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郭硕：让“失语的皇后”开口说话

【编者按】南齐文安皇后王宝明，出身高门琅琊王氏。十几岁时，在一段政治婚姻中嫁入权臣家庭，本传中留下了婚后生活不幸福的记载。年近四十的时候，各种不幸更是接踵而来。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她经历了丈夫英年早逝、儿子继位不久被废杀的人生悲剧。她的儿子、年轻的郁林王被杀，她被迫下诏声讨其罪状，自此成为权臣手中的提线木偶，演出一幕又一幕政治大戏。王宝明五十八岁的人生跨越宋、齐、梁三朝，她的亲人全部死去，只有她苟活下来。《南齐书》中王宝明的传记，总共只有239个字，而每到政治格局剧变的关键时刻，以她名义发布的诏令总会出现在史书之上。她的影子无处不在，她本人的喜乐悲欢却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

是什么造成了皇后的失语？古代宫廷女性的形象是如何被层累地塑造出来的？《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一书试图将片言只语的史料用专业知识进行解读，将这些弱者的人生经历和所言所行传递给读者。以下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本书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郭硕的专访。

郭硕

澎湃新闻：请谈谈您读博期间修订点校《南齐书》的经历，有哪些史料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郭硕：跟随导师景蜀慧先生进行《南齐书》修订工作，是我读博期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所花的时间甚至要超过博士论文写作。除了《魏虏传》之外，修订工作的多数内容，与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直接联系。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北魏名号与政治文化相关的题目。不过，我们做这项工作做得开心且入迷，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南齐书》修订本其实是集体成果，因为我们每一条长编、每一条校勘记，乃至每个字都是在反复讨论下字斟句酌确定下来的。因此，集体参与的讨论课就非常重要。我们每周至少讨论两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寒暑假也经常照常进行。从我入学到毕业，这门课是从未中断过的，印象中我也没有缺席过。记忆中唯一的一次中断，大约是某次讨论课进行到半中间，突然听到外面有凄厉的猫叫声，我们中断讨论，救回来一只可爱的猫咪。景老师给这只猫咪取名“春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陪伴着我们的讨论，要么在我们脚底下窜来窜去，要么躺在书堆里悠然打着哈欠。有春娇作伴，我们似乎更有动力了，讨论也变得更加热烈，几乎次次误了饭点。最近我这本新书出版后，曾经在《南齐书》讨论课上一起奋斗的李霖老师和我聊天，谈及彼时经常讨论到大家“低血糖”的经历，还会各自会心一笑。遗憾的是，春娇没能看到《南齐书》的出版。春娇走后，就在中大永芳堂外面的草坪中安息，永远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

修订工作带给我们的学术训练至关重要。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史料中的信息。《失语的皇后》一书所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那时积累下来的。毕竟今人见到的《南齐书》总共才59卷，我们把这本书的每个字都讨论好多遍了。修订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史料也比较多。除唯一记载女性的《皇后传》外，《魏虏传》记载了与南朝对立的北魏政权史事。本人的博士论文及后续研究主要聚焦于北朝史，尤其是涉及北魏名号的研究。敌对的两国互相记录对方的历史，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对立在史书编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南朝史料与《魏书》结合，可以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镜像”关系。这对研究北魏史事非常重要。其实《南齐书》对北魏的记载对南朝史的研究也很有价值。萧子显对北魏孝文帝的记载就很有意思，他笔下的孝文帝，是个“知谈义，解属文，轻果有远略”的人，还有神机妙算的表现，简直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拿北魏孝文帝的记载和南朝君主相比，萧子显的复杂心态就浮现出来了。

《魏虏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南朝使臣到了北魏，孝文帝对南朝人才济济印象深刻，感慨道：“江南多好臣。”旁边的侍臣李元恺心里不服，冷嘲热讽地回应道：“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而百年一主。”这个回应让孝文帝当场“大惭”，不过从南朝史官的心态来说，这个故事反映出南朝政权更替频繁，臣下毫无忠贞观念的事实。有趣的是，《南齐书》还记载了李元恺因此被外放为雍州长史，但不久又召其复职的经历。这个当着南朝史臣的面嘲讽孝文帝的李元恺，并未受到实质惩罚。《南齐书》还多有记载同时代的齐武帝睚眦必报的事迹，如齐武帝喜欢打猎射雉，“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射雉，世祖为止”，表面上听从了邯郸超的建议。可是，邯郸超即将面临的，是齐武帝的秋后算账。萧子显下文笔锋一转，说“久之，超竟被诛”。如果将北魏孝文帝与南齐君主的行为做个对比，我们能看到萧子显史文中的很多微妙之处。《失语的皇后》也专门有一节提到，北魏孝文帝和南齐使臣的对话。面对北魏孝文帝的质问，南齐的使臣将齐明帝的篡夺屠杀行为甩锅给宣德太后，以及孝文帝说使臣“言美而乖实，未之全信”的态度。北魏孝文帝的反应，正是对使臣外交辞令背后血腥真相的深刻揭示。《南齐书》和《魏书》甚至有南北方史官对同一次对话的不同记载。关于王宝明母子的“丑闻”，最早、最详细的部分，也是来自北朝史料的记载。出自敌国视角的记载，往往有助于揭示史官隐晦处理背后的隐藏的真相。

