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中摇摆的“厌世”诗人：夏多布里昂的三层世界

提起夏多布里昂，人们往往都知道他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者，但通常也仅限于此。在大学文学史课堂上，他的成就显然尚无法与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这类大师相提并论，甚至与跟他同一时期的人物像英国的雪莱、拜伦或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相比，他的作品和观念也相对不太广为人知。即便是文学专业的学生恐怕都很少真正去细究他的作品。个中缘由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很可能是人们深受过去的文学史家影响，给他贴上思想固执陈旧、醉心于宗教、与进步潮流为敌的标签，而他的风格又是那样时而情感泛滥、时而沉郁玄思、时而冗长乏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对当代喜爱各种新奇风格的大众读者而言并不讨喜。

可是，倘若我们剥离刻板的课堂印象，恐怕会发现一个全然陌生且鲜活的夏多布里昂，他不再以“文学史意义”是否重要、观念与风格“过时”与否这些评判标准呈现出来，这些标准也无法囊括、解释他。他的写作，也就是他的生命，是死亡与政治交织的产物，这两种必然性是他的磨难，也是塑造他的两股力量；他更借助政治的人生越过死亡，又借助文学的书写逾越政治的人生，最终抵达对永恒天国和诸多完善美好事物的终极一瞥。《墓畔回忆录》就是这两次逾越和多重维度造就的一座纪念碑，但它的内涵远为复杂，值得人们流连其中，摭拾吉光片羽。

从最为外在、表面的层面看，《墓畔回忆录》既是回忆录，又不是回忆录。可以说它重新定义了“回忆录”这种文体，把个人史这种极为具体的单个历史叙事变成了一种同时带有寓意解经色彩的、关于人类普遍状况的“理论”。它念兹在兹的问题是：人类何以总是很难建立起持久的善政良治，人类社会的状况何以总是呈现为混乱败坏的样子？

从更内在的层面看，《墓畔回忆录》是经由“死亡”的大规模重复而反思人应该怎样做才能暂时摆脱死亡的阴影不断的追击，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展示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相对自由的，即文学；另一条道路是更加被动的，人在其中要不断受其结构支配、牵制的，不自由的。前者是夏多布里昂自己选的，后者则是夏多布里昂从未怀有热情投身其中、在里面也是备受裹挟与折磨，最后好不容易摆脱掉的，宛如命运诅咒一般。夏多布里昂因此把人生视为这两种不同东西的组合，你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但你也无法完全摆脱另一种必然性命运的纠缠和拉扯，后者始终对人有一种阻碍、危险、框定、压制，有时会有好运，有时也会有厄运，如同在大海上漂泊的不确定性。人在世上谋生，就是这样一种既被牢牢限定，又不是死死钉牢的状态。在这种“人类状况”里，每个人的人生才显出具体的丰富、无限的潜能和悲喜的交织。

只是，夏多布里昂不会因此觉得人生是精彩起伏、多姿多彩因此格外迷人和值得留恋的，他反倒因此生出一种阴郁的“厌世”。这或许是由于他经历的足够多，冲击足够大，悲观对他而言不是活着的毒药，而是抵御种种恶行和恶习的防波堤，也是帮助他获取一种相对疏离与宁静的视角，因此免疫了狂热和激情的镜片，他由此得以一览那对眼前只有当下生活的常人并不开放的隐秘历史整体。“厌世”的底色是一种玄秘的知识，正如他在展望世界历史的未来时说道：“人算不如天算。”他据此告诫后来人不要对人性太乐观，也不要对历史太乐观，唯一恰当的做法是对至高的、不属于人世间的法则保持一种淡淡的、不执着渴望的希望，并且除此之外对其他一切地表事物都不贪恋、不渴求、无所希望。“厌世”，因此在夏多布里昂这里并不是悲观消极的，而是一种灵魂的防守、自我保存方式。

