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l的倒闭与企业忠诚的消亡

商业 | 熊彼特

超级巨星的才华令人着迷，但也充满危险。

一家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屹立于美国企业界顶峰的机构，几乎走到了尽头。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遭遇了一场堪称“银行挤兑”的危机。

危机始于上个月，当时一位顶尖的并购律师跳槽去了克雷瓦斯·斯韦恩·摩尔律师事务所。其他竞争对手开始在位于曼哈顿通用汽车大厦（Weil律师事务所总部所在地）外排队，试图挖走其律师。负责拯救Weil的合伙人委员会，无疑也因自身利益的挣扎而疲于奔命，最终未能阻止人才流失。原本要接任最高职位的合伙人决定放弃。并购谈判破裂。Weil律师事务所曾因安然和雷曼兄弟的破产案提供咨询而闻名，如今也聘请了破产律师，并准备逐步解散。律师事务所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就是办公椅和人才的总和。当人才开始流失时，末日也就不远了。

律师事务所倒闭并非史无前例。正如耶鲁大学的约翰·莫利所写，害怕成为破产合伙企业中最后一个合伙人，意味着脆弱的合伙企业可能会突然瓦解。然而，像Weil这样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却从未如此迅速地陷入困境。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Weil都是一家极其成功的企业：其合伙人平均年收入近600万美元。Weil律师从客户那里收取巨额费用的能力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今的超级律师们能够从自己的律所中榨取巨额利益，而当他们突然离职时，律所遭受的损失也随之而来。这种职业上的迅捷是十年前不可想象的——它标志着某种远比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都更为重要的东西的消亡。

20世纪的大规模裁员切断了普通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善意纽带。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获胜的回报仍然是在类似中世纪行会的机构中获得一份职业。投资银行、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是收入最高的选择。市场中的成功使个人摆脱了市场力量的束缚，为其职业生涯和社交生活提供了稳定的立足之地，使其能够加入俱乐部、董事会，甚至可能在中央公园附近的合作公寓楼里拥有一套公寓。

如今，这种精英集体主义几乎已不复存在。银行家们率先放弃了它。1999年，华尔街典型的合伙制公司高盛步其竞争对手的后尘，上市了。它的老板们仍然被称为合伙人，但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一些规模较小的并购咨询公司试图重建旧式的合伙制，但大多也选择上市，以便创始人套现。法律行业的集体主义倾向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其律所从未需要筹集资金。然而，市场最终也将它们吞噬。近年来，以资历而非业绩为薪酬基础的“固定薪酬”模式已被一种新的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模式下，顶尖律师可以自行定价，并且更容易地进出律所。一种类似于沉闷但保守的合作社的治理模式，已被一种更接近于商业化但缺乏人情味的公寓式企业模式所取代。

Weil是第一家因精英集体主义而走向衰落的大型律师事务所，但它不太可能是最后一家。很难说Weil本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做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注定了它的衰落。结果令人困惑：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行业巨头，任何一家都可能因为某个律师的离职而遭受重创。曾经的稳定机制——合伙制，如今却成了累赘。支付给个人的报酬，如果超过其从客户那里收取的费用，这并非鼓励合作，而是邀请他们离开。合伙人的名字不再代表共同的价值观，而只是日益高效的公司章程中体面的组成部分。忠诚无关紧要；历史，更是毫无价值。

法律行业经历雷曼兄弟倒闭后，律师事务所会是什么样子？律师们或许能在其他经济领域找到未来，在这些领域，精英群体已被精英个体所取代。这种现象在各个领域都显而易见，顶尖人才的价值远高于次要者：从足球运动员到程序员再到说唱歌手，莫不如此。以Citadel或Millennium这样的对冲基金为例。投资组合经理之间互不相干，鲜有交流。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竞争。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利润分成，以及大致的亏损程度会导致被解雇。跳槽到下一家公司轻而易举。从本质上讲，这些交易员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零工经济从业者。

任何一家主要价值来源于超级人才的公司，都应该对Weil的倒闭感到焦虑。秩序该如何重建？法律机制是存在的。金融行业会强制员工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有时甚至长达数年，以阻止他们离职（律师事务所从未采用过这种做法）。非法机制也存在。脱离黑手党，你的手指可能就会被砍掉。但最持久的纽带是文化纽带。在华尔街，犹太公司和新教公司之间的分歧曾经维系着这种纽带。如今，类似的联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硅谷有一个想法，尽管它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争夺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竞争是超级人才争夺战中最极端的例子；各公司经常被挖走顶尖研究人员。然而，这些前沿实验室几乎是当今唯一仍然保留着曾经主导一切的集体主义倾向的精英企业。这主要与人们对自身技术所带来的危险持有不同的信念体系有关。华尔街缺乏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