澎湃新闻：为何会关注到本书的主人公王宝明？作为南朝太后的王宝明和北朝文明太后相比，二者有何异同？南北朝在太后、皇后形制上是否有很大差异？

郭硕：我关注王宝明，首先是源于史料对比鲜明的记载。《皇后传》可能是《南齐书》所有列传中篇幅最短的。这一卷只有短短2000多字，却记载了南齐9位皇后的生平事迹，另外还附有一位宫中才女韩蔺英（《南史》作韩兰英）的事迹，还包括完整的史臣序赞。平均下来，每位皇后的记载不过两百来字而已。我统计过，《南齐书》中王宝明的传记，总共只有239个字。而《南齐书·郁林王纪》收录的《皇太后废少帝为郁林王令》，就有460个字。单篇令书的篇幅，就接近王宝明本人传记的两倍。《南齐书》《梁书》诸本纪中，收录的类似的文书还有多道，《文选》《艺文类聚》也收录了数篇不见于正史的此类文书。这些文书的篇幅，冠绝南北朝所有的皇后、太后。这位皇后仅仅留下这么少的生平事迹，却留下这么多以她名义发布的诏令，那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循着这个问题往下追问，我们可以看到史料中留下的更多线索。《文选》所收《宣德皇后令》，在该书所收文书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文选》是梁昭明太子所编，大约是由于这道令书代表了梁朝建立的重要合法性来源。《文选》的作者都是文学大家，以皇帝、太后发布的诏令，也都标明了原始作者。这篇《宣德皇后令》的作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家任昉。任昉其人，当时是萧衍的记室参军，也是萧衍在禅代之际最重要的谋主之一。《梁书·任昉传》说“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结合《宣德皇后令》的作者署名，我们可以知道，齐梁禅代前后的文书，包括宣德太后的这些诏令，都是任昉制造出来的。这些文书，当然都不能代表王宝明自己的声音。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就这样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了。

当然提出问题只是研究的开始，要解决问题是很不容易的。王宝明其人，在史书中仅有200多字的传记，要还原她的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她的家世和婚姻对她人生的前半段有所了解。王宝明来自琅琊王氏，虽然不是最核心的房支，但她的祖父王韶之是辅佐刘裕完成晋宋禅代的重要人物，还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宋书》中也有专传。这在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高门里面，也算是数得着的人物。不过，到王宝明父亲一代，顶级高门的色彩就黯淡了很多。在当时的士族社会，近世的婚姻与仕宦，要比那些远祖或者说所谓“冢中枯骨”重要得多。王宝明的婚姻，其实是顶级高门下嫁暴贵的军功家族。我花了一些篇幅考证，指出王宝明结婚的时候，萧道成还不是刘宋的权臣，兰陵萧氏也远不是后来“王谢袁萧”并列的四大簪缨世家。这场婚姻的因缘，可能与王宝明的父亲与萧道成两人曾经一度在江夏王刘义恭太宰府共事有关。

王宝明嫁入萧家之后，特别是南齐建立之后，她的人生就与琅琊王氏关联不大了。彼时的王宝明，先是成为南郡王妃，再成为太子妃，丈夫、公公先后死去，她又变成皇太后。这些不断叠加到她身上的政治身份，也成为她日后被迫发布无数诏令的基础。正是她的丈夫、公公先后死去之后，在皇权的诱惑下，权臣迅速掌控权力，孤儿寡母成为被欺辱、被篡夺的对象。她的儿子萧昭业在位仅一年便被权臣萧鸾废杀。此后，她被迫成为权臣的政治工具。郁林王被杀，王宝明被迫以太后名义下令，声讨亲生儿子的罪行并宣布废黜之，为萧鸾的篡弑和后续的废立行为提供政治正当性。从郁林王到齐和帝，再到齐梁禅代，多次废立大事，均假借她的名义进行。南朝梁建立后，王宝明逊居于宫外。她又在梁朝生活了十一年，直到天监十一年（512）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梁朝给了她最后的尊荣，追谥她为文安皇后，并和丈夫合葬于崇安陵。王宝明从来都不是那种掌控朝政的女性，不过隆昌宫变以讫齐梁禅代，好几次惊心动魄的皇权更迭，她也确实居于权力争夺的漩涡中心，至少她的名号从未缺席过。

