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密码”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6年

1931年的秋天，确实是一个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发生，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在这个秋天里骤然改变。时局发展极快，执政的国民党权力布局重新洗牌，党政要员都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以图在新的格局中占取有利地位。

执政的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因“约法之争”被蒋拘于南京的胡汉民获释至上海，重新成为舆论中心，一时天翻地覆。蒋介石为解脱困境，要重新拉拢胡汉民，遭胡断然拒绝。身体与心理均受重创的胡汉民如何在急剧变化的格局中规划自己的未来，不得而知，但肯定尚处于未定状态。

天算不如人算。根据上海和会决议在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因代表意见不合，演成武打戏，只得电促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回广州调解主持。胡汉民复电广州，以“宿病未愈，难遽离沪”推脱。广州的分裂愈演愈烈，孙科等率众出走而被迫休会。粤方派马超俊等人紧急赶到上海搬救兵。马超俊所持邓泽如等致胡汉民、汪精卫的信中称“亟盼两公速回广州，主持大会。如两公不及同时遄返，即乞推一人先回，设法补救，以维大计。”马超俊对当时情形有如下回忆：

十一月初旬，粤非常会议，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各方代表云集，而推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粤中同志认为非请素孚众望之本党支部元老胡汉民先生南下主持一切，不足以镇抚各方，安定大局。经非常会议决定，推我与覃理鸣（覃振——引者）同志为代表，敦请胡先生与汪兆铭联袂回粤。然汪另有私图，野心甚炽，我与覃理鸣再三向其陈说，均被拒绝，后约至胡宅共商结束粤局、安定后方办法，而此项工作，必须胡、汪两氏共同南下，始能达到；然后再北上坐镇中枢，以符精诚团结之本旨。汪氏无理由表示反对，竟放声大哭，其衷心似有不可告人之事。汪氏既不能回粤，我等乃苦劝胡先生南下。胡先生生性极坦率，他说：“我原不忍远离中枢，冀弥各方之妄动，以宁国本。一经南返，变幻滋多，恐再北上，即颇困难，而结束粤局，亦属棘手之工作，但为团结救国起见，任何牺牲，绝非所惜。”遂从我等所请。

胡汉民被置于矛盾的境地：去广州，则意味着公开表明放弃他的“中间”地位而卷入粤方的内讧，且远离了中央权力中心；但非常会议纯为援救胡汉民而起事，有“救命”之恩，也是自己的后方，如今“后院起火”，焉有坐视不管之理？他在众人劝说之下同意南下，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临行他为自己预留了后路，声明此行责任重大，如调解不成，他就去欧洲养病。

1931年11月25日清晨3点，胡汉民随马超俊等在已略带寒意的秋风中匆匆登上加拿大“皇后号”轮告别了上海，赴港转穗，同行者有其女胡木兰。“启程之际，杜月笙先生派来小火轮一艘，护送上船。”登船后，胡汉民曾赋诗一首，向汪精卫等人告别：

挥手出门去，慷慨杂悲恻；
将去行复止，欲吐语仍塞；

岂有事万难，而须喙三尺；
阿奴利火攻，同气重相迫；

尽瘁不足云，谗言交四国；
昨日杜陵翁，城南望城北；

天道纵难知，民劳愿小息；
相去一水间，如之何勿忆。

诗言志。“挥手出门去，慷慨杂悲恻；将去行复止，欲吐语仍塞”几句，反映出胡汉民离沪时的复杂心情。虽行前已意识到“一经南返，变幻滋多，恐再北上，即颇困难”，但胡汉民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与上海南京的诀别。这一次匆忙间决定的行程，如同船尾在水面上留下的绵绵不绝的浪花一样，在胡汉民的生涯中划下了一条分界线。“相去一水间”，成了胡汉民永远难忘的记忆。是日，早被誉为“党内元老”的胡汉民离53岁的生日尚有半个月，是中国人所谓的“知天命”之年。对于一个有全国抱负与影响的政治人物，正该是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但他的政治观念、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和身体状况均在悄无声息中改变着。后人不约而同地将胡汉民南下后的岁月称为“晚年”。

