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在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地老天荒”的确切含义 | 专访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席梦茹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2023年初，陆庆屹从北京回到贵州独山，接替哥哥照护病重的父亲。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安详离世，他趴在父亲身上痛哭了一场。守灵的第一晚，独自坐在火盆边的陆庆屹听到从母亲屋中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是《何日君再来》。病重卧床的母亲，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和至爱之人做着最后的告别。隔年中秋节前后，母亲也离开了。曾经住着一家五口的老屋，逐渐空了下来。

很多人初识这个家庭，是通过2019年上映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对于陆庆屹来说，这部影片是一份献给年迈父母的礼物。他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家人，记录下独山小城中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图景，其中展露出来的不加修饰、饱满动人的家庭关系，激起很多人对于亲情和故乡的讨论，触动了万千观众的心。他的父母虽然不善言辞，但总是爱玩、爱闹、爱笑，对待人生的大事小事，偏能用达观的态度淡然处之，平静中承受着生命给予的馈赠与所有的失去。

如今，距离《四个春天》记录的最后一个春天已经过了十年，陆庆屹的身上有了一种被时间追赶的紧迫感。在接受界面文化的专访时，他谈及亲人离去后的生活与创作，表示最近几年自己总是在思考如何利用好余下的创作生命，借由自己的文字和影像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不久前，他的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出版。在书中，他以追忆式的口吻写起父亲和母亲在世时的过往人生，也再次回望曾莽撞、迷茫和美好的青少年岁月。他从记忆的长河中打捞出许多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也对父母和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感悟。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当告别真正到来

1991年夏天，陆庆屹的父母从独山出发，去往两个儿子所在的城市——北京，待了两个星期。他们在兄弟俩的带领下，在北京的各处游逛，同时用相机记录下一闪而逝的瞬间。

到了离别的那天，难过和不舍的情绪笼罩在众人心头。陆庆屹将旅行期间拍下的照片洗出时，发现其上显影的父母有着明显的衰老痕迹。“那天下午突然就意识到，他们会越来越老，然后终有一天会离开。”想到父母终有一日会离开的陆庆屹，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此后，他开始试着理解父母，并去共情他们曾经做出的选择。

三十多年后，当年一同到北京前来探望他的父母，已相继离世，而他“此前所担忧的一切，终于变成了明确而残酷的答案。”在母亲的告别仪式上，陆庆屹哭到失控，当场晕了过去，他怎么也想不通，曾经挤满五口人欢声笑语的老家，为何如今变得空空荡荡。“一个人明明活得那么明亮，有这么多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竟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他每每细想父母的人生，总是因遗憾而感到心痛。“这样热情、好奇、向往自由的生命，就被这几万人的小城，囊括了一生。生活的种种责任，燃尽了他们最好的年华。退休之后又遭遇家变，生命的灯火很快转弱，匆匆熄灭了。”

陆庆屹很早就与教物理的父亲谈过死亡，这个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略显沉重的话题。父亲认为，人归根结底不过是一团物质，生命结束只是意味着换了一种形态存在，“最终会变成山川大地”。这种观念与陆庆屹之前在藏地旅行时感受到的面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如出一辙。2019年6月的一天，他和同行的朋友在西藏一座古老的寺庙中闲逛，正好遇见一群信众在转山，这些人的脸上都显露出专注和虔诚的神情。陆庆屹起初并不理解这种行为，便扭头去问同行的藏族司机，对方脱口说出的答案让他至今印象深刻。司机师傅平静地谈起一种更加古老的、延续至今的生死观，“好像我们就有这个意识，就是人到了30岁以后，其实就过了生命中最旺盛的阶段，这时就已经开始为死亡做准备。”陆庆屹接受这种解释，但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分别时产生的痛苦。他对界面文化说，思念就像震荡后的余波，渐渐平静，却也可能因为一件旧物、一件小事而再次泛起。