在小书的“缘起”部分，我将王宝明和北魏冯太后作了一些对比。这两位女性生活的年代基本重合，冯太后不过年长十余岁而已。继承冯太后事业的北魏孝文帝，又比王宝明年轻十余岁。两位女性未曾谋面，先后当了南北两个对立政权的太后，分居于南方的建康和北方的平城，命运却迥然相异。冯太后是上过中学历史教材的人物，也曾经真正推动北魏政局、奠定太和改制前期基础的掌舵者。王太后只是权臣篡权时利用的政治吉祥物，在政治生活中是彻底的失语者。不过，我读史料时发现，文明太后两次“临朝听政”，却从来没有“临朝称制”。文明太后发布的行政文书，也极少有被《魏书》等史料记载者。南朝的政治吉祥物文安太后，史书却明确记载她曾“临朝称制”。今存由她署名的诏令，也比文明太后多得多。我们不能忽略“临朝听政”和“临朝称制”的细微区别，因为这从制度上规定太后权力发生了质变。“听政”只是太后协助年幼的皇帝处理政务，在辅政的框架内，并不能代替皇帝发布诏制，不会直接挑战皇权正统。“制”本是皇帝命令的专称，太后“称制”意味着其命令具有皇帝诏制的效力。这意味着太后直接行使皇帝权力，所谓“临朝行天子事，断决万机”。王宝明的“称制”是其生命历程中最具政治实质的一步，标志着她在王朝更迭的瞬间，至少是名义上成为皇权转移程序中的关键“执行者”。

至于南北朝在太后、皇后形制上是否有很大差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体而言，魏晋南朝的皇太后制度严格遵循华夏礼制，其临朝或预政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她是先帝的皇后（嫡妻），代表着先帝的权威。皇帝生母若非先帝皇后，通常只能获得“皇太妃”等名号，很少有直接称“皇太后”的，也很难获得干预朝政的制度保证。曹魏建立时，曹丕就下达过禁止太后临朝的诏令，宣布“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及至南朝，刘裕也曾明确遗命“母后不烦临朝”。历朝皇帝以诏书的形式，从制度上限制了太后干政与外戚辅政的合法性。南齐文惠太子给儿子萧昭业娶妻，王俭提的建议也是“南郡王妃便为将来外戚，唯须高胄，不须强门。今何氏荫华族弱，实允外戚之义”。事实上，南朝也没有出现典型的太后、外戚干政现象。不过，在王朝频繁废立的动荡中，又不得不依赖代表先帝权威的“太后令”，来赋予政权更替的合法性。齐梁之际宣德太后“临朝称制”，实质上是依循权臣的意志进行的，是皇权转移程序中的工具。

北魏特别是北魏前期，皇太后、皇后的情况特别复杂。《魏书·皇后传》所记载的皇后，几乎每位皇帝都有两位。首先是皇帝的正妻。据史书记载，北魏立后有独特的“手铸金人”之制，成功者方能立为皇后，这应该是源于游牧部落的传统。北魏立后还需要“告于郊”（西郊祭天），也非华夏制度，应该是源自北族告立“可敦”（可汗之妻）的环节。这些迥异于华夏传统的制度，也让北族尊母传统或隐或现地影响北魏政治。除正妻之外，皇帝生母也可直接尊为太后，即便她生前并非皇后。北魏前期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太子生母皆被赐死，故一般都是追尊。太子的亲生母亲被赐死，往往由保母（乳母）抚养长大。皇帝即位后，为报答养育之恩，有时会尊保母为“保太后”，进而尊为“皇太后”。太武帝的保母窦氏、文成帝的乳母常氏均如此，形成了北魏独特的“保皇太后”现象。冯太后是北魏文成帝的正妻，但其皇太后的权力基础不仅仅在于先帝的嫡妻身份，还有虚拟的皇帝母亲身份，故《魏书》冯太后本传强调“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见诸《魏书》记载的冯太后与孝文帝关系，君臣间也多以“母子”为称。基于北魏特殊的背景，冯太后得以掌控朝政，也不完全依赖华夏文书行政制度。《魏书·皇后传》说，“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从这段文字来看，冯太后行使权力，更多是通过控制年幼的皇帝来达成的，而不是基于“临朝称制”这样的传统华夏制度。

