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主义阴影下走向成熟（1949-1966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一

作者： 布赖恩·J·彼得森（ Brian J. Peterson ）

译者： 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请关注我们，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一个上尉诞生了！”约瑟夫·桑博·韦德拉奥果（Joseph Sambo Ouedraogo）在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惊喜地喊道。这个消息迅速传开，家人很快聚集到亚科镇。约瑟夫作为一名殖民地卫兵被派驻于此，与妻子玛格丽特·金达（Marguerite Kinda）和两个女儿弗洛伦斯（Florence）、玛丽-德尼丝（Marie-Denise）共同生活。1949年12月21日，托马斯·伊西多尔·诺埃尔·韦德拉奥果（Thomas Isidore Noël Ouedraogo）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他便带着“上尉”这一昵称，预示着他非凡的领导才能。

亚科镇位于布基纳法索广阔的中部高原，与萨赫勒地区接壤。这里属于炎热的干草原气候，土壤贫瘠，干旱频发，生存条件艰苦。然而，这里的景色极为美丽，广袤的赭色平原点缀着金合欢树、猴面包树和乳木果树。纳坎贝河（Nakambé，即白沃尔特河）和纳济农河（Nazinon，即红沃尔特河）穿流而过，低矮的山脉与起伏的丘陵交错其间。亚科以南仅19公里处是基皮尔西山脉（Kipirsi range），这是布基纳法索的最高点。这里还有皮林皮库（Pilimpikou），一座神圣的山丘和洞穴，相传莫西人（Mossi）的祖先灵魂栖息于此。向东约50公里是特马（Téma），桑卡拉家族的故乡。

1949年12月，萨赫勒地区正值旱季中期，曾经翠绿的景色变得尘土飞扬、干涸贫瘠。收获之后，人们流动性增强，或从事贸易，或探亲访友，或安排婚姻，或寻找工作。事实上，在殖民统治下，这一地区是法国的劳动力储备地。法国殖民政府和邻国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的商业利益集团，依靠莫西族男性修建道路、桥梁和铁路，提供关键劳动力。

布基纳法索地图

这就是托马斯·桑卡拉在冬至日降临的世界。在家族口述传统中，他的出生带有象征意义。玛格丽特·金达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曾拜访当地一位法国牧师，向他倾诉自己渴望生一个儿子的强烈愿望。牧师向她讲述了《圣经》中撒母耳（Samuel）的故事，解释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Anna，希伯来语为Hannah）在生育孩子时历经艰难，最终通过祈祷得到上帝的回应，才得以怀孕并抚养儿子。玛格丽特决定效仿哈拿，禁食并祈祷了一个月。“我们的母亲去见了牧师，她虔诚地祈祷，用尽一切办法想要一个儿子，”长女弗洛伦斯·桑卡拉回忆说，“有很多迹象表明他的出生不同寻常，比如他的洗礼仪式。”他们的长子——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名叫约瑟夫，以使徒圣托马斯（Saint Thomas the Apostle）命名，并带有中间名伊西多尔（Isidore，希腊语意为“伊西斯（Isis，古埃及女神）的礼物”）和诺埃尔（Noël，法语意为“圣诞节”）——他的诞生充满象征意义和希望。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认为自己能在婴儿期存活下来纯属侥幸，正如他所说：“在我同年出生的1000个孩子中，有一半在头三个月就夭折了。我非常幸运地逃过了死亡，就像后来在非洲这里，我也幸运地没有死于疾病一样。”事实上，他出生时十分虚弱，玛格丽特（Marguerite）一度认为他无法存活。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男孩，并最终在一个已被殖民的国家里幸运地接受了教育。他出身于一个殖民地公务员家庭，因此相较于上沃尔特（Upper Volta）殖民地的广大农民群众，他拥有诸多优势。但在大多数方面，他的童年相当平凡。他有充满爱与支持的父母，没有经历过重大创伤。同为革命者的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曾观察到：“我们最初并不认为他就是后来被传颂的‘托马斯·桑卡拉’。如今人们对他的许多描述带有圣徒传记的色彩。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甚至还不是‘托马斯·桑卡拉’，而是叫托马斯·韦德拉奥果（Thomas Ouedraogo），只是一个来自加奥阿（Gaoua）的普通男孩。”

的确，直到青少年时期，桑卡拉才正式改姓韦德拉奥果，并且还背负着并非“纯种”莫西人（Mossi）的污名。姓氏的改变反映了政治联盟与氏族联姻的关系。韦德拉奥果——在莫尔语中意为“骏马”（stallion）——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根据莫西人的建国传说，女战士公主耶嫩加（Yennenga）征战无数，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韦德拉奥果，以纪念她心爱的战马。韦德拉奥果后来在12世纪建立了莫西王国。桑卡拉家族的血统可追溯至富尔贝人（Fulbé，或Peul），他们是几个世纪前迁至莫西领土的牧民，通过与莫西人、纳巴人（Naba）或特马人（Téma）联姻，接受莫西文化习俗，逐渐形成西尔米-莫西（Silmi-Mossi）族群，桑卡拉家族便是其中一员。托马斯·桑卡拉的叔叔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提供了以下口述历史：“我们都属于特马的桑卡拉氏族，是富尔贝人与莫西人的后裔，或者说是西尔米-莫西人。我们采用了桑加雷（Sangaré）这个名字。据说我们的祖先来自瓦苏鲁（Wasulu）的桑加雷人，事实上，瓦苏鲁有一条河名为桑卡拉尼河（Sankarani）。我们保留了这种身份认同，但随着在莫西人中生活，我们的富尔贝习俗和语言逐渐消失。通过联姻，我们进入特马的首领阶层，被视为韦德拉奥果家族的小兄弟。”

