度的抛弃，也可能意味着一个人在公共羞辱后主动拒绝被继续观看。埃利曼的失踪既是一场灾难，也是一种抵抗：既然文学机构只能以“黑人天才”或“非洲骗子”的名义接纳他，那么退出视野，或许是他保有自我的最后方式。迪耶加纳逐渐明白，寻找一个人不等于有权得到他。真正的追索不是把失踪者拖回光亮，而是学会辨认黑暗中不能被侵犯的部分。小说因此将侦探故事改写为一场关于放弃的教育：调查者最终获得的不是结论，而是承认结论不足以容纳一个人的能力。

双生子之后：埃利曼的家族暗线

T.C.埃利曼的故事并不是从一本书开始的，而是从一对双生兄弟开始的。在《非人的迷宫》出版之前，在“黑人兰波”与“剽窃者”这两个相反而同样粗暴的称号出现之前，他首先是塞内加尔一个家族中的孩子，是一连串离散、战争、沉默与误认的继承者。

晚年的西嘉·D.向迪耶加纳讲述这段往事。家族史的核心人物是她的父亲乌塞努·库马赫与埃利曼的父亲阿萨纳。两人是双生兄弟，拥有相似的面孔，却被殖民时代推向不同的方向。乌塞努留在故乡的秩序中，承受家族、土地与传统的约束；阿萨纳则被法国、战争和远行攫住。双生子原本意味着难以区分的亲密，在萨尔笔下却成了历史分裂一个家庭的方式。小说中，当世界大战发生时，殖民地的人被要求为法国而战。阿萨纳也因此离开了故乡（虽然他是以兴奋和极度自愿的态度离去的）。之后，阿萨纳的孩子降生了——他的名字就是埃利曼。埃利曼接受殖民教育，学习法语，继而前往法国。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殖民地青年走向世界的故事；但每向前一步，他也在失去某种可以返回的东西。在《本质之中》中，萨尔通过他人的口述回忆，将埃利曼形容为一种阴影，“它本身就是这段回忆，就是这个阴影……他永远也摆脱不了他父亲。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令我们受辱的历史”。

塞内加尔村庄插画。图/IC Photo

到巴黎后，埃利曼·玛格达成为“T.C.埃利曼”。文学中心把他塑造成横空出世的奇迹，仿佛他的语言没有家族史，他的孤独没有来处。因此，1938年的剽窃事件并不是埃利曼第一次失去归属。早在丑闻之前，他已经经历过一连串较为安静的消失：父辈从村庄中消失，孩子从家族中消失，本名从法语文坛中消失，最后，作品又从书店和图书馆中消失。文学史记录了最后一次消失，却很少追问前面那些消失如何发生。丑闻之后，埃利曼从公众视野中退场，也再次成为家族传闻的一部分。有人相信他仍在某处生活，有人试图沿战争与流亡的路线寻找他，也有人接受他不会回来的事实。他的命运从此在两套记忆中分裂：法国留下关于天才与剽窃的案件，家族留下关于一个孩子如何离开的故事。前者有报刊、诉讼和出版记录，因而显得更加“真实”；后者依靠女人的讲述、亲属的沉默和代际之间不完整的转述，却保存了一个更接近人的埃利曼。

迪耶加纳起初以为，找到家族便能找到埃利曼。后来他才明白，家族并不是谜题的答案，而是谜题最深的一层。一个作家从来不只属于他的书，也属于那些被他离开、又始终潜伏在句子背后的人。埃利曼可以从巴黎消失，却无法从西嘉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名字，家族仍会以另一种方式呼唤他。

而这也许正是萨尔笔下最隐秘的记忆：它不是被锁在某个档案柜里的事实，而是一个人离去后，在亲属身上继续生活的空位。家族未能把埃利曼带回故乡，却使我们看见，他从来不是那个横空出世的“黑人兰波”。在成为文学幽灵之前，他早已是一个家庭里未归的人。