九原岗北朝壁画

澎湃新闻：对于王宝明的历史书写，经历了被制造宫闱丑闻到尽量抹去的过程，具体是怎样的？也请结合何皇后和潘妃的故事，谈谈女性历史书写时的演绎层累。

郭硕：我在这本小书里面，提到过几位女性的“宫闱丑闻”。对王宝明所谓“丑闻”的记载的辨析，到底应该安置在书中的什么位置，我考虑了很久。如果去看最后的成书，会发现我将这段故事的辨析，放在了郁林王被杀和太后发布废立诏书两节的中间。这两件事的发生，只隔了一天。我为什么要在两件紧密相连事件的叙述中，似乎没来由地插入这样一节内容呢？我认为，针对宣德太后（也包括何皇后）的宫闱丑闻，并不是孤立的后妃个人私德记录，它更像是一整套“皇帝失德”的证据链，是用以解释萧鸾弑主、废立行为合法性的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些“丑闻”的建构与消失，就成为郁林王被萧鸾领兵闯入皇宫劫杀，再到太后下令废黜的关键环节。王宝明及其儿媳何皇后身上的大量“丑闻”，是为了论证郁林王是天性险恶而非教化所能改变的昏君，王宝明或何皇后个人的私德问题，只是证据链的一个环节而已。那么这些材料的搜集和准备，很大可能就源于政治斗争中的口述传播与文书操作。这个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萧鸾发动政变前夕，针对王宝明与何皇后的流言何以骤然密集，且与刘宋孝武帝、山阴公主父女俩的宫闱丑闻何以如此相似。因为这些二三十年前才发生的故事，本身足够离奇，特别是山阴公主放荡不羁的形象深入人心。何皇后名义上又是山阴公主的女儿，其“前车之鉴”无疑提供了现成的叙事模板。如何利用宋孝武帝和山阴公主现成的热度，萧鸾的谋士们自然深谙此道。

王宝明的丑闻被尽量抹去，也与这种政治逻辑相关。在以宣德太后名义发布的《废少帝为郁林王令》中，历数郁林王各种恶行与悖礼之举，其中就包括“二帝姬嫔，并充宠御”的乱伦之举，以及后宫“内外混漫，男女无别，丹屏之北，为酤鬻之所，青蒲之上，开桑中之肆”的混乱状态。太后令以先帝皇后、皇帝母亲的身份发出，等于从道德伦理的最高点，给“失德”的皇帝判处了政治死刑。王宝明作为太后令的发布者，其个人私德问题若被过多渲染，反而会削弱这份诏书的权威性。毕竟诏书的核心逻辑是“皇帝失德”，而太后以母仪天下之姿，正色立朝，其个人品行必须无可指摘，方能彰显废黜之举乃出于公义。因此，王宝明的“丑闻”在废立诏书颁布之后，便迅速从官方叙事中销声匿迹。王宝明的“丑闻”多见于北魏方面的记录，看起来不像是《南齐书》的史料缺失，而更像是萧鸾方面政治操作的结果。宣德太后必须从“失德太后”变成正义的道德裁判，才能让萧鸾的篡弑行为披上“拨乱反正”的外衣。

何皇后与潘妃的故事，则呈现出另一种层累形态。何皇后作为郁林王的皇后，其“秽闻”多与萧鸾废立的政治需要捆绑，而潘妃的记载则更多服务于东昏侯“失德”形象的塑造。两者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私人生活细节被刻意放大、编排，成为论证皇权更替合法性的叙事材料。在“层累演绎”的层面，潘妃的故事更具典型性。《南齐书》里记载的东昏侯，其昏暴行为是多方面的，潘妃的“罪行”只能算是东昏侯暴行里面的一个小插曲。到了《南史》里面，东昏侯的“失德”叙事，则几乎都以潘妃为轴心来展开。这就不能简单归因于服务禅代的政治需求了。《南史》对潘妃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主题单一，基本都是“红颜祸水”主题的叙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带有道德审判性质的记载，是将南齐灭亡的罪责，推给潘妃这个女性来承担。尽管如此，《南史》还是收录了潘妃“死而后已，义不受辱”的临终遗言，维持了她美丽而贞烈的形象。到司马温公那里，这些故事再一次被简化，被压缩定型为应该缢杀的“亡齐之物”。《南史》所见“（东昏侯）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的故事，后来也生成了“潘金莲”这个名号，逐渐变成历史上著名的“荡妇”标签。这与潘妃拒绝成为他人的妻妾“死而后已，义不受辱”的形象，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潘妃“红颜祸水”叙事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呈现出历史书写中“层累”的机制。史书的纂修是一个不断筛选、重组与再诠释的动态过程，每次重新书写都带有特定的政治语境与道德诉求，也带有史官自己的道德偏见。民众对潘妃这类美丽宫廷女性的好奇与想象，也加速了这些道德偏见的传播，无意中加深了这种“红颜祸水”的刻板印象。