桑卡拉尼河是尼日尔河的一条支流。它从几内亚富塔贾隆高原向北流，穿越马里南部，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上游约40公里（25英里）处汇入尼日尔河。它是象牙海岸-几内亚和几内亚-马里边界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作为一个较小族群的成员，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对边缘化或少数群体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开始设想一种更多基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而非血统的国家身份形式。因此，让·齐格勒（Jean Ziegler）观察到：“桑卡拉既不是‘真正的莫西人’，也不是‘真正的富尔贝人’，他从小就被迫‘超越其原生群体的信念来定义自己’。”

1895年，莫西王国的政治命运发生变化，法国殖民征服拉开序幕。据斯金纳（Skinner）记载，法国迫使莫西统治者莫罗·纳巴（Moro Naba）沃博戈（Wobogo）投降，但国王拒绝签署条约。随后，得知法国军队正向瓦加杜古（Ouagadougou）进军，沃博戈逃往邻近的英属黄金海岸（British Gold Coast）寻求庇护。法国人迅速占领了沃博戈王位继承人西吉里（Sigiri）的宝座。征服完成后，该领土几乎立即被并入更大的上塞内加尔-尼日尔（Upper Senegal-Niger）殖民地。抵抗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包括1919年被称为上沃尔特-巴尼起义（Upper Volta-Bani revolt）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法属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的法国利益集团为争取更多劳动力而游说，促使法国于1932年解散上沃尔特，将其并入科特迪瓦。然而，这种镇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该殖民地于1947年重新组建。

在这一背景下，桑卡拉的父亲桑博（“约瑟夫”，Sambo “Joseph”）于1919年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是纳巴四个儿子中的次子。幼年时，桑博在特马（Téma）做过牧羊人。随着桑卡拉声名鹊起，有谣言称他是“莫西奴隶的儿子”。事实上，考虑到西非普遍存在的“典当”现象——即通过孩子的劳动换取信贷，桑博可能曾是纳巴的典当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纳巴为避免失去自己的名号，自愿让桑博参军，以韦德拉奥果（Ouedraogo）的名义服役。后来，桑博的未来家庭在殖民官僚记录中被登记为韦德拉奥果。

家族口述传统显示，桑博在法国被德国击败后的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待在一个红十字会营地，一位名叫玛丽-约瑟夫（Marie-Joseph）的天主教修女收留并劝化了他。“我们的父亲很幸运，被红十字会的护士带走了，”弗洛伦斯·桑卡拉（Florence Sankara）回忆说，“他在红十字会学到了一些医学知识。有一位特别的修女，玛丽-约瑟夫，后来给他取名为约瑟夫，并为他施洗。”当桑博·“约瑟夫”·韦德拉奥果带着新的基督教信仰返回家乡时，他发现战争期间的谷物征收、饥荒和流行病让民众饱受苦难，家庭成员也经历了艰难岁月，包括他的父亲。但约瑟夫与殖民政府建立了联系，在瓦加杜古担任殖民警卫和军事护士。作为对服务的奖励，退伍军人在就业上享有优先权。然而，他们发现自己不断流离失所，生活在当地社区的边缘。

在瓦加杜古，约瑟夫遇到了来自伦比拉（Loumbila）的天主教徒玛格丽特·金达（Marguerite Kinda），她的哥哥也是一名二战退伍军人。20世纪30年代初，金达被征召到瓦加杜古的圣母无原罪大教堂（Catholic Cathedral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工作。“在大教堂工作时，他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瓦伦丁-桑卡拉说，“工人们在那里待了几年，在他们的小社区里。那时他被带到教堂，成为了马克（Marc），是金达家族中第一个天主教徒。他于1950年去世，当时托马斯只有九个月大，所以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位祖父。”更广泛地说，天主教传教士早已在上沃尔特开展活动。首位正式受洗的天主教徒是著名的阿尔弗雷德·西蒙·迪班·基-泽尔博（Alfred Simon Diban Ki-Zerbo），他曾是奴隶，于1901年皈依天主教，并在殖民时期的上沃尔特成为重要天主教人物。他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在当地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天主教在上沃尔特殖民地扎根耗费了数十年，因为莫西酋长们抵制劝化努力。1948年，殖民地人口普查显示，在约400万人口中，仅有63600名天主教徒和523000名穆斯林。（大多数人信奉“传统”地方宗教，殖民官员认为这些宗教正在衰落，这是“组织良好且深入渗透的天主教传教团”的结果，据一份殖民报告称。）除瓦加杜古的白人神父代牧区外，还在瓦希古亚（Ouahigouya）、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和努纳（Nouna）新设了代牧区。每个代牧区负责向周边村庄和城镇传播传教站。他们通过采取对传统习俗包容的态度赢得皈依者，正如一位殖民官员报告：“白人神父们加强了传播天主教信仰的努力，而未严重损害当地习俗和传统……因此，在博博人中，面具佩戴并未被废除；我们仅建议他们在佩戴面具时，向神祈祷而非向图腾祈祷。”事实上，许多天主教皈依者保留了本土习俗和信仰，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也有相当多的仪式合作。随着时间推移，清真寺与教堂并肩而立，未引发争议，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通婚也颇为常见。桑卡拉的朋友杰曼·皮托伊帕（Germaine Pitroipa）在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描述了她的宗教成长经历：

