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首尔蚕室一带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区域之一，韩国第一高楼乐天世界塔矗立在此。
距离这座五百多米高的建筑直线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有一处被列为韩国史迹第101号的物件。
它是一块石碑，高五米有余，龟趺螭首，碑身刻着满、蒙、汉三种文字。
韩国人称之为“三田渡碑”，碑上刻的正式名称是“大清皇帝功德碑”。
这块碑立于1639年，记录的是朝鲜国王向清太宗皇太极臣服的过程。
380多年过去，它没有被销毁，仍然立在首尔的地面上。
这块碑的来历，要从38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说起。
1636 年冬，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称帝之后，亲率大军渡鸭绿江攻打朝鲜。朝鲜王朝的仁祖李倧得到消息，仓促退守汉城南面的南汉山城。
清军围城近五十天，城中粮草耗尽，仁祖几次派人向明朝求救，可远水救不了近火，援兵始终不至，他只能出城投降。
清军要求他在三田渡这个地方，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承认清朝为正朔，与明朝断绝往来，把两个儿子送进清朝做人质，还要称臣纳贡、在三田渡立碑，颂扬皇帝功德。
这段经历，朝鲜人称为 “丙子胡乱”。
朝鲜方面对这一要求的态度可以从立碑过程的拖延中看出来。
接到命令后，朝鲜并没有立即动工，拖到1638年清廷册封使前来催促，才不得不呈上碑文草稿。
几名大臣各自撰写一篇，有的称病，有的故意把文字写得艰涩难通，最终选定了李景奭所撰的一篇，经范文程过目后略作修改，于1639年十二月将碑立起。
碑文以朝鲜国王的口吻写成，其中有“小邦迷不知悟”之类的自贬之语，也有称颂皇太极“功德与造化同流”的句子。
这些话出自战败被逼之下的朝鲜文人之手，字面意思与实际心境之间的落差，不需要过多解释。
然而，碑立起来之后，围绕它的破坏与掩埋就没有停止过。
1640年，一些忠于明朝的朝鲜士人曾将阁外一块较小的碑石搥碎。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终结，朝鲜方面拆毁了迎接清朝使者的迎恩门，三田渡碑也被推翻。
日本人统治朝鲜之后，这块碑又有了新的变数。
日本人留着它碍眼，砸了又怕落人口实，索性把它放倒埋进土里，眼不见为净，碑在土里埋了多年，后来又被挖了出来。
可挖出来不等于想留住它。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大韩民国成立之后，政府里也有人觉得这碑是耻辱的象征，1956 年，主管文教的官员下令，再次把它埋回地下。
这块碑又一次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直到1963 年，汉城发洪水，冲开了埋碑的土，这块功德碑再次露了出来。
这一次，韩国人没有再把它埋回去。政府权衡再三，把它定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一直保存到今天。
如今这块碑立在蚕室一带的繁华地段，附近车水马龙，常有游客经过，碑身仍刻着那几行汉字。
一次次推倒、掩埋，却没有一次是将碑石彻底砸碎或熔毁。这个现象放在韩国近代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背景下，需要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石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证据。
丙子之役的结局、丁丑下城的仪式、朝鲜被迫与明朝断绝关系并改奉清朝正朔，这些事实在朝鲜官方实录和私人笔记中固然有记载。
但三田渡碑是清军主导、朝鲜被迫参与制作并树立在汉城近郊的实物。
碑文的内容虽然经过清方审核，却是朝鲜大臣撰写、朝鲜工匠刻立的。它同时承载了征服者的意志和被征服者的屈辱，任何一种单一的叙述都无法完全覆盖这块石头所包含的信息。
将碑石销毁，等于主动放弃一份由双方共同留下的物证。
后来的研究者能够通过对满文、汉文碑刻的比对和辨识，讨论当时文书形成的具体过程，恰恰是因为碑石本身还在。
再者，掩埋和推倒与销毁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别。
推倒石碑表达的是拒绝承认其正当性，掩埋表达的是不愿让它继续占据公共空间，两者的动作都指向对碑的否定，但都没有消除碑石作为物件的存在。
一旦将其砸碎，屈辱的物证固然消失了，与之伴随的那段历史也失去了一个可以被反复审视的实物。
韩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后期将三田渡碑指定为史迹并迁至现址加以管理，说明对待这份遗产的方式从“清除痕迹”转向了“留存物证”。
碑仍然在原地，但周围的环境已经彻底改变，旁边是摩天大楼、购物中心和游乐设施，石碑被铁栅栏围起，成为一个需要被说明和解释的对象。
这种安排本身就在提示观看者，耻辱不是靠消灭一件东西就能抹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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