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春，上海市政府三楼会议室，陈毅拿起签到簿时，目光在一串名字间停了下来。会场里坐着各界人士，讨论的是新上海建设的大事，可那个熟悉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
陈毅合上簿子，环视四周，沉声问工作人员：“肖纯锦先生来了吗？”
没人回答。陈毅的语气随即严厉起来：“他应该来的，马上了解情况。”
这句话传遍会场。许多人知道，肖纯锦曾在上海大同大学、诚明文学院任教，是颇有声望的教授，却不清楚他为何缺席。陈毅没有继续解释，直到座谈会结束，事情才逐渐传开。
要说两人的交情，得从1921年冬天说起。那时，陈毅还是一名留法学生代表。由于北洋政府驻法机构与法国当局交涉，百余名留学生被迫离开法国，陈毅等人回到上海后，立即向报馆投送文章，揭露遭遇。
青年教授肖纯锦读到报道后，专程前往留学生暂住的客栈。他与陈毅交谈数小时，很快看出这个年轻人有胆识、有主见，便提出资助陈毅到东南大学继续求学。
陈毅却婉拒了。此时的他还要返回四川，继续为被驱逐的留学生奔走。肖纯锦没有责怪，第二次登门时带来一百银元，请陈毅代表大家收下，作为维持活动的费用。
“这是大家的急用，不是给你个人的。”肖纯锦说。
陈毅沉默片刻，郑重接受了这笔钱。分别时，肖纯锦还赶到码头送行。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两人会在北京西山的中法大学再次相遇。
这所学校名义上接收被迫回国的留法学生，实际办学条件相当简陋。教师多由北京大学等校临时聘请，学生连日常伙食都要自行解决。肖纯锦前往授课后，常把陈毅、蔡和森等学生带回家中，让家人准备饭菜。
师生之间的情分，就这样落在一顿顿家常饭里。1925年陈毅毕业时，肖纯锦又劝他留在北京大学深造，甚至表示可以帮忙安排。
陈毅仍然摇头：“先生，我还是要回四川。”
肖纯锦并不知道，陈毅此时已经投身革命。临行前，他特意设宴为学生送别，并请李大钊作陪。那次告别之后，两人各自走上了不同道路。
真正让这段师生关系显出分量的，是1939年赣南谈判。当时，陈毅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准备转入抗日合作轨道，肖纯锦则受江西方面委派，担任谈判代表。
多年未见，师生二人在赣州重逢，却不能像普通故交那样寒暄。双方身份不同，谈判桌上的每句话都关系到部队安危。肖纯锦坚持以抗日大局为重，推动释放人员、停止围攻，并促成游击队改编参加抗战。
有意思的是，谈判结束后，国民党方面对结果颇为不满，认为肖纯锦让步过多。由于缺少有力证据，事情暂未扩大，但他在江西政界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担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部队粮食紧张，他冒险来到江西，找到当时负责粮食调配的肖纯锦。两人没有公开相认，而是把谈话安排在肖家，妻子程孝福在外面留意动静。
肖纯锦清楚，调粮给新四军绝非普通公务。一旦暴露，轻则丢掉职务，重则可能招来牢狱之灾。但他还是利用公文和地方粮政渠道，将德兴、浮梁、婺源等地的粮食转运出去，辗转送到新四军手中。
这件事后来被人察觉。肖纯锦虽未立即遭到严厉追究，却被逐渐排挤，最终离开江西。1946年，他来到上海，重新回到大学讲台，以教授身份生活。
所以，1953年那场座谈会，他本应是陈毅重点邀请的人。遗憾的是，肖纯锦当时并不在上海，而是早些时候被江西永新方面以“国民党省政府官员”等罪名拘押。地方办案人员并不了解他曾经帮助新四军的经历，事情一度十分危险。
肖夫人程孝福得知上海召开座谈会后，赶紧找到好友王造时。王造时听完经过，立即提醒她：“这件事不能耽搁，能救肖先生的，只有陈毅。”
程孝福当天赶到市政府。陈毅见到她，先扶她坐下，随后拿起电话联系江西方面，说明肖纯锦的身份和经历，要求立即核查，不能把有功之人当作普通嫌疑人员处理。
电话之后，陈毅又亲笔写下急信，请秘书立即送出。他对程孝福说：“师母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管到底。”
在上海方面交涉下，江西省委很快过问此案，永新地方随即重新核查。肖纯锦被释放后，地方人员向他说明情况并致歉，随后安排护送他返回上海。
火车抵达上海时，陈毅亲自到站迎接。师生二十多年间几度相逢，有客栈里的援手，有西山的饭桌，有赣州谈判，也有粮食转运和牢狱相救。后来，肖纯锦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68年，他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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