即使是那些天主教徒，也保留着旧习俗。我的父亲皈依伊斯兰教并祈祷，但我的母亲保留了祖先习俗。我由叔叔施洗成为天主教徒，这对任何人都没造成困扰。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泛灵论者，而我是天主教徒。在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许多村庄既有清真寺也有教堂。在每个村庄，你都能看到村民继续举行祭祀活动。星期天我们去做弥撒，若逢穆斯林节日，我们与他们同庆。若是天主教节日，他们与我们同乐。若逢开斋节、宰牲节或其他穆斯林节日，我们就去他们家共庆。我们一起分享食物。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未被区分宗教。我们甚至未察觉宗教有别，我从未在村庄里见过因宗教引发的冲突。这不是问题。

21世纪的布基纳法索宗教分布情况，穆斯林占据了主流。但是在1940年代，情况与此截然不同。

约瑟夫（Joseph）与玛格丽特（Marguerite）在瓦加杜古（Ouagadougou）结婚后，于1944年搬到佐尔戈（Zorgo），几年后生下女儿弗洛伦斯（Florence）和玛丽-德尼丝（Marie-Denise）。但玛丽在出生后第一年患上细菌性脑膜炎。她是成千上万受此病影响的人之一。据殖民报告，1947-1948年间有13976例脑膜炎病例，死亡率达20%。尽管玛丽幸存下来，但她落下了残疾。即便如此，在托马斯（Thomas）幼年时，大多由玛丽照顾他。“玛丽是托马斯最亲近的人，宛如他的第二个母亲，”弗洛伦斯·桑卡拉（Florence Sankara）说，“她真正见证了他的童年。他们互相保护。”玛丽回忆，托马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孩，会帮她做些家务，如捡柴和提水，考虑到她的残疾，这些任务对她颇为艰难。

尽管在那个时代的非洲社会中并不常见，但桑卡拉成长于一个非典型的多代大家庭。作为一名常搬家并住在城镇的公务员之子，他与兄弟姐妹们与传统农村根源脱离了联系。此外，他们是在一个更大的穆斯林家庭中唯一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他们成长过程中没有祖父母，祖父母本可给他们讲述故事，传授村庄起源、神话和口述传统，因此他们的社会框架与莫西中心地带大不相同。他们的两位祖父均已去世，他们也从未见过外祖母。弗洛伦斯·桑卡拉回忆：“在我们的祖父母中，托马斯只略微认识我们的祖母拉马纳卡巴（Ralamanakaba）。她曾与我们的父亲桑博（Sambo）一起生活，直到桑博搬到坦吉（Tanguy）与她同住。”玛丽也解释说：“托马斯认识她，但没太多机会与她交谈。”这种与深厚农村根源及长辈的缺席，可能使桑卡拉更容易推动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在革命期间与所谓的封建主义决裂。

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期，莫西酋长领地与日益增长的反殖民政治家的影响力抗衡，例如来自科特迪瓦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Ivorian Félix Houphouët-Boigny）。乌弗埃-博瓦尼领导的非洲民主联盟（RDA）在1946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击败莫罗·纳巴（Moro Naba）支持的候选人。最终，莫西酋长成功向1946年访问瓦加杜古的法国总统文森特·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施压，支持上沃尔特在1947年获得单独领土地位。这次重建扩大了莫西酋长的权力，但新选举制度明显倾向于受教育的城市精英和公务员。莫西酋长主要在农村地区仍有影响力，农民向酋长寻求指导。在全球层面，冷战正降临非洲。在桑卡拉出生那年，中国革命爆发。另一方面，非洲殖民政府采用反共言论。在法国，共产党人被逐出政府，上沃尔特的冷战压力随之而来。在莫西主导的上沃尔特联盟在其政治斗争中利用这种修辞，在1949年殖民地首次总理事会选举中指责RDA“与共产党勾结”。这种“红色恐慌”策略将成为上沃尔特政治的持久特征。

在瓦加杜古待了七年后，约瑟夫被调往加奥阿（Gaoua）的殖民哨所担任军事护士。多年前，即1898年，法国在加奥阿建立了一个军事前哨站，位于俯瞰城镇的大山上。这一殖民地区是肥沃的农业区，旨在种植经济作物。但洛比人（Lobi people）激烈抵抗殖民征服。殖民当局通过扣押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人质，烧毁村庄和毁坏庄稼予以回应。该地区法国指挥官总结道：“要么他们明显屈服，要么庄稼被毁。这种方法极端，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国家最叛逆的角落，所有匪帮的避难所。”最终，这个“匪帮避难所”成为殖民地道路、桥梁和铁路的强迫劳工来源。但二战后，该地区重新成为反殖民抵抗据点，与科特迪瓦RDA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有联系，且靠近新独立的加纳。