撰文｜李泽坤

《墓畔回忆录》

作者：[法]夏多布里昂

译者：程依荣 管筱明 王南方 罗仁携

版本：后浪文学｜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5年6月

不仅仅是回忆录

《墓畔回忆录》有四卷，算得上一部恢宏巨制，而且夏多布里昂本人明确把这部回忆录视为一座用记忆和文字搭建起来的哥特式教堂。他在几十年里断断续续、笔耕不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见缝插针，一砖一瓦地筑起了这座哥特式双塔圣殿，最终把自己的一生留存下来，供后人游览评说。

事实上，假如读者有心，会发现这并非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回忆录，而是包含着夏多布里昂一种宏大又精致的巧思：它是以回忆录为外壳造型的神学政治学理论。甚至，这部理论完全不采纳理论论述的语言、逻辑和结构，完全没有通常人们理解的理论的明晰性，而是读起来完全就是一部个人史，像日记、断片一样随感随写、流动不居、点到为止。可是，这部在情感和观念表达上极尽雕琢絮叨的个人史，同时却一点都不杂乱无章，而是有着一种超越理论的布局。或许这不能称为“理论的”，而毋宁说是“寓意的”。

第一卷“我的青年时代，及士兵和旅人生涯”，是这座大教堂的基座、中庭、大礼拜堂，而且一切后来往两翼延伸的廊柱、束柱、拱顶、薄墙、飞扶壁、五彩花窗、圣人雕像等等都已经悉数蕴藏在这部分中。第一卷里预留出来的这无数线头，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宏伟的穹顶，又从穹顶向外发散延展，自然形成了两座各自一层层向上堆叠的高耸钟楼，即第二卷“我的文学生涯”和第三卷“我的政治生涯”。第四卷“我的晚年生活，及对法国未来的思考”，则位于整座建筑的最高处，是那最后的、象征终末救赎节点的位置，即离有限生命的终点最近，同时也离无限永恒至高者最近的尖塔。只不过，切近是一回事，达到则是另一回事，因此这部回忆录的终点并不是天堂的极乐，而是坟墓中的宁静；不是与神同在的融入万丈金光，而是在晨曦阳光映衬下苍白而逐渐隐去的月光。

夏多布里昂（1768—1848），著名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阿达拉》《勒内》，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等。

用来构成这整座大教堂的核心元素或者说材料便是由无数具体的亲朋好友的死亡组成的“死”这件事，它是主题元素，也是构造力量，更是一再回旋的音符。围绕着死亡，涌现出了自我的审视，亲情与爱情等等的震颤，不同政治观念的彼此撞击和交缠，以文学为业的孤独信念与以政治为业的现实牵制两股自我塑造的力量，为了超越死亡而取道文学和政治两条道路却终究汇集到唯一一条道路，即信仰……这一切，都是密集的死亡经验的结果，也一点点雕刻出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记忆这座大教堂的每一处细节。

这座大教堂，正如夏多布里昂最后在第四卷末尾揭明的，其实是要向以后可能前来参观的读者宣示宇宙里的三大法则，即神的法则、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则是如何发展的。毋宁说，夏多布里昂虽然写的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同时却是在借助这种极为具体的方式阐述一种无限的理论，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神学－历史－人类学的政治学”。这套理论的中心不是历史，也不是宗教，也不是道德哲学或道德心理学，而是尚未完成的、危机四伏的人类政治。用夏多布里昂的话说，关于信仰的神的法则和关于慈善的道德法则本身已经发展成熟了，但从18世纪末法国政治剧变的大动荡中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法则却始终无法落实，这是因为人类既没有真正树立起明智的信仰，也还没有普遍地具备一定的道德。

人这种有限的动物总是无法完全贯彻前两种法则，因此第三种法则本身便无法完善。换言之，政治法则是建立在两种稳定状况同时在人群中广泛保持的基础上的：一种是对至高永恒事物持有稳定的纯正敬畏，另一种是对周围他人稳定持续地怀有善意、保持同情和给以援手，始终依善行事。人类政治之所以总是呈现出混乱，正是因为人在实行前两种法则的能力上根本有限，稍有懈怠人就会滑向恶。

