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昆明巫家坝机场，周养浩刚下飞机，便察觉到气氛不对。飞机没有得到燃油补给，机场人员也迟迟不肯放行。这个曾经掌握西南情报事务的军统少将，立刻脱下军装，拆掉袖口上的军衔标志，还把手枪交给机长处理。
他知道，局面已经变了。
周养浩原本准备飞往海南，再设法转赴台湾。可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后，机场已经被新政权控制。12月10日凌晨，公安人员以沈醉派人接应为名，诱使藏在候机室附近的周养浩露面。周养浩换了便装，仍没能逃脱，最终被当场捕获。
几乎同一时间，徐远举也在昆明落网。曾经被称为“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就这样以完全不同的姿态进入了同一座监狱。
有意思的是，沈醉虽然参加过卢汉起义，却没有立即获得信任。他交代了昆明一带的情报组织，还提供了不少潜伏人员的线索，但有关方面仍要核实他的具体作用。沈醉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最大的念头就是争取宽大处理。
“知道的情况，我全部交代。”
这句话，成为沈醉在狱中表现的一个缩影。与他相比，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他们熟悉审讯方式，也懂得怎样回避关键问题，往往话说了不少，真正涉及责任时却绕开不谈。
徐远举曾在重庆主持保密系统事务，参与逮捕和审讯地下人员。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还与多起惨案发生关联。面对审讯，他起初不断强调自己愿意为解放西藏、台湾出力，却不愿正面说明过去的具体罪责。
周养浩更为棘手。他出身法学，口才很好，熟悉军统内部运作，提审时常常摆出辩护者的姿态。审讯人员问及历史问题，他就从制度、命令和上级授权说起，试图把个人责任埋进复杂的组织关系里。
但有些事情，无法靠口才抹掉。
1949年9月5日，周养浩奉命前往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处理被关押的杨虎城一家。按照有关史料记载，他以蒋介石将召见杨虎城为由，将杨虎城、杨拯中、宋绮云、徐丽芳以及孩子“小萝卜头”等人带离囚禁地。随后，这些人被押往戴公祠遇害。
重庆解放前夕，周养浩还参与了对关押人员的处置。11月27日，白公馆、渣滓洞一带发生惨案，大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遭到杀害。周养浩是否亲自参与每一个环节，史料记载各有侧重，但他作为西南军统系统的重要成员，难以摆脱相应责任。
这也是他迟迟不肯彻底交代的原因。
监狱方面并非只采取强硬手段。为了查清国民党在西南留下的潜伏部署，管理人员采取了较为耐心的政策，允许战犯改善伙食，也让他们分批书写材料。陈赓曾过问这些人的改造情况，强调要执行党的政策，给他们留下认罪、悔过和交代问题的机会。
沈醉抓住了这个机会。周养浩却始终心存侥幸。
一次提审时，周养浩偶然看到一份涉及自身处理意见的材料，其中出现了“建议判处死刑”的字样。他又看到沈醉提供的部分材料，认为自己被捕与沈醉有关，回到监房后突然抄起板凳袭击沈醉。宋希濂及时阻拦，这场冲突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950年，周养浩等人被送往重庆白公馆关押。这里曾是军统关押和迫害革命者的场所，周养浩住进叶挺将军曾经待过的囚室，历史的反差格外刺眼。后来，他与沈醉、徐远举长期相处，关系才逐渐缓和。
时间拖得越久，周养浩越清楚，单靠狡辩很难改变处境。特别是其他战犯陆续获得宽大处理后，他开始改变策略，主动整理材料，交代部分罪行，甚至讲述了参与处理杨虎城一家的经过。
这种转变，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悔悟，有多少是为了争取出狱，旁人很难替他下结论。不过从他后来选择的道路看，求生的成分显然不轻。
1974年12月，毛泽东指示清理仍在押的国民党战犯。经过审查，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获释，周养浩也在其中。获得自由时，他领到生活费用，并被允许自行选择去向。
许多被特赦人员选择留在大陆，周养浩却申请前往台湾。他曾长期效忠蒋介石，也曾把台湾视为自己最后的归宿。没想到，台湾方面迟迟不愿接纳这批人员，蒋介石甚至担心其中存在新的政治安排。
等待没有结果。周养浩最终转赴美国投靠女儿，直到1990年去世。那个曾经在军统系统中精于算计、在狱中长期沉默的人，晚年并没有回到自己设想的地方。特赦给了他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他的选择，也暴露了那套旧关系在关键时刻究竟有多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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