胡汉民回到广州，费尽心机，利用其身份与影响力终于调解粤四全大会的争端，此后又导演了逼迫蒋介石下野与推出孙科“责任内阁”的重头戏。一时，他又是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自1932年1月之后，胡汉民的消息逐渐从京沪的媒体中淡出，甚至在广东香港的报章中有关胡的消息也不多了。1949年后，大陆学术界对晚年胡汉民的研究甚少，台湾的相关资料中涉及其晚年时，亦多以“养疴香港”等语轻轻带过。

由于特殊的环境，一个曾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一段历史从历史记载中消失。胡汉民的晚年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与活动？生活状况如何？笔者1984年选定胡汉民晚年为硕士研究生论文题目的最初动机，并不奢望在学术上有多大的建树，只是希望能将胡晚年的活动线索整理清楚。当时面对的不仅是该课题研究成果的匮乏，更有资料分散与残缺的困难。经过努力，幸而达到预想，不仅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写作，且将胡晚年活动编成了“活动年表”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也得到肯定。

李新先生在1988年审读《胡汉民评传》手稿时，面嘱笔者要将研究深入下去，并当场在信笺列出了包括胡汉民与近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关系在内的一组题目，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笔者承应下来，将信笺珍藏，但内心深知，仅凭当时所能看到的资料，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胡汉民个人全宗”，根本无法完成李新先生的嘱托。此后，笔者虽留意寻访胡汉民资料，但所得的零星资料基本上只能印证已有的研究结论，不能予新研究以实质的支持。笔者只得一度放弃胡汉民研究，涉足其他课题。

1996－1997年，笔者获选为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行前，已通过杨天石研究员的论文了解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一批胡汉民的资料，内容较为丰富。但当在图书馆首次亲眼见到全部原件时，还是对其数量之庞大感到了震惊，继而是满心喜悦：胡汉民研究又可以继续下去，过去的许多困惑将得到解答。这批胡汉民在1931年至1936年间与他人的往来函电手稿不仅对研究胡汉民晚年具有重要的价值，完全可以修补关于胡汉民晚年的历史记忆，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国民党史的重要资料。

“往来函电稿”的“密码”

阅读“往来函电稿”并非易事。笔者遇到了几个难题：首先，手写字体的辨识。“往来函电稿”基本上是手写原件，至少有一百种以上的笔迹，相当一部分是草书，或自成一体，放浪不拘，潦草难辨。因而学习辨认不同笔迹字体成了一项必须的工作。通常情况下，有完整意思的句子尚可通过前后字句的提示加以猜测推定，对一些与胡汉民函电往来较频繁人的字迹，可通过不断揣摩对照，逐渐熟悉起来。但对其中的人名、地名一类，却无从猜起。因为字迹辨识所带来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阅读与录入工作。平均每星期只能录入一本。

其次，有些函电并非完整，有的更像便条，无收件人抬头与发件人落款、完整日期等函电的基本要件，在当时联络的两者之间有默契，一目了然，但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再次，排列顺序上有随意性，且一些多页长信，或有散失，缺头少尾，或粘贴错误，顺序颠倒。最后，所有函电稿均无标点。以上四点，已增加了阅读难度，使有些函电（主要是信函）宛若难以读通的“天书”。

然而，笔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并不是上列四项，而是许多函电稿因种种原因对所涉及的人物用了姓名、字、号之外的代号指称，十分难解。在此先举一例：

福兄大鉴

一鸣翁意对屐不必与门争先而用不即不离态度此是最合屐真解决民族大问题对我我自然乐受而不犹疑苟一面侵略一面歪缠我只可以此态度对之此间对肥屐已办到

二鸣翁意派出洋问题屐方自无疑问鹰方则常持绅士态度收效谅必甚渐惟种子不播则更无收效之可言如近日海人在港周旋事亦其一例但尚有小小过虑则经费问题殆不在少数而程公仔某所最忌又不能公开筹之此不能不要想吓