人如何才能做到保持对正确之事的感知能力？看起来，人没有办法始终保持这样的感知力与判断力。而即便人具有了这种能力，更大的挑战则在于，如何有能力真正秉持着这一感知判断去贯穿幽暗乃至混乱不堪的生活世界？由此而来的，则是更大的两个问题：个体如何达到成熟的个人？群体如何达到成熟的民族？夏多布里昂以自己单个的个体这极为有限又极为丰富具体的人生为某种神圣“喻像”，其实也就是把人类整体的世界历史问题以个人史的形式表达出来，极大的无限整体也就蕴含在极渺小的有限个体身上。把自己视为一个在有限时空里作无限运动的“单子”，无限小的东西同时就是无限大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在西方思想里由来已久，而且在夏多布里昂这个时代，正是新兴的浪漫派最为典型的观念模式。

《阿达拉 勒内》

作者: [法]夏多布里昂

译者: 曹德明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回忆录是脆弱的必死者在时间紧迫感的驱使下不敢延误的做工。夏多布里昂穿透性地发现了回忆录文体的政治属性：在涉及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忆时，不同政治人的特质恰好借助一具具以截然不同方式迎接、应对必朽命运的身体凸显出来；而政治，就其最单纯内在的初始意义而言，恰恰意味着一代代必朽的人如何设计、造作一副尽量缓慢地老去的光辉身体，如何尽最大可能延缓那些老化、崩溃、腐烂的时刻到来的速度。换言之，政治是一门关于“拦阻”“防腐保鲜”和“维修”的有限技术：政治不是如同神似的创造万般造物、靠某几个短暂激烈的胜利时刻点石成金的天才奇迹，而是需要持续维护、防锈防腐的工匠技艺。

在这个发现中，夏多布里昂指出同为民主诞下的儿子，华盛顿比拿破仑更加谦卑，因此反而更值得崇敬：华盛顿更懂得人这种生物不得不依赖肉身存在的受限程度，相较之下，拿破仑则急于享受和滥用自己的光荣，如同享受转瞬即逝的青春，他效仿荷马史诗里的神灵们，企图迈四步就走到世界尽头，他匆忙地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各民族的大事记里，他心里只有自己最高、最强、最大。因此，“华盛顿的共和国留存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

《墓畔回忆录》在双重意义上是一种“阻挡”“延缓”：在个人史意义上，回忆录是一种尽量推迟个体死亡带来的寂灭的手段，人不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但有文字详述他的一生，他的一生也有无数文字的凭据，那么这个人还会一直被人知晓，除非哪天与他有关的一切文字都消失了；在政治体死亡的意义上，夏多布里昂用个人回忆录的寓意形式在提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即，既然政治体都是人造物，同样是必朽的，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推迟政治体的终末来临的那一时刻？

如果说他对前一个问题还是乐观的，因此孜孜不倦写下这许多文字，那么他对后一个问题，即便谈不上完全悲观，也是保持谦卑谨慎的：“历史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目前大家都看到的直接结果，另一个是大家一时看不到的未来的结果。这些结果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一些来自我们目光短浅的明智，另一些则是来自永世长存的明智。人算不如天算。”他心中真正在意的问题是政治何时可以为人性提供善的容器，因此他努力把自己的圣殿建得宏大一些、辉煌一些，但正如再宏伟的巴别塔也没有建成通天之日，人对个人和群体两方面终极善的追问，也只能是一种寓意神学的无解问题，无法成为一个完成了的理论体系。