然而，作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崇拜者，约瑟夫·桑卡拉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如他那一代许多殖民士兵一样，他支持与法国保持密切联系，对年轻左翼分子持谨慎态度，尽管他加入了RDA。这些年，法国军队及其非洲士兵在控制政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退伍军人担任殖民警卫和宪兵职务，被赋予“政治代理”任务，通过电台、报纸，尤其是流动电影单位监视左翼分子。亲法宣传针对所有殖民地的退伍军人和学童。然而，尽管非洲士兵常采取亲法立场，他们也受左翼分子影响。例如，当时主要政治人物丹尼尔·韦赞·库利巴利（Daniel Ouézine Coulibaly）——RDA在上沃尔特在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为退伍军人权利而战，并批评法国在战争中将非洲人用作对抗越南游击队的“雇佣军”。简言之，托马斯成长于一个退伍军人深受尊重和敬仰的环境，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化引发不同反应。

丹尼尔·韦赞·库利巴利是一位西非教师和政治领袖，在法属西非晚期殖民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他是非洲民主联盟（RDA）的创始活动家之一，也是早期非洲精英阶层的一员，倡导政治改革和在法国殖民体系内获得更大自治权。

桑卡拉的家庭和加奥阿的小社区是塑造他性格的重要熔炉。在军事模式下，约瑟夫培养孩子们服从和尊重他人。体罚是常态。托马斯内化了这种军事纪律意识。作为长子，他享有特权地位，被免除家务劳动，并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表达意见。这种社会地位赋予桑卡拉额外的自信甚至进取心。他被视为权威人物，被指定为兄弟姐妹中的天然领导者。

“我们是最大的家庭之一，最终有11个孩子。托马斯是长子，自然是领导者。他抚养我们，教育我们，是小孩子们的老师。父亲为学习、数学、语言、听写准备了黑板。托马斯站在黑板前教我们。甚至在吃饭前，他让我们洗手，然后他先吃，我们再跟着吃。大哥总是先开始，否则他会打你。这其中有秩序。但他正确地养育了我们。我们意识到他执行的规则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大家庭，他对我们来说几乎像家长。”

桑卡拉家的孩子在加奥阿（Gaoua）的军事营地及其独特亚文化环境中长大。这是一个小熔炉，他们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朱拉语（Dioula）是镇上通用语，成为桑卡拉家庭的主要语言，尽管孩子们从约瑟夫和玛格丽特那里学莫尔语（Moore）。很快，通过殖民教育，又加入法语。家庭高度多语言化，成员在朱拉语、莫尔语、法语，甚至一些洛比语（Lobi）和富尔富德语（Fulfuldé）间流畅切换。这种环境在桑卡拉身上塑造了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在国家层面远超地区（或族裔）层面。在学校和军队岁月里，他在具有社会、宗教和族裔交融特征的不同社区生活、学习和工作时，这种身份认同进一步强化。

作为加奥阿的孩子，他和兄弟姐妹们大多在户外度过时光，在山坡上玩耍，沿森林小径下山到镇上。这是一个紧密社区，军事家庭住在一排朴素房子里。约瑟夫的家庭是最先住进新砖房的人家，但没有电和室内管道。晚上，家里用煤气灯照明。最终，约瑟夫买了一台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一家人围坐收听殖民节目，主要是法国新闻和音乐。他们偶尔接触法国当局放映的电影。桑卡拉后来在革命期间利用了这些殖民时期的流动电影单位，正如朋友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殖民官员带来移动电影院，设屏幕露天放映。他们搭起帐篷，晚上放不同电影。先是在波（Pô），后来革命期间，托马斯开发了这个移动电影系统，他记得这是他小时候的事。”桑卡拉对电影的热爱是20世纪50年代法属西非更广泛电影热潮的一部分，随着中等教育系统扩展，年轻受益者涌向电影俱乐部和露天放映场，主看法语配音的美国电影。上沃尔特当地观众更喜欢西部片、泰山、佐罗及冒险和侦探电影。这些电影无疑塑造了桑卡拉对非洲以外世界的看法。

正是在这个社区，桑卡拉遇到了他一生的朋友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让-帕斯卡尔比他大七岁，成为桑卡拉的“kôro”，他认养的大哥，在他生活中是重要导师。“我们大多是来自高原的莫西人，但也有其他人，”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回忆，“我带托马斯上学，是他的保护者……我辅导托马斯和其他孩子语法、数学和科学。托马斯学得快，理解力强。”桑卡拉最亲密的童年朋友是名叫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的洛比男孩，住附近迪布古（Diébougou）。索梅家族很重要，成员担任仪式专家和“土地祭司”。但瓦莱雷·索梅的父亲皈依基督教，在加奥阿做殖民公务员，负责抗击流行病。瓦莱雷·索梅身材矮小，却好斗，反映出他坚强且政治活跃的母亲。后来，他受同样来自迪布古的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庇护，苏马内·图雷后来成为该国主要劳工领袖之一。最后，正是在加奥阿，桑卡拉遇到了恩宗加·韦德拉奥果（Nzonga Ouedraogo），他的父亲是加奥阿餐馆老板——英年早逝，使约瑟夫收养了他。