失去亲人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陆庆屹会躲避到工作的世界中，整天整夜地剪辑，不然就是开会，或者与别人谈事。他甚至不愿打断思念，只是任由自己沉浮在情感的漩涡中。但他后来意识到，生活并不会自行停止，摆在自己面前的依然有大把光阴。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放下了过去的一些念想。小时候，他总想向父母证明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如今，这些动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比起能够证明自己，他开始更专注于一个问题：对于自己有限的生命来说，还能够做些什么？还能把什么做到更好？于是，从最初的影像创作，到后来的文字，他通过不断记录，让自身的乡愁能够安放，也得以在回望中找到一条归家的路。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从家庭到故乡

陆庆屹在上高中的年纪就离开了家乡，之后在广阔的社会上不断找寻着自己的位置。他当过矿工、踢过足球、画过画、在酒吧唱过歌，也做过广告公司职员，后来一度迷上摄影和写作，从此将创作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在世俗意义上，他坦言自己活成了“别人家的孩子”的反面，但父母却从未因此责备过他。他说：“爸妈认为，工作是生存的一种形式，只要孩子们开心快乐地活下去，有自己的价值便好。”

陆庆屹告诉界面文化，“父母总是抱持着宽容温厚的态度，怀着一颗对待他人的怜悯之心。”在这一方面，他受到的影响最深。他讲起一件未在书中写出的往事：从小学二年级左右，一直到高中离家，这将近十年的光阴中，家中一直会有亲朋好友家的孩子来借住，有时一住就是三四个。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宽裕，但父母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甚至有人拿钱来，也会将之退回去。父亲教这些孩子数理化，母亲教他们语文。家里床不够，陆庆屹就睡在沙发上，把床让给寄宿的孩子。他的父母始终相信，上学对于这些乡村出身的孩子们是一条摆脱困境的现实出路。对陆庆屹来说，父母的这些行为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他们在几十年生活中自然而然做出的选择。

他的父亲陆运坤是退休中学教师，寡言而温和，平日喜爱摆弄各种乐器、练习书法、摄影摄像。母亲李桂贤开朗爱笑，年轻时做过图书管理员，喜欢阅读、唱山歌。他们在年轻时下放到乡下，早时生活条件困苦，无法尽如人意，但他们从不抱怨，母亲常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因此李桂贤身上常有种天真的好奇心和顽强的生命力。住处所在之地格外荒凉，父母二人就从铁匠处借来两把大锤，在家后门外辟出两块平整的地，再不辞辛劳挑着担子从两里地之外一趟一趟运回黑泥，种上白菜、小葱等容易生长的蔬菜。对于陆庆屹来说，他也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慢慢习得了父母教给他的赞美和感恩生命的态度。“以前我叛逆的时候，觉得这世界对不起我。“后来这些都越来越不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自己不断靠近父母生命的本质，”对生命的态度，我觉得是越来越像了。”

所有具体的生活经验都构成了陆庆屹理解故乡的一部分。父母去世之后，他也曾有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去，“我不知道回去的意义在哪里。”但后来他才想明白，家里留下的旧物、仍在故乡生活的亲友，以及他熟悉的食物和人情，都没有随着父母的离去而消失，而他始终在想念那片山水。早在2012年，陆庆屹就在豆瓣网上传了一个相册，名叫《回家》，其中存放着春节回家时拍的家庭生活，还有老家的景象，基本上都是很日常的东西。成为家乡的旁观者之后，他有了新的视角去观望故乡的生活方式、人情、风物，也贪婪地将所有看到的一股脑记录下来。

图源：散文集《四个春天》插图

2007年，购入一台相机之后，陆庆屹回贵州待了几个月。在拍摄稻田的过程中，起伏的绿浪中突然冒出一个农民的身影，这让他一下子受到触动。“我是吃他们种的东西长大的，我跟他们是有联系的。”母亲很早就和陆庆屹说过类似的道理，但是直到亲眼目睹，他才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也是待在家乡的这段时间，他开始去菜市场拍摄一位打小就认识的卖菜老太太。得知他的来意后，老太太主动招呼其他人过来一起出镜。她们脸上的朴素笑容很有感染力，陆庆屹不由自主拿起相机，记录下她们买菜时的样子。对陆庆屹而言，因为有了和故乡的连接，他才不至于如无向之船始终漂泊在生活的河流上。如他在采访中所说，自己只是在慢慢调整与故乡的距离。