“我的一生是不断地告别”：

逾越死亡的两种方式

1843年，就在克尔凯郭尔写下《恐惧与战栗》的那年，夏多布里昂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再生活五年，他提笔写道：“我在这部回忆录中提到过的人几乎都死了；我手上拿着的是一本死者的姓名录。再过几年，我这个被迫记录死者的人，将把我自己记录在亡人登记簿上，谁都不会遗漏。”死亡似乎成了活着的主题。任何一个生活里的细节、一个不起眼的想法都会勾起他对死亡的思考，他意识到死亡是人类最根本的限制，同时也是人类最普遍必然的特征。界限本身就是内容，所以死并不纯然是一桩坏事、一种恶的发动、一个吞噬人的空洞深渊，它同时还是比活着更好的东西，是宁静和解脱，是一种人们迟迟不愿承认和面对的至福。死对夏多布里昂散发着诱惑：

“我想象在偏远的小屋中死去的牧人，然后他被人埋葬在一个同样无名的公墓里。他来到这片土地上干什么呢？而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既然我始终是要走的，比起在重负下、冒着正午的炎热结束旅行，不如趁着早晨的清凉、及早到达目的地不是更好一些吗？”

蒙田援引西塞罗的话说过，研究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而幸福则要等死后方可定论。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莫如说正是为这两句话做了详尽注解，而这部他自己为死神建造的圣殿，一砖一瓦都在精细复现这一切。蒙田还说道，正因为死亡不可避免而且随时随地会降临，那么人们就不应该畏惧死亡，而是应该反其道行之，学会习惯死亡，心中常常想着死亡，把它看作一件平常事，时刻想象死的各种情形，而“对死亡的熟思也就是对自由的熟思。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谁真正懂得了失去生命不是件坏事，谁就能泰然对待生活中的任何事。”（《研究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卷二十，潘丽珍 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

《蒙田随笔全集》

作者: ［法国］米歇尔·德·蒙田

译者: 潘丽珍 等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2年1月

这自然可以被视为一种令人丧气的厌世，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讳谈死亡等一切阴冷事物时更是显得阴郁，但这种态度却仍不失为一种勇敢。死亡贯穿《墓畔回忆录》，由自己的此生想到自己的死，由自己的经历回忆起众多他人的死。加上这部回忆录是作者在漫长的空余时间里断断续续写的，当他显赫昂扬时便回忆起自己的潦倒困窘时刻，当他深受苦难煎熬时又会回忆起曾经的幸福时光，文字叙述与实际人生旅程总是这样错叠辉映，而这一切都笼罩在“对死亡的熟思”之下。正如人在得意时便须谨慎，而失意时也不必绝望，起起伏伏是人生常态，也是使人练习以平常心面对得失的机会。厌世，竟不再是一种消极态度，反倒成了人生的双重时间节奏得以同时存在的特殊魔药。对生命有限、人生多苦多难的意识促使夏多布里昂在意识层面把目光投向外在于现实世界的至高永恒的同时，也不知不觉把人生转向了政治这种生存方式。政治，成了人在必死有限的世界上面对死亡必将降临的结局时，充满内在丰满质感的一种存在方式。

无论死亡还是旅行，还是处于时间中对过去的回忆，它们都是不同的告别方式，告别亲朋、告别故土、告别童年、告别自己深深赞同的观念和社会结构、告别过去了的一切美好事物，而且人总是不得不告别，甚至遇见也是为了告别。世人总以为一切美妙的缘分是为了促成这样那样的幸福、快乐，殊不知你做某人的子女、你与某人互相成为朋友、某人做你的恋人、又有某人做你的子孙，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告别最终一定会到来，并持续到更久远的时间之外。告别是比相遇更加恒久的东西。因此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第一个且始终回响耳畔的主题是告别，而且主要是死亡这一告别形式。死亡的乐章极其华美宏大又环佩玎珰，是无处不在的穿堂清风，它的副歌则是政治和文学。

