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不是税，凭什么要强制缴纳？

最近的两件事让我疑惑。

一是人社部副部长在公开场合表态，将利用大数据把没有参保的人员找出来，动员其参保；二是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社保缴费违法行为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明确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的，分三档可处欠缴数额1—3倍的罚款。同时再次明确，劳资双方私下签订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无效。

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建立社会保险的目的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一立法目的表明，社会保险具有鲜明的社会公共福利属性。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后就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反之，就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公共福利，或者权利受限。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保险的法律定性是“法定社会保险”，而非无偿福利。它同样具有商业保险产品的一般属性，是社会互助共济理念的产物，其中医保和工伤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更为明显。既然是保险产品中的一类，为什么不能自愿购买？我不购买，不享受保险权益，凭什么一定要强制征缴？

不仅我国对社会保险的征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主要发达国家对雇佣关系中的职工也普遍实行强制参保。强制的理由主要在于社会保险关乎公共利益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员工办理社保，各国都规定为企业单位的法定责任，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员工晚年丧失劳动能力后，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的社保从2019年起改由税务机关征缴。但社保不是税、费，国家的税、费不仅具有强制性，更具无偿性，征收时不会支付对价。社保不同，它不仅有对价，由于有国家财政补贴，在制度可持续、个人达到领取条件的前提下，整体上还具有溢价效应。在目前低存款利率时代，社保基金的复利水平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也会强化社保的溢价功能。理论上，公民缴纳一块钱的社保，退休时将获得远高于一块钱的回报。

虽然社保与其他商业保险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共性，但本质仍是缴费型保障产品，依理也应当遵循买卖自愿。当然，社会保险的“买卖”并非纯粹市场行为，其价格（费率）和产品（待遇）均由法律确定，个人并无议价空间——这本身也是它与商业保险的根本区别。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普遍强制征缴？强制征缴的权力来源是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许多重要决策，比如报什么课外班、到哪个小学就读、考哪所中学、高考填报什么志愿、找什么样的对象，很多时候来自父母的直接安排。在父母眼前，你永远是不懂事的孩子，本着为你着想的原则，一切都是“为你好”，替你安排，帮你作决定。这就是父爱正当性的逻辑基础。

不可否认，人性中普遍存在逐利与短视的倾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每月要扣掉几百块社保，如果公司不给自己办理社保，将理应上缴社保基金的款项折扣后直接支付给自己，确保当期收益、直接落袋为安，可能会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老了怎么办？不一定想这么远。这么多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一股脑推给社会，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于是政府替你决定。它假设你“短视”，用强制力把你年轻时的一部分收入，硬塞进一个你碰不到的口袋里，等你老了再还给你。这叫法律父爱主义——像家长一样，替你做一个你“将来会感谢自己”的选择。这是强制征缴的权力来源和逻辑基础。

但父爱主义的边界在哪里？父爱的公平性如何检验？

我国《社会保险法》只是对用人单位的征缴义务进行了强制规定，对灵活就业人员只是引导，并未规定必须强制缴纳。人社部副部长的讲话也只是讲通过大数据把未参保人员找出来，动员参保，并不会强制缴纳。

父爱主义的效果来自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来自民众对社保政策的信任。诚然，如果社保的溢价效应在每类人中都能平等地体现，是否既不需要通过大数据找人，更不需要进行动员？

龙生九子，总有一个自己最喜爱的。法律父爱主义是否也存在偏爱？

目前我国名义上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社保已经实现了并轨，为什么同样工龄、差不多的缴费基数，最后的养老金数额仍然会存在较大差异？这类差异在“中人”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毫无疑问，差距来源于制度设计。其中的视同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指数的规定，无疑是拉开差距的重要手段。

所谓视同缴费年限，是指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未实际参保前的工作年限，视同已经缴纳了社保。能够享受视同缴费年限政策规定的，只能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

而视同缴费指数则规定了视同缴费期间不同身份人员缴费的具体数额。不同类别的人员对国家的贡献不同，视同缴费期间的工资基数也自然不同，规定一个合理的视同缴费指数，客观反映各类群体视同缴费期间的缴费数额，是正当和必须的。按照视同缴费期间的工资基数推算缴费指数，无疑是相对公平的，但如此工作量巨大，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不过，依视同缴费期间的身份和当时工资基数决定缴费指数，理应是基本原则。目前并未依据视同期间的身份和当时的职级来推算决定，而是采用退休时的身份和职级来确定缴费指数。

如果退休时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则按退休时的职务职级对应的指数表确定视同缴费指数；如果是企业人员，则按各省规定的统一固定指数（通常在1.0—1.3之间，各省有差别）。这样造成机关事业单位视同缴费指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值，退休时工资高，其视同缴费指数也高。

以同年参加工作的机关人员为例，老张是科员退休，老李是处级退休，哪怕视同缴费年限期间两人都是科员，最终计算养老金数额时，视同缴费期间的过渡性养老金数额，老李要明显高于老张，更不用说企业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之间的养老金差距了。

父爱主义的正当性，最终要靠制度内部的公平性来检验。如果“父爱”在制度内部就存在偏爱，那么强制缴纳的说服力，就不能只靠“为你好”，而必须靠“对所有人一样好”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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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运艮，湖南洞口人，退役军人。曾在行政机关深耕一线执法十余载，具备扎实的行政执法实务经验；现执业于湖南勤人坡（长沙）律师事务所，专注办理经济合同纠纷、婚姻家事、劳动工伤、医疗损害等民商事案件。

来源：微信公众号「蒋运艮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