三咳翁事鸣翁云现拟执行部令行之免兄麻烦但不宜惊动翼记以免生枝节拟先找豹翁一签了事渠是常务看是否办到

四不孤覆鸣衣电云囗电奉悉两粤返剿共匪部队因某氏阻挠未能挺进启同志名义拟俟益能不日到邕再决定七日电

力　　九日

即使已不再需要去辨认字迹，省去了许多麻烦，相信在弄清楚其中的各种代号之前，没有多少人能读懂这封信，理解其意义，也不会知道写信人与收信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现在将信中所有使用的各种代号依次“破译”如下：“福兄”，系胡汉民；“鸣翁”，指萧佛成；“屐”，“屐方”，指日本；“门”，代蒋介石；“肥屐”，指土肥原贤二；“鹰方”，指英国；“程公仔”，指程天固；“某”，“豹翁”，代陈济棠；“咳翁”，指林云陔；“翼记”，指林翼中；“不孤”，指李宗仁；“衣”，系邹鲁；“力”，系陈融。

如果模拟将这些人名替换上述代号，再加以标点，则可知前信为1935年初陈融向胡汉民报告四件事，内容相当重要。第一件涉及两广对日本的态度问题，萧佛成建议不必与蒋介石争着亲近日本；第二件萧佛成建议考虑与英日等国建立联络；第三件林云陔的事（不知具体内容，似使陈融等感到挺麻烦）；第四件转述李宗仁电报，称军事行动受陈济棠牵制。信中反映出胡汉民等在反蒋运动处处受制于陈济棠之时，试图通过国际渠道寻找出路。

前信只有270字，涉及11人，两个国家，其中无一用真名实姓。可谓是一个运用代号的典型。“往来函电稿”的代号主要用于胡汉民与陈融、邹鲁、萧佛成等密友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的往来不仅数量大，占了全部“往来函电稿”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且透露出的信息最多而翔实，是“往来函电稿”中的精华部分。为了正确地解读，必须破译代号所指。否则，就会如读前面所引用的信一样，不但对其内容不知所云，甚至连来往双方是谁都弄不清楚。这是个艰难的挑战。笔者利用各种可能的线索，开足想象力，苦思冥想，终于破解出了绝大部分的代号。这些代号的寓意各不相同：有的如绰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有的则从历史上的典故（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典故）演化而来；有的是依据人物的某些身体特征；也有是从原名或字、号的谐音与字形变化而来；有的是借用历史上同姓（或同名）者（以文人为多）的字号；也有的是用了宅名、书房号。等等。

当然，笔者能力有限，完全靠猜测推理也难解决全部问题，有的则是根据多封信件互相参照，从用纸、笔迹、语气、讨论话题等各方面着手，前后对比，左右引证，最后找出了答案的，至于为何用此代号，则仍不知其所以然。下面的例子，代表了笔者推断的通常思路。

1933年6月间，萧佛成致胡汉民报告广东政情的信中，连续出现了“史大姑娘”、“史”、“大姑娘”、“史姑”、“史姑娘”等代号：

昨日史大姑娘与不哥（李宗仁——引者）在爵绅（陈济棠——引者）私邸作长时间之密谈，结果颇佳，反门（蒋介石——引者）问题已趋一致，所当讨论者，只在办法。关于财、械二项，爵绅满口答应愿作充量援助；至于政治及外交二项，则跛（陈铭枢——引者）踌躇，有待于先生之指示；至于时间问题，则史、爵两方均有待于准备周到之后。就表面观之，时局似有进展希望，所虑者，史、爵二人有无其他作用耳。……大姑娘及后人（白崇禧——引者）拟在二三天后亦赴港。现在省中各机关欢宴史、香（白崇禧——引者），礼颇隆重，故使小蒋（蒋光鼐——引者）眼红，若彼不知自重，必设法使其离省，瑟歌之意，在使门神与爵绅断绝敷衍之路径而已。……不哥深信史、爵确已一致，决无其他作用。