人必定会死，一切皆速朽，肉身朽坏之后何物可以留下供人认出你、品评你、不断谈论你、欣赏敬佩你，因此也就相当于时时复活你？在夏多布里昂看来，只有两样不朽方式——一曰政治行动，二曰文学写作。在《左传》里也有类似的看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一个儒者恐怕很难鄙夷夏多布里昂。只是，夏多布里昂认定无论是作为士兵和旅人的漫游生涯，还是作为写作者的文学生涯，还是在混乱时代涉入充斥诡谲多变天气的政治航海，对自己而言都是无可逃避的动荡命运。区别只在于，文学生涯取决于人自己，因此它相对自主且圆满；政治上则远非如此，夏多布里昂的政治人生是在成功的途中突然中断的，因为它取决于别人。他用塔西佗风格的笔调记录下从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到拿破仑流星般大放异彩又迅速消失，再到查理十世垮台这段危险航程，不怒不苦，但是略显酸涩，堪堪下咽。

他曾与政治有关。他已与政治无关。政治辜负了他，可他也不能责怪它。文学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他倚靠在文学身上，仰望着高不可及的夜星。他在政治里无足轻重，但他在写作中始终是自己的国王，文字也不会褫夺他的王号。

夏多布里昂从经验死亡想到如何越过死亡，命运给了他两件东西，政治是他卷在狂潮里被动习得的容器，他与之共舞，从无准备、不协调中逐渐塑造出自己生命的外在形状，即政治人夏多布里昂；文学是他用来抵御在那种必须被动适应的容器里诸多不适、扭曲、不协调、痛苦、疏离感、厌倦、孤独而造的天赋。没错，虽然他有此天赋，却是历经摧折才把这天赋最终造出来的，没有那个容器对他的扭、折、压、打就没有如此的文人夏多布里昂。一样没有经过选择，直接压给他，但最终也成就了他；另一样根本没得选，他有此才能，但假如没有善加利用也绝无可能成就另一个他。

出生本身其实是一场特殊的告别，只是意味着灵魂告别进入尘世历经凡胎肉身“劫数”之前的永恒世界，具有一副会成长、会衰老、会疼痛、会欢悦的肉身。出生是未经同意的告别天上，正如死亡也是无法自选的告别地上。所以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录第一个篇章里写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和自己的诞生时，就叹道：“我抵抗着，我厌恶人生。”“我已经预感我未来命运的苦难”——对有限此世人生乃是苦难的必然性不断展演的不断预感。

对人有限、必死的意识经常浮现出来，这形成了夏多布里昂那里始终存在的隐秘的痛苦，而对这种无边也无解的痛苦的解决，则朝向时间规定的现实之外。1821年在柏林时，刚出任大使的夏多布里昂回忆起曾经遇到一个在布列塔尼故乡田间地头挥镰收割的农夫，他意识到那农夫正在翻动的同时也是其坟墓的泥土，而他拿这种人生在世茫茫不断的忧思和必死的苦恼去请教幻想中的女神时，女神在他的思绪中把他带到尼罗河边，指给他看那些淹没在沙漠黄沙中的诸王的大金字塔，令他恍悟：世人都无法不朽，王侯将相葬在北邙山，平民百姓葬在乱坟岗，终究都是黄土一抔衰草枯杨在尘土满面的风中瑟缩着，既然如此，对真正的“福”的指望本来就不该在这个转瞬便崩塌朽败的现实世界里，而是在它外面。他忆起此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克尔凯郭尔以更强的旋律重新演奏了这一段思绪，把它铺展在《恐惧与战栗》里。

《恐惧与战栗》

作者：[丹麦]克尔凯郭尔（基尔克果）

译者：赵翔

版本：华夏出版社

2013年11月

文学家尝试言说不可言说之物便往往会抵达宗教，而政治家在行动的终极处历来总发现自己的无能，这是两种相似的通达方式。夏多布里昂兼具文人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因此他在双重维度上体认到这种不可能性。