此处或许还可以多说一点。在“宫闱丑闻”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直接否认《魏书》《南史》等史书记载的真实性，也不想写所谓的“翻案文章”。我们看到的，都是史家的一面之词，更原始的人证物证都已经消弭，我们又凭什么来“翻案”呢？我只是将这些故事置于结构性的背景中，去剖析它被选择、被传播、被消弭的逻辑。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说，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物形象的“制造过程”本身当作主题，而不是去追寻这种“被制造出来的形象”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宣德太后也好，何皇后也好，潘妃也好，她们在史书中的称号，从来不是她们的本名“王宝明”“何婧英”“潘玉儿”。叠加到她们身上的“太后”“皇后”“妃”之类名号，其实表示的是她们在这个王朝里的公共形象。或者说，这就是一个政治符号。史书从来不在意她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也不关心她们的所思所想，只在乎她们身上所带有的政治符号以及背后的象征意义。我们能够借助这些被筛选过的史料揭示的，只是政治权力或者道德偏见如何通过史书撰写之类的媒介，把这些曾经在这个世界活过的人们，包装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至于这些丑闻的编排为什么更容易在女性身上叠加，那当然也有结构性的原因。这也是我这本书所提到的，因为这些女性是“失语”的，是不可能为自己辩白的。

《失语的皇后：南齐权力嬗变中的个体生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9月

澎湃新闻：您在结语中评价王宝明“她甚至都没有被当作猎物，只是被猎手作为擦拭血迹的抹布”，何以有这样的评价？她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在哪里？是否有蛛丝马迹能看到她的情感面向？

郭硕：书中提到的“猎手/猎物”这对概念，其实是达琳·M.尤施卡（Darlene M. Juschka）在《性别符号学》一书中分析的核心符号机制之一。这个隐喻将男性气质与“猎手”（Hunter）、女性气质与“猎物”（Prey）进行系统性绑定，将文化建构的性别权力关系伪装成“自然法则”。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著名的成语，那就是“群雄逐鹿”。“雄”字有男性的意思，“鹿”就是猎物。史书记载东昏侯丢掉江山的征兆，就写为“天下将有逐鹿之事”。“群雄”是相互撕咬的猎手，“鹿”就是皇权背后的权力、财富和美人。我借用了尤施卡这对概念，意在揭示王宝明在政治博弈中的特殊位置。她不像潘妃、余妃那般有被胜利者垂涎的美色，亦不像北魏冯太后那般在政治场合中拥有主动作为的空间。这两种类型，恰好也是尤施卡提到的。潘妃、余妃被当作战利品分配或者杀死，属于典型的“猎物”；文明太后则代表着女性“越界”成为“猎手”，那么她就会被反转性别角色，被赋予雄性气质。这也是尤施卡所提到的，当某位女性“反转”性别角色成为猎手时，原有的“猎手/猎物”二分法并不会消失，因为该女性的行为会被编码为带负面色彩的男性气质，从而强化原有的性别规范。

王宝明显然不属于“猎手/猎物”中的任何一类。她的悲剧不仅仅在于被伤害。如果将她比作“猎物”，会隐含某种被动无辜的“受害者”叙事。南齐末年多次残酷的权力更迭，不管她是否愿意，她都是在场者、参与者，但也绝非“共谋者”。因为她的参与全都是被动的，是“太后”身份带来的，她本人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政治选择。权臣需要她这个“临朝称制”的太后来粉饰皇权更替的合法性，承担每一场血腥屠杀的责任。南齐王朝只有这样一位太后，她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停地被抬出来。“抹布”这个词，是从周星驰电影里获得的灵感。“抹布”的核心特质在于，它能够用来擦拭权力更迭中留下的血迹，随手可得，也可以随手丢掉。猎杀猎物的屠刀，经过抹布的擦拭之后，也再次变得闪闪发光。王宝明既不是权力斗争中的挥刀者，也不是被宰割、被屠杀的对象，身上却不可避免地沾满了鲜血。这大概就是王宝明最鲜明的特质。所以我还在书中强调，“这块抹布的存在，可以让流着血的屠刀，变成庙堂上高高供着的传国之宝斩蛇剑”。

您提到是否有蛛丝马迹能看到她的情感面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随意发挥想象，不能超出我们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基于“抹布”这个意象，进一步讨论王宝明在史书书写中的位置。正史对她个人生平的记载极为简略，我们看到她的名字，只是在每次皇权更替的关键时刻，她被抬出来发布一道又一道的诏令。史料的呈现方式本身，就印证了她在政治结构中的工具性。她不是作为“人”被史书记录的，而是作为皇权体系中的“制度性配件”被调用的。她以一种近乎机械性的配合演出粉饰权力，以她名义发布的诏令也是权臣身边的文士代写的，跟她本人毫无关系。因此，若想从史料的罅隙中捕捉她情感的蛛丝马迹，我们或许只能从那些诏令的措辞与颁布的时机中，去体察一丝极其微弱的痕迹。我在这本书的“缘起”部分提到，“诏令中那句‘未亡人不幸，骤此百罹，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或许真实地反映了她的心情，尽管这句话是由权臣的御用文人操刀代写的”。这些诏令的文字虽不是她自己写的，但操刀代写的文人，也是这些事情的亲历者。他们代太后立言，虽然首先反映的是权臣的意志，但也一定带有对太后处境的体察，或许也暗含了太后本人某种真实的悲戚。