昨晚史姑与不孤、后人在爵绅私邸会商办法，其条件为不方起草交史姑娘修改者。据不言，史所修改较原案更彻底，如关于军事之组织，以三省攻守为基础，而以推倒独裁为目的，政治之改组以三省为结合，庶于政治及外交之运用得以实施，不落空言，及财政上如何互相援助。总之，以粤省为重心。不等认此等条件为极端满意，渠爵绅反不置可否，惟言俟与各军长及省主席商定云云。不聆此极为着急，诚恐爵一游夷，使史姑娘失望，则大事去矣。乃于今日乘雨向此间军政要人陈说，请对爵力劝其慨然接受史姑娘之提案。经定于今晚九时再在爵邸作一度会议，史拟于明日赴港，如行期再行电告。

昨晚爵召集其所属会议，讨论史姑娘所提出之条件。关于军事及政治各问题，皆依史议，至于三省之国防由粤方担任一节，爵大不为然，但其掌柜区某君则力劝爵答应，谓我若使史姑娘失望，她必专走门一路，为害甚多。不若慨允之，以安其心。但于文字上略为修改，如以尽量援助改为酌量之类。于是大致已商妥，惟未审史姑娘方面十分满意否。不言宣传方面对史之莅粤不妨略加以反对字眼，为他作掩护，使门不疑其（疑少“与”字——引者）我方发生密切恋爱也。现在史与爵正商议与门如何说话，以免露出马脚。以弟之观察，史在爵、门之间虽抱“择善而从”之心理，但经此次莅粤，受良好之空气感触，已决心覆门，所虑我方之爵绅能如季布之重然诺耳？……史拟搭二日轮由港赴沪之邮船，惟何日离省俟其确定日期，先行电告。

昨日弟特在中华通讯社放一烟幕弹，为史姑娘掩护。大概为抑杨白之消息，冀门不疑其有别恋，未知港报有登载此项消息否？此次史、爵能开诚相见，固属可喜，但若钩其真情，则无非如唐代藩镇之连横以自固，所谓“不侵不叛”主义，若谓其果抱有匡济时艰之志，则未之敢信。

萧佛成报告的主旨，是当时在广州进行的粤桂闽三省会商联合反蒋事。其中“不孤”指李宗仁，“爵绅”指陈济棠，“后人”指白崇禧，“门”指蒋介石。由各信的信息归纳可知，“史大姑娘”、“史”等为一位福建十九路军领袖人物的代号，但一时尚难断定是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中的哪一位。

由第一件中的“现在省中各机关欢宴史、香，礼颇隆重，故使小蒋眼红，若彼不知自重，必设法使其离省”推出，“小蒋”当指与“史”同行的闽方人士，通常是指蒋光鼐，如此，则可断定他并非“史大姑娘”。而同一时间陈融给胡汉民的报告中，又有陈济棠在会商中有意推脱，“要求跛再邀蔡来”，“跛则云，我策已定，蔡来不来无问题”等句，可知蔡廷锴当时并未到广州。排除了蒋光鼐、蔡廷锴后，则“史大姑娘”只应是代指陈铭枢。第一件中将提到陈济棠的秘谈对象时，“史”与“跛”交替使用，而“跛”正是陈融、胡汉民等用来代指陈铭枢的代号。再看第四件中有“此次史、爵能开诚相见，固属可喜”一句，查陈铭枢与陈济棠曾为争夺广东控制权而争斗结仇，“开诚相见”云云，当指此事。由此可以基本断定，“史大姑娘”、“史”等当是陈铭枢的代号。

再求证于相关资料，知陈铭枢于1933年6月曾偕蔡光鼐“第二次前往广州”，“讨论粤桂闽三省一起行动的问题”，且在会后到港见胡汉民。更从旁证明了“史大姑娘”指陈铭枢的推断。《红楼梦》中的人物史湘云被称“史大姑娘”，为什么如此称呼陈铭枢，却无从知晓，且同时期陈融等多是用“跛”来代指陈铭枢的。