如今，陆庆屹经常怀念跟随父母去山里转悠的日子。他的家乡独山县坐落在贵州南部，城东郊外有一道凭空塌陷的峡谷，绵延几百里。进入峡口前有座小山坡，山坡顶上有一口池塘，池塘东南角裂开一道缝隙，有一股水线汩汩涌出。有一次父亲曾指着那道裂缝对他说：“就往那大河口过去，汇聚成一条河，再从山那边往东边走，经过贵州的三个县，进入柳江之后穿过广西，进入西江，最后从珠江口到大海。流到大海之后，它就可以流到全世界了。”

十几年之后，陆庆屹到广东肇庆出差，在一个空闲的下午，同事带着他往西江行驶，车窗正对的远处，出现一道铺满绿草和野花的长堤。等他们下车走上堤岸，眼前陡然出现一条宽阔的大江，往两侧望去茫然不知所终。他愣了愣，猛然想起多年前父亲站在贵州的小池塘旁说过的一番话，心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他意识到，从独山那个小池塘流出来的水，哪怕只有一滴，也远隔万水千山和自己相遇了。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记录，未完待续

在开始拍摄《四个春天》之后，陆庆屹发现：“当把生活用镜头框起来，去观察它，记录它会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情感在。”而这些细节过往都因处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下，而被忽视掉了。纪录片《四个春天》中有这样一幕，天井对面，母亲在缝纫，父亲在唱歌、打拍子。陆庆屹说：“我没忍心打扰这宁静，偷偷地拍下这张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定距离外，长久地凝视我的父母，我仿佛看到了‘地老天荒’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

记录始终是他观察生活的重要方式，但这条准则放到姐姐陆庆伟身上时，却暂时失灵了。陆庆屹一直想单独为姐姐创作出一篇作品，但囿于现实因素迟迟未能完成。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陆庆屹和姐姐关系最为亲近，他毫无保留地和姐姐交付心事，只听她一人的话，甚至有的时候父母想对他说的话也必须通过姐姐来传达。然而姐姐很早就离家求学，后来大学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姐弟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其实很有限。他了解姐姐在家时的样子，却不清楚她在学校和工作中经历了什么。

2014年，姐姐在结束与肺癌的斗争后去世，她生前的好友们从沈阳辗转赶到独山，为她守了一夜灵。陆庆屹告诉界面文化，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震动。他说，她不只是朋友多，而是“真挚”，从中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浓度。他想过去找这些人，补齐姐姐人生中的“拼图”，但发现早已和其中的不少人失去了联系。他也想专门为她创作一篇作品，但散文写起来同质性太强，很难容纳他想写的东西，于是便转向小说，只是他“没办法凭空虚构姐姐的人生。”如今，他仍然在继续创作，且计划筹备电影。他向界面文化解释道，纪录片要等待现实中的事情发生，但是虚构作品则可以处理现实中已经无法再拍摄的场景。

陆庆屹从小喜欢淋雨，六岁时贪玩在雨中奔跑，惹得原本等他的母亲也加入了这场热闹的追逐中。后来他在清华园，和友人寒松一起漫步在一起在如诗的春雨中漫步。他写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伞，喜欢上了雨点与我之间的缘分，它们经过那么漫长的行程，也许就是为了落在我身上。”

对他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不断经历、不断感受，而经历过的所有事物都可能像雨一样，在漫长的岁月之后重新落回他的身上。尽管记录不一定能挽回失去的事物，却能让身处其中的人停下来重新看一眼经历过的生活，不要患上《百年孤独》中梦魇一般的“失忆症”。他说：“人在生活中总是带着某种情绪漂流，而记录的意义，是偶尔在时光的河流中‘下一下锚’，让自己重新看见已经走过的路。”而记录下来的事物会如原野上摇曳的青草，“去抚慰那些未来需要面对的日和夜。”

图源：纪录片《四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