另外一种观察路径，就是史官的评价。萧子显在《南齐书》中为王宝明所写的传末评语，只有八个字，即“文安废主，百忧已离”。这八个字，看似是史官对一位前朝太后一生际遇的盖棺定论，实则暗含了极为复杂的意蕴。“百忧已离”是化用《诗·兔爰》之句：“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这首诗的本意，是感慨自己出生时天下尚好，出生之后却遭遇无穷祸患，以至于只想长睡不醒、不再言语。结合王宝明的一生来看，这“百忧已离”四字，更像是萧子显对王宝明心境的细微观察。我们最多也只能从这些细微的缝隙中，去揣度一位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女性，其内心可能存在的悲戚与无奈。

澎湃新闻：如何处理史料不足的问题？精析史料的能力如何习得？

郭硕：最近有师友跟我开玩笑，说这本小书的写作，是“无米之炊”。写这本书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处理史料严重不足的问题。所谓“史料不足”，也不仅仅是简单的文献匮乏，还包括能够参照的原始史料很少。我们所能够利用的核心史料，无非就是《南齐书》以及《宋书》《梁书》这两部前后关涉的正史。唐人所修的《南史》，增加的有效史料有限，更多的是一些史料来源不明的逸闻故事。正史的史料，好处就是系统，难处就是有很多欲言又止的苦衷，更有许多对原始档案有意无意的删略筛选。侯旭东教授说“史书出，史料亡”，这是史书编纂被权力垄断之后的结果。热衷于编史的是历代统治者，目的在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这些记录者本身就是参与者，史书的目的是“殷鉴”而非“存真”，自然会成为带有明确政治目的或者某种道德评判标准的“塑造”。以涉及王宝明的史料为例，《南齐书》为她立传，却只保留了两百多字的生平记录，其中还包括籍贯家世、父祖官职、父母封赠之类不属于她自己的信息。史书流水账似地记载她嫁入萧家，何年何月封王妃、为太子妃、为皇太孙太妃、奉为皇太后、临朝称制之类的史事。从下令废郁林王到代为主持禅位这些被权臣操控的大事，在其本传中竟然也没有提到。她本人的情感、意志、日常，更是一概不录。她的名号，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本纪中。由于本传过于简略，本纪和她本人传记中的记载甚至不存在抵牾，看起来更像是完全无关的两个人，各自做的两种毫无关涉的事情。

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这种极为简略的史料写出了这本书。我个人的感觉是，史书虽然大体操纵了历史记忆，却无法完全抹去它试图掩盖的东西。被记录者的声音即便被扭曲、被利用、被嵌入敌对的叙事框架，仍然可能以某种方式残存下来，等待后人来发掘辨认。我自己感觉，书中对刘宋最后一位太后王贞风事迹的考证，应该算是一例对史料的处理比较到位的地方。在《宋书·后妃传》中，关于王贞风的记载极为简略。该传提到她身为宋明帝刘彧的皇后，在明帝荒淫无度、以裸妇取乐时，以扇遮面，一言不发，展现出刚正品格。这只是她作为“皇后”，表现出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一面。

