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公布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名单里有一个名字,不在末尾。
何应钦。
他不是普通将领。抗战胜利时,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里,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就是他。
一个接受过日本投降的人,后来却被列为必须惩办的战犯。这个反差,才是何应钦一生最刺眼的地方。
一八九〇年,何应钦生在贵州兴义。
年轻时,他走出贵州,到日本学军事。辛亥革命后回国,几年辗转,等到黄埔军校创办,他成了战术总教官,又当教导第一团团长。
那时的黄埔,不只有蒋介石。
周恩来也在。
一九二五年东征,棉湖一带,陈炯明部来势很急。何应钦带教导第一团顶在前面,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都在指挥部里,局势一度很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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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压到近处。
这场仗打下来,黄埔学生军出了名,何应钦也跟着站稳了脚跟。
可黄埔给他的,不只是军功,还有一条越来越窄的路。
一九二七年以后,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从第一军军长,到军政部长,再到国民政府军事系统的要角,何应钦越走越高。黄埔系里,“蒋何”并称,不是白来的。
可越往上,手上的账也越重。
一九三五年前后,华北局势紧张,日本步步进逼,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身份,卷入对日妥协安排。
这笔账,许多人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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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扣在西安,南京一片慌乱。何应钦被推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动部队准备进攻西安,飞机还轰炸了西安附近地区。
桌上的命令一张张发出去。
可蒋介石本人还在西安。
打过去,打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也可能把蒋介石一起推到险境里。
这一下,何应钦在蒋介石心里的位置变了。
过去,他是黄埔嫡系,是军政系统的老搭档;从这以后,他更像一个随时可能借局势自保、甚至另起炉灶的人。
他没有倒蒋。
但蒋介石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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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
在这之前,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北移。随后,皖南新四军遭到围攻,叶挺被扣,项英、周子昆等遇难,新四军番号被取消。
《新华日报》上,周恩来写下那十六个字: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不是普通军事摩擦。
在中共方面看来,这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一刀。
何应钦的名字,也就从此更深地钉在这段历史里。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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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里,灯光照着两排桌椅。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字盖章后,由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把投降书送到受降席前。
何应钦坐在那里。
他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也是中国战区受降主官。
那一刻,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场面。
可受降之后,另一件事也很快被人记住:冈村宁次后来在上海被审,最后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判为无罪,释放回日本。
这个结果,刺痛了许多人。
日本战犯未受应有惩办,而内战又迅速压上来。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公布战犯名单,何应钦被列入其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第一条就是:
惩办战争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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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没有给何应钦留下什么体面退路。
不是谁递一封降书,就能把过去一笔勾销;也不是官做到多高,历史就会把账本合上。
一九四九年春,何应钦短暂出任行政院院长。
南京守不住了。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出南京消息,李宗仁、何应钦等人在人民解放军入城前离开南京。到了八月,何应钦去了台湾。
在台湾,他还有头衔。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顾问”这些名目听着不小,可真正的权力中心,已经不再属于他。
蒋介石没有公开把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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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何应钦心里明白,自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黄埔第二号人物。
他活得很长。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何应钦在台北去世,九十七岁。
从贵州山路,到黄埔操场;从棉湖战场,到南京受降席;从战犯名单,到台湾寓所,何应钦身上最重的一幕,不是某一次投降,也不是某一次失势。
是他一路都站在权力旁边,却始终没能逃过历史的清算。
南京受降礼堂的桌子还在,投降书的影像还在。
可那张战犯名单上,何应钦三个字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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