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10月31日，康有为抵达日本不久，便在东京会见了长期搜集中国情报的宗方小太郎。此时距离戊戌政变仅一个多月，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人已经遇害，康有为则从香港转赴日本，身份从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变成了清廷通缉的逃亡者。
这场会面之所以引人注意，并不只是因为康有为见了一个日本“中国通”，更在于两人谈话涉及了清廷内部的权力变化。康有为急于寻找外援，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推翻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换句话说，他已经不满足于在海外发表檄文，而是试图把政治斗争引向军事干预。
宗方小太郎并非普通外交人员。甲午战争前后，他长期在中国活动，对清朝官场、地方实力和各派人物都有较深了解。他看得很明白：康有为在国内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所谓各省响应，也远没有达到能够发动武装行动的程度。
据宗方小太郎当时的记录，康有为曾多次请求日本方面给予援助。宗方的回答颇有分寸：“日本政府不会轻易出兵，若时机成熟，也许会提供帮助。”这句话没有承诺，却留下了想象空间。对康有为而言，这是希望；对日本政客而言，则是观察清朝内乱、谋取利益的机会。
康有为为何如此急迫？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仅痛恨慈禧，也担心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声望迅速消散。只要能获得日本支持，再以“光绪帝复位”为旗号，便有可能重新成为海外反清力量的中心。这个设想很大胆，但它建立在一个关键判断之上：国内仍有大批官员和士绅愿意听命于他。
于是，康有为向宗方小太郎夸称，自己在国内拥有数量可观的支持者和武装力量，并得到张之洞、陈宝箴等地方大员的呼应。这样的说法未必全是凭空捏造，因为陈宝箴确实支持过维新，湖南也曾有南学会等组织。但南学会的规模，即便在声势较盛时，也不能等同于一支能够起兵作战的军队。
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早年对日本的态度并不简单。他曾设想中日之间加强政治合作，甚至谈到“合邦”一类主张。这种设想在当时就颇为激进，既暴露出他对日本明治改革的推崇，也说明他在民族危机与制度改革之间，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身上。
不过，康有为的言辞并没有真正说服宗方小太郎。日本方面需要的是清朝的虚实、各地官员的态度以及可以利用的机会，而不是替康有为承担推翻慈禧的风险。日本刚刚通过甲午战争取得巨大权益，没有必要为一个缺乏兵力的流亡政治人物贸然出兵。
1899年，宗方小太郎再次到中国，前往武汉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谈话的具体细节，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宗方确实有意了解张之洞对康有为及戊戌变法的真实看法。张之洞曾支持变法中的部分主张，却不赞成康有为以激烈方式挑战慈禧的权威，更不可能接受由日本军队介入清朝内政。
据相关记载，宗方把康有为在日本的言谈透露给张之洞后，张之洞十分不满。此事反映出一个现实：康有为在海外宣传的“各省响应”，与国内封疆大吏的实际态度相距甚远。张之洞可以批评朝廷，也可以主张整顿制度，却不会因此成为康有为的秘密军事盟友。
有一处流传甚广的材料，还需要特别辨析。有人把宗方小太郎关于中国局势的文字说成是写给裕仁天皇的意见，但裕仁直到1926年才即位，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明显不成立。相关文字即使确有其文，也应结合明治时期的政治背景核对，不能把后来的称谓直接套到早年的材料上。
日本政府最终没有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出兵。随着清廷方面展开交涉，日本也不愿因收留和支持康有为而过度刺激清政府，康有为在日本的活动空间逐渐缩小，随后转赴海外，在加拿大、檀香山等地联络华侨，筹建以保皇、勤王为旗号的政治组织。
康有为的这次求援，暴露了戊戌政变后海外维新派的两难处境：他们拥有道义上的号召力，却缺乏直接改变国内局势的军政资源；他们反对列强干涉，却又不得不向日本等国寻求支持。至于“日本出兵灭慈禧”这一说法，核心背景确有史料依据，但具体是否形成正式军事计划，则不能仅凭一则日记或后来的转述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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