作为退伍军人的长子，桑卡拉处于特权地位，1956年开始上小学。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独立前夕，上沃尔特退伍军人有17492人，他们联合为孩子争取更多教育机会。殖民报告显示，1956年上学的15836名儿童中，7368名来自退伍军人、公务员或酋长家庭。换句话说，不到1%的人口提供了45%的学生。天主教徒在学校中比例也过高。在加奥阿，就性别而言，男孩仍比女孩多，11669比4167。无论如何，桑卡拉是少数幸运上学的人之一。同学们记得他在数学和法语方面特别强，与老师相处融洽。事实上，随着国家走向独立，越来越多非洲教师接管学校职位。据贾弗雷（Jaffré）说，其中一位令人难忘的教师是名叫阿纳托尔·迪布卢（Anatole Diboulo）的科特迪瓦人，他是RDA早期成员，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反殖民斗争。桑卡拉因他对加奥阿法国官员的“革命态度”而钦佩迪布卢。

在今天，布基纳法索仍有大约16%~20%人口信奉基督教。不过这些人口的生活越来越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威胁。

在家族口述传统中，一些人记得桑卡拉（Sankara）很听话，且“对宗教格外感兴趣”。据玛丽（Marie）说，他早晚祈祷，常向其他孩子引用《圣经》，告诉他们“上帝在注视着你”。但其他说法展现了他不同一面。这些说法将桑卡拉描绘为调皮捣蛋的年轻人，会与其他男孩打架，在成人面前大胆表达想法，并质疑社会规范。“从很小时候起，他就对一切充满好奇，对一切提出疑问。任何规定，他都试图理解其原因，”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回忆。即使在教堂环境中，他也会试探界限，就像与他同名的“多疑的”使徒托马斯（Thomas）。他向莫里斯神父（Father Maurice）提出尖锐问题，如天堂与地狱的本质及圣经人物的生活。“那时候，人们不会向神父提这类问题，”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回忆，“但托马斯总提棘手问题，如关于创世、亚当和夏娃，有一次他问神父‘为什么亚当和夏娃是白人，而我是黑人？’他充满好奇，还会挑战神父们。”此外，尽管桑卡拉被塑造成极为谦逊的形象，但他极具竞争意识和野心。“托马斯总想在班上考第一，”韦德拉奥果回忆，“有一次他考了第二，非常沮丧，吃不下饭。他翻遍笔记本，数自己的分数，然后找老师，说他分数更多。”

在加奥阿（Gaoua）更广泛的天主教社区中，桑卡拉（Sankara）作为当地“勇敢之心”（Cœurs Vaillants，Brave Hearts）童子军组织的领导者崭露头角。周末，童子军们与神父们在森林中长途徒步。“托马斯（Thomas）在社区孩子中及童子军里是天生领导者，”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回忆，“我们在森林行进一整天时，托马斯负责指挥。他本能地脱颖而出并组织大家。正是在这些年，朋友们开始更常叫他‘队长’。”闲暇时，桑卡拉会与镇郊尘土飞扬田野里的其他男孩踢足球。尽管普遍说法将他描绘为技艺精湛的运动员，但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坦言：“托马斯喜欢运动，但在足球上不那么有天赋。在战斗游戏及攀爬、爬行和参与战斗方面，他很擅长，但说实话，足球并非如此。”即便如此，他仍热情追随足球，那些年，他喜欢观看加奥阿当地一支名为“黑箭”（Flèches Noires，“Black Arrows”）的足球俱乐部比赛。许多球员是公务员或铁路上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比赛是桑卡拉童年的一些精彩时刻。还有其他重要时刻，如他叔叔亚历克西斯·金达（Alexis Kinda）乘飞机抵达加奥阿那天。这是他与兄弟姐妹们首次亲眼见到飞机，对桑卡拉而言，这引发了他对航空和军事技术的终生兴趣。他的兄弟姐妹记得，托马斯喜欢独处，培养了丰富的内心生活，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特别喜欢漫画书，如《丁丁历险记》（Tintin）和牛仔故事《幸运的卢克》（Lucky Luke）。桑卡拉常给身边男孩起源于《幸运的卢克》的绰号。

随着桑卡拉（Sankara）进入少年时期，他对正义问题产生兴趣。他有六个姐妹，与母亲关系亲密，这使他特别关注妇女和女孩在社会中的不公。此外，他目睹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幼年因病夭折。桑卡拉后来描述童年时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社会将男孩出生视为‘上帝的礼物’，而女孩出生则被视为命运安排，或充其量是可用来生产食物的礼物……（女孩）没有童年。从三岁起，她就必须满足生活中的角色要求：服务他人且要有用处。当她四五岁或六岁的哥哥玩耍到精疲力竭或厌烦时，她则毫无仪式地进入生产劳动过程。她已有一份‘职业’：家庭主妇助手。”

