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北京，杨尚昆接到北京卫戍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报告：当年他托人寻找的田政红，已经有了消息。这个名字，他记了许多年；名字背后，是一段发生在艰难岁月里的小小善意。
事情得从一册语录说起。杨尚昆结束长期隔离审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清点归还的私人物品，却发现那本《毛主席语录》不见了。书并非普通读物，里面夹着他曾经记下的一条线索：一位年轻战士的姓名和籍贯。
那名战士叫田政红，家乡在河北张家口一带。杨尚昆想找到他，不是为了公事，而是想当面说一声感谢。书丢了，具体住址也随之失去，只剩下一个名字和模糊的地名。
这份记挂，要从更早的日子说起。杨尚昆曾长期承担中央办公厅的日常工作，事务繁杂，既要协调会议，也要照应中南海里的许多具体安排。熟悉他的人记得，他忙起来常常顾不上休息，夜深后仍在处理文件。
可他并非只会埋头工作。中南海的孩子们常围着他，假期里，他也曾带孩子们到玉渊潭活动。大人之间的工作有规矩，孩子们眼中的杨尚昆，却是肯陪着玩、也愿意照看他们的“孩子王”。
这种性情，在困顿时更显得分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杨尚昆遭受审查，生活条件艰苦，身体也受到影响。营养不足时，他会出现头晕等不适，急需一点糖缓解。按当时的管理规定，周围人员与他交谈、接触都有严格限制。
一名年轻战士听见了他的请求。风险摆在眼前，他仍悄悄设法送去几颗糖。杨尚昆把糖收好，身体难受时才舍得取出一颗。东西不大，却让被困在孤独处境中的人感到，身边还有一份不带条件的体谅。
两人偶尔交谈。杨尚昆问过对方姓名和家乡，也表达过日后寻找他的愿望。田政红起初不愿留下线索，后来在再三请求下，才说出姓名与大致住处。杨尚昆把信息记在那本语录中，甚至分散写在不同页上，以免引起注意。
此后，田政红离开了原来的岗位，杨尚昆也被转移。两人再没见面。多年间，那本书始终没有找到，寻找工作也一度没有结果。对杨尚昆而言，难处不只是缺少地址，更在于他只记得对方叫田政红，来自张家口附近。
1981年，华北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杨尚昆赴现场观摩。演习于9月举行，参演部队规模很大。杨尚昆曾留意队伍中是否能碰见旧人，但要在众多人中认出一名多年未见的战士，几乎没有可能。那次观摩并未带来结果，寻找仍在继续。
1985年传来消息时，田政红已经复员回乡。他在家乡务农，后来为维持家用，到矿上烧锅炉，白天工作，晚上还要料理田地。妻子身体不好，家庭负担不轻，日子并不宽裕。
得知北京方面在找自己，田政红没有提出要求。他的想法很朴素：当年帮忙，只因觉得杨尚昆需要帮助，并不是为了日后得到回报。工作人员把这番话转告杨尚昆，他坚持请田政红来北京见面。
起初田政红不肯动身，担心离开工作会影响一家人的生计。工作人员与矿上沟通，说明此行不会让他丢掉工作，他才答应成行。见面时，杨尚昆认出了这位当年年轻的战士，也看见他手上的厚茧。
杨尚昆问他：“怎么不早点来找我？”田政红回答，自己能吃饱穿暖，不想添麻烦。听说他家中还有困难，杨尚昆又说：“有难处，应该告诉我。”几句家常话，隔着十多年时光，终于当面说开。
田政红在北京住了几天，惦记家里的妻子和工作，提出回去。杨尚昆挽留不住，便把一块戴了多年的手表送给他作纪念。田政红带着这份心意返回家乡；那册遗失的语录未必寻回，关于送糖人的牵挂，却终于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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