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冬，北京，周恩来把韩练成、冯白驹等人请到一起，席间看了一出京剧《三岔口》。台上几个人在黑暗中反复交手，天亮后才发现彼此并非真正的仇敌。陈毅后来借这个情节打趣说，这正像韩练成与冯白驹在海南的那段经历。
误会为何如此深？还得从1946年1月16日说起。
那天，韩练成率部前往石碌视察铁矿，车行至昌江一带时，遭到琼崖纵队第二支队伏击。随行人员不多，韩练成本人被压在倾覆的车体下，腰部受伤，身边人员也有伤亡和被俘。
这场意外，恰好发生在琼纵准备第二次谈判之际。消息传到冯白驹那里时，琼纵代表史丹已经动身。谁也无法判断，等着他的究竟是谈判桌，还是一场追究责任的审讯。
问题的根子，在于韩练成一直以两种身份活动。1945年9月，他奉命率国民党军第46军到海南，名义上负责接收日军投降、遣返俘虏和恢复秩序，实际任务却包括压制琼崖纵队。
但在此之前，他已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周恩来给他的意见很明确：利用手中的职权，尽量保护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同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能做多少做多少。
韩练成没有直接联络琼纵的秘密渠道，只能借助公开身份行事。他从被俘人员中挑选一名干部，转交信件给冯白驹，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琼纵内部对此并不乐观，史丹后来回忆，当时更像是把这看成一种政治姿态。
有意思的是，韩练成与史丹见面时，确实像换了一个人。公开场合，他态度强硬，要求琼纵统一军令、统一政令，接受改编。私下里，他又把史丹接到住处，吩咐警卫：“有人来找，就说我不在。”
这场秘密谈话中，韩练成提到自己曾参加北伐，并与周恩来有过联系。他劝琼纵尽量利用五指山一带隐蔽休整，减少在公路沿线活动，不要轻易破坏交通设施，以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
史丹听完没有表态。他无法确认韩练成是在试探，还是确实在设法保护琼纵。回去后，他把情况报告给冯白驹。冯白驹也很谨慎，提出下次谈判时要求韩练成提供电台，以此验证真伪，同时解决琼纵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问题。
偏偏此时发生了昌江伏击。
韩练成受伤后，第二次谈判仍未取消。史丹抵达海口，住进得胜沙路的侨安旅社，身边还被安排了一名负责照料起居的人员。第二天进入会场，他看到韩练成坐在沙发上，行动明显不便，周围军官个个神情严厉。
韩练成当众斥责：“你们不守信义，差点把我打死。”史丹也没有退让，双方一度针锋相对。这样的场面，既是军方情绪的真实流露，也有韩练成不得不做给部下看的成分。
会谈结束后，他又秘密接见史丹，请琼纵写一封道歉信，说明伏击属于误会。韩练成很清楚，自己此前对部下所做的工作，已经被这场伏击冲淡。部下有了“军长遇袭”这个理由，要求扩大军事行动便顺理成章。
史丹把这些情况带回去后，冯白驹仍未完全相信韩练成。对琼纵而言，海南是生死关头，宁可多一分戒备，也不能把全部希望押在一个身份复杂的国民党军长身上。于是，双方联系逐渐中断。
韩练成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蒋介石希望他在海南交出成绩，桂系背景又使他受到地方势力牵制。张发奎对他多有掣肘，何应钦、宋子文等人也先后关注海南局势。韩练成既要应付上级，又要防止第46军把局面推向失控。
1946年2月，他离开海南赴南京开会。其间，第46军对琼纵发动较大规模进攻，琼纵被迫向山区转移。韩练成返回后，借整编等理由设法减缓军事压力，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已经形成。
同年9月，韩练成被调离海南，前往华东战场。多年以后，董必武认为，他在海南确实利用个人影响和职权保护了琼崖党组织。史丹也承认，韩练成既要避免引起敌方怀疑，又要设法保持联系，处境极其困难。
只是这些内情，当时无法直接说清。韩练成越是公开强硬，私下的保护就越难被相信；琼纵越是谨慎试探，双方之间的隔阂便越难消除。1950年那场《三岔口》，台上灯灭之后，韩练成与冯白驹仍没有真正坐下来，把海南那段往事逐件讲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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