在加奥阿（Gaoua）的军事驻地，女性生活艰难。争吵频发，孩子们无助地看着母亲遭受家庭暴力。但九岁时，桑卡拉（Sankara）敢于直面父亲殴打母亲的行为。让-帕斯卡尔（Jean-Pascal）回忆：“爸爸约瑟夫（Papa Joseph）正在打玛格丽特（Marguerite）。在我们平民营地，你会听到一位母亲因丈夫殴打哭泣，这很常见。但托马斯奋起反抗，反抗自己的父亲。他只是个九岁男孩，他说，‘我要你停止打我们的母亲。’这是勇敢举动，关于这件事的传闻迅速传开。”听到家庭暴力声，年轻的桑卡拉会迅速带孩子们作证，他们的出现往往足以制止虐待。保罗·桑卡拉（Paul Sankara）回忆，他的哥哥也常批评穆斯林男性对待妻子的方式，指责一夫多妻制导致的不平等。

人们易将桑卡拉对妇女权利的非凡早熟承诺归因于他。然而，他那一代其他年轻人也持类似观点，常受母亲及当时女性活动家的启发。实际上，桑卡拉的行动是在更广泛政治参与背景下进行的。在加奥阿、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和班福拉（Banfora），公务员、教师和政治领导人的妻子们参与了非洲民主联盟（RDA）。最突出的是，上沃尔特（Upper Volta）非洲民主联盟妇女部负责人塞莱斯廷·韦赞·库利巴利（Célestine Ouezzin Coulibaly，嫁给丹尼尔·韦赞·库利巴利（Daniel Ouezzin Coulibaly）），来自班福拉。1949年，她在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领导了一场重要妇女抗议活动。后来，1958年，她成为上沃尔特新政府首位女部长，担任社会事务部长，并成为国民议会首位女性。当时，在法语非洲仅有另一位女性取得如此政治成就：马里（Mali）的阿瓦·凯塔（Aoua Keita）。

塞莱斯廷·韦赞·库利巴利的相片。

随着时间推移，桑卡拉（Sankara）越来越多地将反抗引向反帝国主义方向。在殖民统治下长大，他听闻许多关于强迫劳动、殖民暴力和征兵的故事，目睹饥荒和农民苦难。“我们很小时就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了，”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回忆，“我们听到所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故事，人们如何受创，这产生屈辱感，促使我们走向反抗。”确实，关于殖民统治暴行的故事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遭受苦难。父母、祖父母、邻居都分享过强迫劳动、粮食征购及严重饥荒的故事，还有令人厌恶的人头税，以及修建公路铁路及其中死去的男子的故事，”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说。在这个反殖民起义时代，加奥阿（Gaoua）的年轻人参加成人政治集会，聆听辩论。他们从年长兄弟姐妹、表亲及出国旅行或上过高中的社区成员经历中获益。例如，瓦莱雷·索梅的叔叔巴萨·朱德·索梅（Basa Jude Somé）从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高中回来，带回左翼书籍和思想，试图激进加奥阿年轻人。他后来成为上沃尔特首个共产党——沃尔特共产主义组织（OCV，Voltaic Communist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对桑卡拉更重要的人物是阿达马·图雷（Adama Touré），来自附近坎普蒂（Kampti）村的未来非洲独立党（PAI，African Independence Party）领导人，是苏马内·图雷的母亲，也是当地非洲民主联盟（RDA）分部军事领导人。她创办了一个专注洛比（Lobi）青年文化活动的小俱乐部。1959年，她抵达塞内加尔（Senegal）就读达喀尔大学（University of Dakar）后，政治激进主义更趋激进。在这座曾是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国际化首府的城市，她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非洲独立党，参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后来，从1966年起，作为军事学院历史教授，图雷将成为桑卡拉最重要的革命导师之一。

加奥阿的殖民卫兵向桑卡拉及朋友们讲述他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战争中的经历。他们分享关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杰出军事战略家武元甲（Vo Nguyen Giap）的故事，并解释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的惨败。在更近处，桑卡拉及朋友们关注阿尔及利亚战争，了解民族解放阵线（FLN，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他们从夸梅·恩克鲁玛（Kwamé Nkrumah）和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等人物汲取灵感。很快，在革命氛围笼罩下，年轻人参与地方政治反抗行动。未来的革命者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edraogo）回忆：“1958年我们举行学生罢课，因一位对我们持殖民主义态度的法国教授。我们反抗这位老师，进行罢课，被送回家三周。但这位老师被解雇了。所以我的反抗从那时开始，我们看到可以共同行使民众力量。”桑卡拉也参与自己的反殖民抗争。据他讲述，加奥阿学校的法国校长维格农（Mr. Vignon）给儿子帕特里克（Patrick）一辆很好的自行车。非洲学生恳求这个法国男孩让他们骑一下。但桑卡拉调皮地对自己说：“太可惜了，不管后果如何，我要享受这乐趣。”他抓起自行车快速骑了一圈。“他们逮捕了我父亲并把他关进监狱，”桑卡拉说，“我被学校开除。”对他来说，这件事产生“深刻的不公正感”。尽管这个爱冒险的儿子不断惹麻烦，约瑟夫（Joseph）仍为他辩护。托马斯为父亲因支持他被监禁感到自豪。