以上对人物代号的推论、确定过程只是许多方法中较典型的。为破译“往来函电稿”中的代号，笔者费尽心机，每当悟出一个新的代号，就意味着更多地解读出“往来函电稿”中的信息，更深一层地了解其意义。这种比一般的考证、训诂更富挑战性的成功，心中的欢愉难以言表。杨天石研究员描述他破译了一些代号后，“有关函电的内容也就豁然贯通”，终于发现了“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秘密”，语气中充满着喜悦。可以说，破译代号是研究“往来函电稿”最基础的工作，不能成功地破译，就不会有本书的写作了。为了阅读方便，本文写作时，将对引文中已破译的人物代号以引者注的形式，标出其真实姓名。

作为“往来函电稿”的一个重要特征，众多代号给阅读带来的困难不言而喻。然而，一旦破译了它，它反过来又成了一种标记，为研究提供了某种便利。代号使用范围较小，它是胡汉民与最亲近的友人间特殊的话语系统，选取用代号，就是要限制阅读范围，防止信息外露。因此，函电中使用代号的多少，就成了辨别书写者与胡汉民亲疏关系、函电内容机密程度的标准之一。所有人物代号中，用于胡汉民与陈融的，基本上是他们之间的称呼或自称。而其他的，则多是他们提及别人时所用。

胡汉民等人为什么在函电中大量使用代号？列在答案首位的是要保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朝政复杂，辄以文字获罪的事例屡见不鲜，有些名位的人为避祸，函稿、记事多用隐晦语。胡汉民等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从事的秘密反蒋活动，处处受到监视，在香港与广州均有南京的特务，不得不防。而在反蒋集团内部，胡汉民等政客与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存芥蒂，背地里发些牢骚，也不能让陈济棠等人知道。他们不但在信中用代号指称其他人，也不停地更换自己的署名，甚至用了取意“知名不具”的“知名”，就是防止信落入他人之手。胡汉民等采取的保密措施还包括信阅完后即销毁。如胡汉民在一封详细讨论林云陔与陈济棠区别的信末，特别嘱咐陈融，“此书或与雨翁（林云陔——引者）阅后即付丙。”“丙”此处意为火，“付丙”即烧毁。在另一处，胡汉民还曾告诫陈融，“从前密码承用已久，宜即更换新者，请属人注意其旧日来往电稿，亦须分别存废，大抵以少存为佳，切盼留意。”要求他尽量将函电处理掉，“少存为佳”。

另一个能想到的答案是渲泄情绪。代号中间有些明显带有贬义甚至污蔑的色彩，如“门神”、“庆夫”、“跛”、“矮子”、“八字脚”、“某”等，均用于胡汉民等人反对的（不喜欢的）人或势力。他们长期的活动没有实际的成果，处处受制于人，郁闷之中，以辱骂对手来一解心头之恨，寻求平衡。胡汉民长期充任幕僚工作，平时个性好强，大权在握时论人严厉尖刻，此时已远离权力中枢，备受冷落，此时私下以代号称人，也是一种心理弥补。笔者在阅读过程中隐约感到，胡汉民与陈融在以代号称人时，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得意与愉悦。

最后的答案是文人习气。胡汉民等人精通诗书，文人习气甚重，保留着中国旧文人喜从典籍中寻找雅号自称与互称的习惯。胡汉民及友人多为广东人，不少代号还有明显的广东地方特色，如在人名加上“佬”、“仔”、“翁”之类后缀，而在人物姓或名后加“记”等后缀，则是一般广东人小店铺作坊的代名词。

破解众多的人物代号，是正确阅读、利用“往来函电稿”不可或缺的步骤。而能解开密码，进入胡汉民与密友间的特定话语系统，则对了解当时的环境与胡汉民等人的应对方法，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胡汉民的思维、写作习惯及内心世界均有莫大益处。（节选自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6年）

【目录】

绪　言

第一章　曲折的故事：“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由来与基本内容

第二章　胡汉民的人际网络：来往对象与通讯手段

第三章　在野与在朝：1931—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之研究

第四章　从攻击到拉拢：胡汉民对张学良策略的转变

第五章　“新国民党”研究

第六章　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19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

第七章　友乎？敌乎？：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

第八章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

第九章　从伍朝枢的说帖看南京政府内部关于实施对日绝交的讨论

结束语　有待继续开发的史料宝藏

附录一　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

附录二　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

参考文献与书目举要

后　记

再版后记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李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