此世没有任何一件事是靠得住的、值得指望的。人的指望在更高的地方，超越一切人类逃不脱的短暂性的永恒居所，但人依然要在这个日益朽坏的、充斥着被支配的不自由和被动性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许多种恶里找到一个可以暂居的位置，做出一些相对不那么痛苦的决定，尽量让自己的衰老、无能和丑陋来得晚一点、少一点。人不过是这样一种生物，仅此而已；但这也是个不轻的担子，需要一些适当的审时度势、决断力、行动力和他自己不了解的机运同时起作用。

对死后安宁的向往

是一种罪过吗？

施克莱（Judith N. Shklar，1928-1992）曾经认为“厌世”至少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自我厌恶的厌世者，情绪激烈地厌恶自己和所有人；第二种是爱讽刺的厌世者，这类人喜欢自己、肯定自己，热衷于发现人类的种种愚蠢、恶并享受对这些东西的描摹；第三种是自以为义的厌世者，他出于自己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某些重大事件后人性发生转折的洞察，对自己时代的人和当前的整个世界充满厌倦，觉得自己本来是更好的人，历史上过去或未来也存在一种比当下更好的人性，因此他腻烦透了，不想活在现在。

若按施克莱的划分，夏多布里昂正是第三种厌世者，只是他的愤世嫉俗更激烈也更隐蔽，因为他对未来完全不抱希望。他的希望在天上，在宗教的永恒，在过去的传统得到尊重、人人各安其位、超然无为且弱势的国王和忠心正派且无力彼此征伐兼并的封建贵族相安无事平衡着整个王国、精神世界里有所敬畏的良好风俗。但他恰好生在旧制度的末尾，亲眼看见君主们一个接一个的不堪大任、特权贵族们愚蠢的自私自利，这些人面对剧变的时代风气和愤恨激动的底层民众束手无策，一种更平庸无能的恶阻挡不了另一种更暴虐无节制的恶。假如夏多布里昂是个中国人，他一定是那种王朝末年的士大夫，是张岱、侯岐曾、史可法那样的人物，一面相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另一面又时时发现自己的性格、能力也存在诸多缺陷，“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却偏偏要让倒霉的我来负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

朱迪丝·N.施克莱（ Judith N. Shklar ， 1928-1992 ）美国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对法国和美国政治思想传统有精深研究，对约翰·罗尔斯、理查德·罗蒂等人产生过重要影响。

施克莱认为第三种厌世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的一种恶，很容易催生愤世嫉俗，人变成这样以后既有可能转向消极避世，更有可能转而向他认为败坏了的人性宣战，成为对他人实施迫害的动力。果真如此的话，夏多布里昂与罗伯斯庇尔之间的距离似乎比人们以为的要近得多。

厌世是不是思考过度的结果？死亡是否意味着消极？幸福与死亡是否无法共存？幸福可以抵消死亡的前景带来的痛苦吗？死亡的前景和尘世的混乱不正义究竟哪个更适合于趋利避害的普通人性？或者说，最常见的那类热衷于追求当下即刻各种欲望满足的世俗人类心性，更有可能承受、忍耐这两种痛苦状况中的哪一种？进而言之，这种忍耐力、承受力是一种能力，还是恰好一种无能？

除此之外，还有身体机能衰老带来的全新的东西：一切过去的幸福都将加剧衰老时感到失去这一切的痛苦，而且发现自己离年轻人越来越远，被年轻人抛弃、蔑视。对昔日美好的回忆增添了新的厌世维度。

人生本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活、谋生、追求各种目标、求取诸类满足，本来其实就是一种苦难，只是人们历来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不断粉饰它、装点它、为它安上种种高尚的或激起快感与期待的目的与结果。但是，从这样一种残酷冰冷的现实，却断然不可能得出人就应该否定这个世界、否定生活，甚至去自杀的结论。发现、理解人生的痛苦真相并不是为了说服人们都不要活着了，而是带来一种更高的目光：假如生活已经如此无趣、灰暗、难以忍受，那么我在一个如此逼仄挤压的时空处境中如何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使这一本来干瘪枯萎之物充盈饱胀起来？仅仅是口腹之欲的饱足、物质感官上的幸福享受，显然不能带来这一充盈，因为它还不需要人真正去探求自己。