法国伞兵进入阿尔及尔，1957年。这一年10月，法国军队成功镇压了民族解放阵线（FLN）在阿尔吉亚的反抗行动。

在更大政治舞台上，受法国教育的非洲政治家在选举博弈中逐渐超越莫西族（Mossi）首领。一个重大转折点是1956年法国联盟的“框架法”（loi cadre），据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称，该法通过普选、单一选举团和领土议会，成为“前法属非洲独立国家的基础”。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但新领土政府及其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预算和公务员事务。在此过程中，它们被“巴尔干化”，分裂成更小、更易操控的单位。在上沃尔特（Upper Volta），非莫西族的韦赞·库利巴利（Ouezzin Coulibaly）成为主导政治人物，1957年当选上沃尔特政府委员会主席。在关于创建更大法属非洲国家“联邦”的激烈辩论中，库利巴利倾向联邦主义者，而非法国支持的“地方主义者”。然而，库利巴利在巴黎任国民议会议员时突然去世，为莫西族政治家莫里斯·亚梅奥果（Maurice Yaméogo）铺平道路，亚梅奥果转而支持地方主义者。1958年公民投票后，上沃尔特在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新创建的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框架内获更多内部自治权。1958年12月11日，亚梅奥果当选上沃尔特共和国总统，庆祝自治。在关于创建非洲联邦（即马里联邦，Mali Federation）的持续辩论中，科特迪瓦人于1959年5月宣布成立竞争联邦——协商委员会（Conseil de l'Entente），由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尼日尔（Niger）、上沃尔特和达荷美（Dahomey）组成。它是一个“协调机构”，很大程度上由乌弗埃-博瓦尼（Houphouët-Boigny）控制，他成为西非法国新殖民势力的元老。乌弗埃-博瓦尼为在上科特迪瓦工作和生活的上沃尔特移民提供优惠公民身份和入籍途径——独立时约50万人。上沃尔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巩固为附属劳动力储备地。

随着1960年正式独立临近，殖民当局在加奥阿（Gaoua）同时悬挂法国和沃尔特族（Voltaic）旗帜。桑卡拉（Sankara）看到这两面旗帜，向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edraogo）提问：“一个国家不能有两面旗帜。我们为何要接受悬挂两面旗帜？我们是法国的还是沃尔特族的？”桑卡拉在学校院子的独立仪式上观察，人们降下法国国旗，升起上沃尔特新国旗。一群法国孩子用纸制作小法国国旗，绑在棍子上插在地上。见此，桑卡拉组织兄弟姐妹及非洲宪兵孩子们，用黑色、红色和白色蜡笔为独立的上沃尔特制作自己的国旗。然后，桑卡拉以挑衅方式，郑重带领非洲孩子们四处走动，拔掉所有法国国旗，换上上沃尔特新国旗。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讲述：“我们四处拔他们旗帜时，法国孩子非常沮丧，开始哭泣。然后发生扭打。他们跑去向法国官员投诉，说约瑟夫·桑卡拉（Joseph Sankara）的儿子犯下严重反抗行为。”

1960年8月5日，上沃尔特共和国诞生，亚梅奥果（Yaméogo）总统迅速对莫西族酋长制度宣战。尽管他本人是莫西族人，但亚梅奥果代表新兴受法国教育的天主教精英，曾与酋长制度争夺政治领导权，如今致力于瓦解传统权力基础。亚梅奥果对酋长的攻击预示23年后桑卡拉（Sankara）削弱农村酋长权力的努力。但在1960年，桑卡拉专注收听广播，为国家感到自豪。据帕斯卡尔（Pascal）说，广播结束后，他转向其他孩子说：“现在法国人不再统治我们了。我们将自己管理国家。”他尚未理解新殖民主义的现实，但此刻，真正主权的愿景已在他心中种下。

纪念1960年上沃尔特共和国独立的邮票。

1962年，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前往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的韦赞·库利巴利高级中学（Lycée Ouezzin Coulibaly）。尽管加奥阿（Gaoua）的神父们一直培养他进入神学院，但当他通过入学考试、可以开始读中学一年级（sixième）的消息传来时，他抓住机会。莫里斯神父（Father Maurice）及其他神父对此决定不满，批评约瑟夫（Joseph）“祈祷不够虔诚”。但尽管托马斯未入神学院，他内心怀揣道德目标。他仍使用韦德拉奥果（Ouedraogo）姓氏，独自来到上沃尔特国际化第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作为该国主要经济中心，博博（“Bobo”）被视为大城市，有许多令来自加奥阿的12岁男孩眼花缭乱的事物：柏油马路、汽车、路灯、大市场、绿树成荫的街道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清真寺。在站稳脚跟后，桑卡拉前往位于城镇东端小山上的韦赞·库利巴利高级中学，却发现宿舍已关闭。据他讲述，他来到一所房子前按响门铃。一个男人问：“为何有个小家伙在我家门口？”

桑卡拉回答：“我看到这所房子，就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今晚要睡觉的地方。”

