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寒柏为何看不上启功？

经常看崔寒柏先生视频的人能够感觉到他对启功书法明显的不屑，认为启功先生笔法缺少鼓荡，是硬笔字，同时也认为启功先生对书法的认知浅薄，特别是对笔法与结字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

启功先生作为当代书坛的一面旗帜，德高望重，倍受崇敬，其书法更是被尊为“启功体”，因而崔寒柏先生的评价也刺痛了一些人的信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其实崔寒柏先生对启功先生批评的源头在于书法成为纯艺术以后，对实用性书法的抛弃和批判，这是书法发展必然要引发的冲突。

启功先生早年上过私塾，其学书正是从私塾开蒙，每日描红临帖，所习所成皆属典型的实用性教育，讲求端严工整，字如其课业。

他日后一生以文学与绘画为主业，于书法亦坚定地走在实用性线路上，以学问与笔墨互为表里，字为文用，笔为心役。

加上启功先生一生谨慎自持，养成了低调内敛的性情，这内敛的个性恰如其分地渗入笔端，凝成一种安稳而不易撼动的格调。

于是我们看到，启功先生的书法清秀、端庄、简洁、含蓄，没有任何夸张、纵情与奇肆之处，通篇静如止水，波澜不惊。所谓无鼓荡，非启功先生不能为，实为其刻意放弃，舍形取神，以静驭动。

欲解此中分际，须先明白 "鼓荡" 二字在笔法中的分量。鼓荡者，笔势之吞吐开合也，是运笔之际气脉的起伏律动，如江海之呼吸，如龙蛇之蜿蜒。

它依赖腕指的灵活与纸墨间的对抗，须经年累月的放纵方始养成，绝非描头画角所能企及。启功先生的静，恰是这种鼓荡的对立面。他将笔法收敛为一种近乎恒定的秩序，每一笔都在法度内安分运行，不见性情喷薄，亦无意外之趣。

这种取舍，于他的人格与学养而言浑然一体，于他眼中书法的本来使命而言，也自有一番道理。因为启功先生所理解的书法，终究是为人服务的学问，是承载文思、传布经义的载道之器。

既然笔墨不该喧宾夺主，字便当让人读得轻松、看得安稳。他追求的是恰到好处的平衡，而非动人心魄的极致，这与他的全部人生经验互为因果。最能见出这一分歧的，是两人对笔法与结字关系的态度。

启功先生有句名言，谓 "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又创所谓黄金律结字法，将字形结构推究到近乎几何的精确。在他看来，结字是书法的根本，笔法不过辅助之具。

崔寒柏先生却正相反。他坚信笔法才是书法的灵魂，结字只是笔势自然运行的结果，舍笔法而谈结字，无异于舍本逐末。笔在腕中，势由锋出，字形不过是运笔轨迹的凝固。这一重一轻之间，两人对书法的理解已截然分道。

启功先生的结字论，根植于他实用的书学观：字要端正，要易认，要在篇章中井然有序，故结构须先立规矩，再谈性情。

而崔寒柏先生的艺术论，则要求笔墨先有生命，结构随之而生，宁要倾仄之奇，不要方正之庸，宁要一瞬之真，不要恒久之稳。两相对照，实则是两种书法价值观的正面交锋，亦复是两种人格、两种时代精神的隔空碰撞。

而在这一碰撞里，崔寒柏先生并非单纯地站在对立面发难，他背后自有一套关于书法本质的完整主张，值得平心静气地审度。有人说他是当今书坛 "掀桌子的人"，这话虽有戏谑，却道中了要害。

他不肯安坐于书斋临摹古帖的皮相，而是竭力重现古人书写的真实状态，追摹笔毫与纸面接触那一瞬的原始生趣，让每一次运笔都保留当下的、不可复制的呼吸。

他用扎实到近乎苛刻的功底去引出艺术，让笔墨在规则的边缘游走，在失控与掌控之间反复试探。这使他迥异于当今一众以设计思维入书的 "艺术书法家"。后者重经营布置，匠心可寻而天趣难觅。

崔寒柏先生则重气势神采，使转纵横，全凭一股真气贯注。正因如此，在他的笔下，那支软毫才真正焕发出 "笔软则奇怪生焉" 的妙趣。蔡邕此语，本谓笔毫之柔，正能生无穷之变，崔寒柏先生仿佛将此理验证到了极处。

看他挥毫，笔锋时而凌厉如刀，时而缠绵若丝，一起一落之间，纸上便有烟云吞吐。这并非偶然的巧合。米芾以 "刷字" 自许，贵在直抒胸臆，不避锋棱，敢把笔势写到淋漓痛快。

崔寒柏先生不仅承袭了这一路的笔法，更继承了米芾敢写敢说的率真个性。他评书从不含糊其辞，既敢推许同道，也敢直言相左，这正是文人身上难得的一点锐气。性格决定笔下之气象，这在两位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分明。

启功先生一生谦和，温润如玉，下笔自然趋于内敛；崔寒柏先生则任情率性，锋芒外露，执笔不免纵逸奔放。不同的性情各成其美，却也各限其疆，彼此的书法因而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他们所处的时代文化，更是天差地别。启功先生生长于新旧交替之际，承续着旧学的余脉，视书法为士人之余事，须合乎礼度，不逾规矩。

崔寒柏先生则生于书法已然走向纯粹艺术的时代，笔墨不再是文字的附庸，而成为自我表达的直接载体。这两个时代对书法的寄望本就不同，一个重实用，一个重表现，一个求安定，一个求迸发。

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于同一议题，认知落差便不可避免。崔寒柏先生之看不上启功先生，与其说是对人，不如说是对一种已然过时的书法观念的反拨。在他眼中，书法若沦为实用的婢女，便失去作为独立艺术的尊严。

笔法若固守于实用性的牢笼，也就永远无法抵达那个更自由、更本真的境界。他所挑战的，与其说是启功先生个人，不如说是启功先生身后那一整套以实用为纲的书学传统。

理解了这一层，再看崔寒柏先生的种种批评，便不该简单斥之为轻慢。他指其笔法缺少鼓荡，是从笔势的丰沛与否立论；他议其对书法认知浅薄，是从艺术本位的立场发言。

两相对照，实则是两种书法价值观的正面交锋，各据其理，各是其是。何况崔寒柏先生的立论，并非凭空的高调。他以自己的笔墨为据，一笔一画皆是可见的证言。

观其书，确实鼓荡生风，奇趣横出，那 "笔软则奇怪生焉" 的境界在他腕下化作现实。有这样的实践作后盾，他的批评便显得掷地有声，不容轻忽。而启功先生的书法，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它以极度的克制成就了极度的纯净，以长久的含蓄养成了长久的端凝。在喧嚣浮动的当代书坛，这静如止水的一脉，恰如定海神针，为求变的潮流保留了理性与秩序的另一极。这场交锋并无对错可言，更无所谓高下。

启功先生以其端严含蓄，为书法提供了一种沉稳的典范，其功在于守成，在于将书法的规范之美推向极致；崔寒柏先生则以其纵逸生奇，为书法开辟了另一重天地，其功在于突破，在于唤醒笔墨中被压抑已久的野性。

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当代书坛的两极，一端是秩序，一端是自由，一端是温文，一端是磅礴。正因为有这般对立与张力，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才不至于僵化，才始终保有生生不息的活力，这恰恰是二人存在的价值所在。

崔寒柏先生的不屑，并不代表他是错的；启功先生的坚守，也不代表他就错了。他们只是两个不同时代各自孕育而出的书法佼佼者，各执一端，各尽其才，各自以一生的笔墨回应了各自时代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