迥异的人生，交错又分离，分离又交错。曾经的友人会陌路，完全陌生的人有朝一日会建立连接，而陌路的友人哪天或许又会重新会面，只是不知是重建友谊还是发生一场殊死决斗。所以，世间有如此多的活法，究竟哪一种更值得去过？又或者，追究这些里面晦涩难解的分别，本就是迂腐至极的？夏多布里昂或许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忆起他在人群达到沸腾高涨顶点时，反而陷入对这一切的极度厌倦和孤独中。

夏多布里昂无法断定这种厌世究竟是否属于一种罪过，但它指出了一种新的时代剧变发生后，人和他周遭充斥的一切都已经不再有可能斩钉截铁地区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事物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相互勾兑，甚至“彼此彼此”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如何有可能保持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的信仰？这是一个现代人随时会感到的尖锐问题，后来冷战时期著名的谍战小说家勒卡雷用他的系列间谍小说展现过同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之间的战斗并不在于敌我双方谁更高尚，而是双方同样低劣，那么我究竟为何战斗呢？”可是问完这个问题的人还是要继续投入战斗。

法国革命期间革命党与保王党间的战争，与其说是革命正义代表进步消灭特权阶层反动派，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人性中的同一种幽暗元素借助两种主张而自我怀疑、自我分裂、自我承受自我的拷问和煎熬。回忆录恰好是自我占据整个书写空间最大份额的一种文体，于是夏多布里昂在回忆中不断挑出这种怀疑。厌世与其说是一种罪过，不如说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敏感，但它必定不会带来答案——精神敏感者只有活在终日的不安与怀疑中，这是惩罚，也是奖赏，因为他看到的比常人更多。

说到底，记忆并非对死亡的抗拒逃脱，也不是一种另类的寻求不朽的方式，反而意味着从密集的死亡中激发起对自我更丰富维度的探寻。这里面就包括那种即便夏多布里昂本人也不热衷的，却又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政治生涯。换言之，记忆不是接近无限和不朽的高端技术，反而是有限者得以产生自我意识的途径。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属人的根本生活方式，因为有限者只有在政治的人生中才能最深刻地感知、体悟到死亡这一绝对界限，并且在死亡界限内明白自己为何必须保持谦逊、节制、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生活方式。

必死的人借助政治生活才有机会看清每个相异的个体在同一情境中作何选择、走向何种正义或不义，并最终如何善终或暴卒，去拥抱怎样高或者低的死亡。夏多布里昂述写记忆，却不是为了礼赞它，而是由此更加伤感于人类对世界的整体感知、理解、掌控感原来吸附在如此脆弱的东西上。他叹道：“啊！我们的悲哀！我们的生命是如此虚妄，它仅仅是我们的记忆的倒影。”这带有一种浓郁的巴洛克色彩，或者说阴郁感。死亡的不断发生构成了夏多布里昂终生频频接近政治的生活方式，他的政治生存也使他对死亡的理解更深。政治生命中的一个个死亡事件如同湍流里的礁石，标记了当人亲眼看着新世界、新时代的浑然整体踏着新天新地的鼓点把一座座散落乡间的旧式古堡和自由逸民生活碾碎成齑粉时的无望和厌倦。

在这条渐渐加深的长长影子里，是各类他所自幼熟识的人物的死亡编年史。这部死亡编年史记载了从“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安宁散居、旅行急速下坠到新世界的入口，那里是密集的死亡和恐怖。它记录了安宁的丧失，作者经历了这一切后的厌倦，以及他最终走向另一种真正永恒安宁的过程：“大概旧世界已经隐退，新世界就要诞生了吧。太阳将从万道晨曦中升起，但我将看不到了。我只能坐在墓旁；然后手拿耶稣十字架，勇敢地走进那永恒的宁静。”