真正让我深入追寻的，是该传中一句极不起眼的记载：“顺帝即位，齐王秉权，宗室刘晃、刘绰、卜伯兴等有异志，太后颇与相关。”这句话只提到三个人名，至于太后是如何“颇与相关”的，则完全不明所以。其中“卜伯兴”这个人，在《宋书》里面是没有太多记载的。具体来说，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只有不到二十个字：“直阁，领细仗主。顺帝升明元年，与袁粲同谋，伏诛。”这样的人，极易被阅读者忽略。不过，通过他的同谋“袁粲”可以发现，卜伯兴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着的，是王太后联合朝臣、方镇针对萧道成篡位的一次大规模反抗。《宋书·袁粲传》也提供了一份名单：“丹阳尹刘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蕴，太后兄子，素好武事，并虑不见容于齐王，皆与粲相结。将帅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彭文之、卜伯兴等，并与粲合。”这份名单里面，卜伯兴是地位最低的一位，排名也在最后，史书所见事迹也最简略。不过，通过卜伯兴的职官我们知道，他曾经是萧道成的部下，同时也是能够关通内外的禁军将领。进一步追索还可以发现，此次事件居中联络的核心人物，是王太后哥哥的儿子王蕴。这也是朝中和王太后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王蕴一共三次谋杀萧道成父子，联合了几乎所有能够争取的力量，除了联络手握重权的辅政大臣袁粲、刘秉，还策反了地方实力派、荆州刺史沈攸之。袁粲和沈攸之，是萧道成夺取帝位过程中遇到的两股最大的反抗势力，《宋书》和《南齐书》都有相当篇幅的记载。这两股势力的背后，都与王太后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其实史书也有一些暗示。沈攸之起兵，其家人妻妾都劝他“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沈攸之答复说，这是“太后令召己下都”，不惜以百口之家相付。《南齐书》也明确记载，王蕴因故途经巴陵，在此“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袁粲和沈攸之事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也确实对萧道成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仔细追寻史料中隐藏的信息，在史书中仅以“颇与相关”四字带过的王太后，我们甚至不会知道她曾经是萧道成称帝道路上如此关键的反抗力量。王太后死在南齐建立之后，不过死亡的时间相当敏感。时年四十四岁的她，死在萧道成完成禅位，并安置好“二王三恪”形象工程之后的第5天。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死的，因何而死。如果不是“卜伯兴”这个人名，我们也无从知道王贞风以弱女子之身，曾经参与策划过这样规模的反抗行动。在刘宋宗室纷纷被萧道成剪除的恐怖氛围中，一个深宫中的太后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判断，更是不惧死亡的勇气。王贞风的一抹光华，是值得我们在千年之后予以纪念的。

精析史料的能力如何习得，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发现史料文字背后的东西，或许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正如王贞风的本传只记载卜伯兴这个人名一样，这种“隐而不显”的记载方式，恰恰是史书编纂者处理敏感人物时惯用的手法。古人写史也好，作文也好，很多时候都是比较隐晦含蓄的。史书文字所见，往往只是事情的表面，故我们不能仅仅凭借字面意思来判断，还需要从史家的笔法中去寻找背后的深意。王贞风的例子表明，史家笔法中的“微言大义”，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来传达的。这并非孤例。在《宋书》《南齐书》的诸多篇章中，类似的隐晦记载亦不鲜见。我对《南齐书》的笔法印象特别深刻。《南齐书》记载的很多事情，萧子显都是亲历者，他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我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南齐书》对南齐宗室诸王被杀的记载，就很有特色。被齐明帝杀害的高武子孙，萧子显都说他们是“见害”或者“见杀”，并全部记载了他们的死亡年龄。被梁武帝杀害的齐明帝诸子，大都称“谋反，伏诛”，或者称“谋反，宣德太后令赐死”，也不提及他们死亡年龄。其实这些所谓的“谋反”者，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齐明帝和梁武帝诛杀宗室，连未成年的儿童都不放过，其残暴性几乎是一样的。萧子显在记载这些杀戮时区别对待，显然有为尊者讳的因素。因为齐明帝诸子被杀，主导者正是当朝皇帝梁武帝，萧子显不便也不敢直书其非。高武子孙之死，则系齐明帝所为，萧子显自己也差点被杀，故在记载时便无所顾忌，我们今天仍能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其惨烈程度。他记载萧锵被杀，乃是“高宗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还专门提到“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又记载萧烁被杀事，“铄不自安，至东府诣高宗还，谓左右曰：‘向录公见接慇懃，流连不能已，而貌有惭色，此必欲杀我。’三更中，兵至见害”。《南齐书·临贺王子岳传》又记载：“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这些细节记载，把萧鸾的虚伪和残忍刻画得入木三分。对梁武帝屠杀齐明帝子孙的行为，萧子显其实也不是冷漠视之。他把明帝诸子和文惠太子诸子放在一卷中，史臣赞语说“文惠二王，于嗟夭殇；明子七国，终亦衰亡”，实则互文见义，暗示这些可怜的青少年，被害的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他既不能直斥当朝皇帝梁武帝之非，又无法掩饰对屠杀无辜宗室这种暴行的憎恶，于是便在字里行间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缝隙。“见害”与“谋反”这两组词汇的差异，其实也埋藏着史家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生存智慧。齐明帝诸子中唯一逃亡北魏的萧宝夤，萧子显在其本传也笼统记载为“谋反诛”。萧宝夤无疑是逃亡到北魏去了，钱大昕就指出：“此云诛者，据梁人之词，以为宝夤已死，其在魏者伪也。”本传说萧宝夤被诛杀，是符合梁武帝的政治需要的。不过在《和帝纪》中，萧子显留下了一条明显矛盾的记载：“（中兴二年三月）辛丑，鄱阳王宝寅奔虏。”萧宝夤在本传“伏诛”，却在本纪“奔虏”了，可见萧子显还是巧妙保留了历史的真实。这种看似矛盾的缝隙，正是后世读者得以窥见史家真实态度的关键所在。萧子显的笔法，既要确保对前代历史的忠实记录，亦含有对当朝政治的一种无声抗辩。如果说我有什么方法的话，那可能是侧重于从史书编纂者的笔法入手，通过文本细读来还原史书细节背后的权力逻辑与个人处境。