人类最隐秘的记忆

迪耶加纳并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调查者。他年轻，虚荣，对伟大文学怀有近乎宗教性的热情，也时常把自己的欲望误认为真理。他寻找埃利曼，不只是为了恢复一位前辈的名誉，也是为了替自己的写作寻找合法性。埃利曼既是他的祖先，也是他的危险预言：一个非洲作家一旦进入法国文学场，会被如何阅读，又可能以何种方式失败？

这种焦虑贯穿小说。离开塞内加尔、以法语写作、在巴黎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究竟属于哪里？他在法国可能永远被视为来自非洲的人；返回故乡，又可能被看作已经被欧洲同化的知识分子。他如果批判祖国，会被怀疑迎合西方；如果批判法国，又可能被当成一个只会重复殖民创伤的人。他甚至难以确定自己的读者究竟是谁：法国出版市场、塞内加尔的朋友、想象中的世界文学，还是尚未出现的后代？

萨尔没有提供“回到根源”的廉价答案。故乡并不是一块等待游子认领的纯净土地。那里同样有父权、禁忌、政治暴力与集体失忆。巴黎也并非只有压迫，它同时提供相遇、阅读和写作的可能。离散者的困境不在于必须从两个世界中选择一个，而在于他已经无法完整地属于任何一个。

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塞内加尔的社会动荡与街头政治逐渐进入叙事。它们又逼迫迪耶加纳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暴力、贫困与死亡面前，文学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常常以一种道德勒索的方式出现。文学被要求立刻介入现实，证明自己不是少数人的装饰；尤其是来自非洲的作家，仿佛天然负有为苦难作证的义务。但萨尔并没有把写作塑造成街垒上的扩音器。他知道，文学无法代替政治行动，也无法让死者复生。语言若过于急切地宣称自己能够拯救世界，往往只是在美化自身。《本质之书》把个人寻找与公共历史相连，并非为了说明一切文学最终都应服务于现实，而是指出文学本来就在现实内部。一本书遭到封禁，一位作家被迫沉默，一段家族记忆无法进入档案，这些并不只是文学事件，也是权力事件。迪耶加纳以为自己在追寻过去，后来才发现，是过去在审问他：你准备如何使用这些故事？你是要借死者成就自己的书，还是愿意承认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你作品中的可支配材料？

这也是为何《本质之书》原标题是“人类最隐秘的记忆”，它指向的并不是仅限于文学内部的某种本质，而是指向让文学能够具有本质的前提条件。本质不过是最后浮现出来的事物，而真正隐秘的记忆，则是那些即使被讲述，也仍保留不可抵达部分的经验。《本质之书》因此不是关于“本质”的小说，而是对本质冲动的怀疑。非洲没有一种等待作家提炼的固定本质，文学也不存在一条通向纯粹原创的道路。一个人由借来的语言、继承的创伤、误读的经典、家族的沉默和自身未能理解的欲望组成。所谓写作，不是清除这些杂质，而是在其中辨认自己的声音，同时承认这声音永远包含他人的回响。

小说结尾处，埃利曼依旧无法被完全占有。《非人的迷宫》也仍像一本只存在于他人记忆里的书。一本真正重要的书不会向读者交出全部秘密。它只会改变秘密所在的位置。起初，我们以为秘密藏在埃利曼的失踪中；读到最后才发现，它已悄悄转移到每个阅读者身上：我们为什么需要天才？为什么相信文学中心有权确认谁是作家？又为什么总想把陌生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可以解释的故事？

在这些问题面前，《本质之书》本身也成了它所追寻的那类书：不是一座答案的纪念碑，而是一条由失踪者、误读者、流亡者与后来者共同构成的幽暗走廊。我们从中经过，听见许多声音，却看不见声音的主人。等我们走出时，世界并未变得更清楚，只是那些曾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边界——原创与剽窃、中心与边缘、故乡与异乡、记忆与遗忘——已经不再牢固。文学未必能使一个被驱逐的人回到历史。但它至少能够指出：历史何处留下了一个空位，以及那个空位为何至今仍在发出声音。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谈炯程；编辑：张进 何安安；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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