夏多布里昂像。

从族谱上记述的光荣祖先受赐家族纹章那颇显反讽可笑的起源和不断曲折下行的家族树，家族历史文件里记载的历代祖先们的荒唐行径和死亡，转眼间写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的死法、堂兄弟的死法、童年玩伴的死法、再到与自己家常来往的父母的朋友的死法，这些旧制度下身份尊贵且带着具体鲜活人格的王公贵族、教士们，都在革命和内战的血腥风暴里以各异的非自然方式纷纷谢世，断头台、枪决、瘐毙……宛如秋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

回忆录里不经意间便在一大段往事回想中插进某个熟人的结局，仿佛一根根歪斜着随意散落插在寂静教堂后园潮湿泥土里的锈蚀十字架墓碑，作者在里面徘徊，影子越拉越长、光愈发黯淡，天阴雨湿声啾啾。内战、迫害和被迫害、被紧追不放世代不停地迫害，似乎是某一类人的宿命，或者说某一类土地的宿命，非自然死亡的血、伤痛和哀悼一代又一代汩汩地浸透了脚下的土地，这血与土里又诞下一代新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这种命运的重复循环很难不令人心生倦意。

美好友谊的圈子一个个形成又解体，友人亲朋一个个离去，夏多布里昂则不断从这些无休止的消散溃败里获得了一种极其深刻的对孤独的理解：“我是唯一参加这种热闹节庆活动，但又不分享节日欢乐的人”“我刚出生，就听见别人谈死”“人类关系中不可能的延续和永恒、我们身后深深的遗忘、这种侵占我们的坟墓而且延伸到我们的家庭的无法战胜的沉默，不断使我正视孤独的不可避免”。日常现实的速朽迫使人考虑如何直接面对死亡或早或晚但终归必然的来临，尽早具有一种越出到人类现实以外的视野，在他看来绝对是一种幸运的机缘。

然而外在永恒的视野在处理人到中年以后身边纷至沓来的生死事件时固然可以提供一种忧郁却可靠的信心，却无法帮人摆脱政治。死亡与政治是夏多布里昂人生的两大主题，而死亡又是深深嵌入政治的，正如政治总是在死亡渐次加深的影子下浮现出来的。他因此拥有两种视野，在混乱衰败的月下世界，政治是他的生存方式，人参与其中也被那旋涡玩弄，同时他在这旋涡里看清了自己的死亡、所有人的死亡，他带着忧伤和厌倦把目光抛向这一人类状况之外高不可及的天上。

旧世界隐退，新世界诞生，新的还要更新。星星和月亮的暗光已经淹没在东方晨曦的鱼肚白里，正午的烈日就要烤遍每个角落。好在一个老人可以不必在意这些了，他活在回忆里，也就是与众多亡灵作伴，终于可以完全无视这伟大的新世界和打了鸡血的舵手们了。

如果说厌世是一种错误或罪过，那么坟墓也是错误的，出生也是错误的。事实上，世界需要对它的热爱和礼赞，同样也需要对它的疏离和否定，任何一种都不应该挤占全部。如果说死亡的森然可怖和不可阻挡是第一层、底层最残酷的现实底色，文学历险和政治历险是第二层，两种属人的应对方式，各自以各自的方式失败，那么厌倦，或者说“厌世”，或者说对死后安宁的向往，就是更高的第三层。它不是回到第一层对死亡必然性的无奈接受，而是明白了自己的界限所在，并欣然发现其中并非恐怖或虚无，而是一种独属于玄秘知识的宁静。以人的有限能力，既不能建立稳定纯正的信仰，也无法时时保持稳定的慈善救助与同理心，那就更不可能抵达完善的政治。这样一个世界不知道那样一个世界里的宁静究竟为何物，而人只有坐在坟墓旁时，怀着不期待、无所拯救的微微死意，才大约有可能知晓那种宁静。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李泽坤；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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