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6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徐林侠面对持枪的看守，反复哀求：“放了孩子吧，让他上街要饭去吧！”她口中的孩子，正是后来被称为“小萝卜头”的宋振中。那一年，他刚满8岁，却已经在监禁中度过了几乎全部人生。
宋振中并不是生来就与牢狱相伴。他的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早年做过教员，后参加北伐，并投身革命。1929年，经人介绍，他来到杨虎城身边工作，负责报刊和宣传事务，也参与了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
宋绮云的身份并不简单，但杨虎城看重的是他的才干与担当。宋绮云在西安创办报刊，组织进步团体，还积极推动各方联合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他所做的联络和宣传工作，为局势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矛盾加深，杨虎城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1937年，杨虎城出国考察，宋绮云失去依托，后来又因杨虎城回国抗战而受到牵连。1940年前后，宋绮云被捕，徐林侠也被诱捕，尚在襁褓中的宋振中随母亲一同进入监狱。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拘押。审讯人员试图从宋绮云口中撬出所谓“罪证”，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组织关系。蒋介石方面随后决定，将宋绮云与杨虎城一案并案处理。1941年，宋绮云一家被押往重庆白公馆，命运由此彻底陷入黑暗。
监狱里的生活，远非关门禁足那么简单。牢房狭窄潮湿，饭食粗劣，孩子没有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正常的成长环境。宋振中长期见不到阳光，身体瘦弱，四肢细小，头部显得格外突出。难友们看着这个孩子，给他起了一个“小萝卜头”的称呼。
名字听着像玩笑，背后却是营养不良和囚禁岁月。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宋振中没有课本，也没有课堂。父母曾设法争取让他读书，却遭到拒绝。后来，罗世文、车耀先等难友轮流教他识字，黄显声还送给他半截铅笔。
铅笔很短，意义却不小。它让宋振中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习工具，也让他在狱中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难友们教他认字、讲道理，还把一些消息托付给他传递。
由于年幼，宋振中有时可以在监房之间走动。他常到各处串门，传话、送信，慢慢成了狱中联系不同牢房的“小交通员”。淮海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等消息，也曾由他带给焦急等待的难友。
有一次，看守疏忽，宋振中跑出牢门，朝山下大喊：“爸爸！爸爸！”他终于远远见到了宋绮云，却很快被抓回并遭到殴打。送回女牢时，他已经高烧昏迷。难友们把本就不多的食物分给他，才使这个孩子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
徐林侠最难承受的，是孩子一次次追问父亲的下落。宋振中问：“爸爸什么时候来看我？”她只能含泪回答：“会见到的。”这句话既是安慰，也是一个母亲在绝境中不得不维持的希望。
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监狱中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国民党当局开始安排撤离和转移，许多被关押者意识到，敌人很可能要进行灭口。宋绮云一家与杨虎城一家，都被列入了危险名单。
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和宋振中被押往松林坡。临刑前，徐林侠不断向看守求情，甚至放低姿态哀求：“孩子还小，放了他吧，让他上街要饭去吧！”她没有为自己求生，只求给儿子留一条命。
看守没有答应。枪声响起时，宋振中年仅8岁。这个从未真正获得过自由的孩子，手里还紧紧护着黄显声送给他的半截铅笔。那件小小的物品，陪他走过了牢房、病痛和最后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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