河南邓县学庄出土南朝画像砖

澎湃新闻：您这本书和罗新教授《漫长的余生》在写作取向上有哪些不同之处？如何将“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

郭硕：我注意到这本小书有被读者拿来和罗新老师《漫长的余生》作比较。我的后记部分也提到了罗老师的这部名著，这是因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崔人杰、张志杰兄动了向我约稿的念头，应该就是从我们讨论《漫长的余生》开始的。我自知以我目前的学术水平，很难做得像罗老师那样好。我其实没有刻意模仿罗老师的写作，不过确实选取了一位宫廷女性来切入研究。这是由于十多年前参加点校本《南齐书》修订的缘故，我对王宝明的生平有浓郁的兴趣，也借助写修订长编的机会积累了一些史料。事实上，对我更早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唐长孺先生的研究。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唐长孺先生《〈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就给我们树立了以小人物的生命历程观照宏观制度的典范。唐先生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冰冷严酷的士家制度，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塑造乃至毁灭赵至这个普通人的真实过程。我写这本小书时，也侧重于把王宝明以及可作对比的王贞风乃至潘妃等人物放在具体的政治网络中，考察他们在权力夹缝中的生存处境，要么像王贞风一样试图反抗之后死去，要么像王宝明一样变成擦拭血迹的“抹布”而苟活。

将“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我觉得是罗新老师最近几部著作一以贯之的精神。这也是研究“预流”的一种表现。历史学从研究“帝王将相”转向“边缘人物”，本质是从民族国家精英政治史转向多元的社会、文化、身份与权力史研究。换言之，我们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变了，不再只问“谁夺取了天下”或者“谁推动了历史进步”这种成王败寇的问题，而是追问权力如何在每个人身上运作，普通人或弱者如何与社会互动，如何抵抗或者逃避统治，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怎样形成身份认同，怎样认识自己和世界这样的问题。无可否认，写普通人的历史，几乎都是建立在拥有原始史料的基础上。这方面，明清近代的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对于完全不见于正史的王钟儿，本书所涉绝大多数史料和史事都出自正史。我所讨论的人，也都是在正史里面找到的。在史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转换讨论的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界定为“以人为方法的历史研究”。我们首先可以尝试着做的，是不停留在给人写传记这个层次。传记以人为终点，具体操作往往落实在还原传主生平事迹的考证中。“以人为方法的历史研究”其实是以人为切入口，把人放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去讨论。我们希望以一个人或一个案例为棱镜，去回答更大的历史问题，而不是以还原传主一生为研究目的。我们所书写的历史上的生命个体，都曾经是在这个世界活过的人，他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具体的生活空间，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也会给人以反馈。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王宝明的家世，我们就可以回到六朝士族社会中去，借助王宝明观察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高门，他们得以立足社会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他们的生活空间是怎样的，他们的信仰世界又是怎样的，这些家族中的女性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这样，个人与他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互动，也就能够相对全面地呈现出来。

把“人”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个人觉得也不仅要“找到史料”，更要批判地分析史料如何被生产、谁在生产、为了什么目的生产。毕竟再原始的档案材料，诸如司法档案也好，审判记录也好，户籍文书也好，都是由代表着国家或者权力的精英主导之下生成的，天然就带有控制、审判、税收、教化等各种目的。西方学者的许多经典研究，都是从贯彻着权力意志的档案中，读出普通人的策略、适应与反抗。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出自官方授权的、完整系统的正史材料，也可以算作国家的权力档案。正史基本不会记载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的研究，也可以不必刻意去“找到普通人的声音”，而是批判地分析那些关于“人”的记录，并承认那些英雄人物成功背后的弱者，往往才是历史进程中失语的大部分。王宝明这个人物有其特殊性。她出自南朝顶级高门，嫁入萧家若干年后又成为南齐后宫里地位最高的女性。南齐后期几乎所有的皇权更替，都经历了由她发布的诏令。她不可能是普通人，但她显然是沉默失语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失语，并通过研究剖析造成她失语的结构性问题。如果可以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将史料中的片段性记载，置于南朝的时空脉络中加以连缀和阐释，在有限的史料缝隙中勾勒出具体的、曾经在这个世界活过的“人”的生命轨迹。

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