男人叹了口气，邀请桑卡拉（Sankara）进院子，提供食物和住宿。第二天，桑卡拉继续前行，但他从未忘记这个男人皮埃尔·巴里（Pierre Barry）的善意。桑卡拉回忆：“离开他家时，我对自己发誓，有一天我会为这个男人做些什么，让他知道他的善意没有白费。”二十年后，当桑卡拉在萨耶·泽博（Saye Zerbo）手下任新闻部长时，他给了皮埃尔·巴里一份电台技术员工作。但拜访后的第二天回到学校时，他得知，作为退伍军人儿子，他的奖学金不包括食宿费用。他很快联系了刚从韦赞·库利巴利高级中学毕业、在高级专员办公室工作的欧内斯特·农格马·韦德拉奥果（Ernest Nongma Ouedraogo）。韦德拉奥果和约瑟夫（Joseph）的一位军人朋友安排托马斯住进军营。

课程一开始，桑卡拉与同桌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建立友谊，菲德尔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其父为退伍军人，他们与城外一个家庭同住。“我们刚到时，都被迫住校外，”托埃回忆，“我们没奖学金住学校宿舍。我们有书本和笔记本，但没地方睡觉。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因托马斯与我生活条件相同。”和桑卡拉一样，托埃属少数民族——萨莫族（Samo）。他出生于马里（Mali），在尼日尔（Niger）灌溉项目的法国殖民办公室（French colonial Office），其父在那工作。最终，他父亲加入殖民军队，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服役。然而，尽管桑卡拉和托埃都来自军人家庭，他们对父亲的政治观点不满。“正是在这些年，我们两人在政治上更具意识，”托埃解释，“我们的父亲是戴高乐（de Gaulle）的坚定支持者。这意味着我们与父亲的政治观和价值观不同。但在上沃尔特，独立来得太突然，人们没时间培养真正的国家政治意识。”

不学习时，这两个朋友大多骑自行车在博博（Bobo）四处探索城市，还冒险去附近村庄。他们定期一起参加天主教弥撒。但社交上，他们仍觉自己像局外人，因穿着传统本土衣服，而非西方服饰。“我们来自普通背景，”托埃解释，“穿着不得体，甚至吃不饱。其他人穿得体面，所以大点的孩子常取笑羞辱我们。但托马斯真无所畏惧。若觉有不公，他绝不退缩，即使面对大男孩。这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成了我们这群人的领导者。”桑卡拉还得到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和欧内斯特·农格马·韦德拉奥果支持。“一旦我们在博博，村庄差异消失，我们都成了‘来自加奥阿的人’，”图雷回忆，“（托马斯）总和菲德尔·托埃在一起。我知他常去教堂做弥撒，与神父交谈。”桑卡拉还有另一未来天主教朋友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他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学校学生。

除法语、数学、历史、地理、拉丁语和希腊语等课程外，桑卡拉（Sankara）深化创造性探索，尝试写诗和绘画。到1966年，他每晚在日记中写下想法，但这些资料早已遗失。他青少年最大的爱好是戏剧。他出演过莫里哀（Molière）的《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等剧，这让他在众人面前积累不少经验。他还对西方流行文化和世界新闻产生兴趣，其青少年哲学倾向受电影影响。他十分钦佩的同为自由派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让他深受触动。肯尼迪曾给非洲人带来希望，围绕刺杀事件的谜团使桑卡拉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危险，甚至对美国总统亦如此。

博博-迪乌拉索1962年的街景，一家理发店与一家美容店并列。

到第二年，桑卡拉住进宿舍。但几乎立刻，他病得很重，需住院治疗。同学们继续前行，他处于虚弱昏睡状态。他最终出院，在艰难开端后，第二年回到家。他是个瘦弱少年，尽管勇敢有技能，但体力不足，于是致力于定期锻炼。他决定永久戒除任何刺激物或致醉物。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托马斯说，为成为好外科医生，手不能颤抖。我喝咖啡，也喜欢多洛（dôlo，啤酒）。但托马斯不再喝咖啡、茶或酒，也不抽烟。这是他立场，要完全掌控自己能力。”事实上，桑卡拉决定成为军医、外科医生。他也决定重拾童年绰号。“他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个摩根船长（Captain Morgan），他很喜欢被叫船长，”托埃回忆，“所以我们叫他船长。”13岁时，他开始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他追随父亲成为军医。但这决定的时机表明，他的疾病促使他以新视角思考人生。此外，在医院，他目睹穷人被拒门外，在走廊死去，而富人得治疗。他仍被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去世困扰，这影响了他对母亲和妹妹玛丽（Marie）困境的感受。这些经历促使他投身帮助他人。

和大多经历身份危机的青少年一样，桑卡拉也在大量自我反思。这些年，他的姓氏从韦德拉奥果（Ouedraogo）改为桑卡拉。随时间推移，关于这问题出现不同说法。一些人将改名视为反抗标志。但家族内部消息表明原因更平常，如行政便利。事实上，1964年约瑟夫（Joseph）去“处理文件”时，公务员告诉他，孩子们不能姓不同姓，于是他借机让所有人正式改名为桑卡拉。新姓氏促使托马斯进一步自我审视，于是他前往特马（Téma）的父系家乡。“托马斯长大后回来，大概14岁左右，他骑自行车，”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回忆，“他知我们街区有个叔叔，就来看我。他说他是桑博（Sambo）的儿子。他立刻对宗教很好奇。这时，他们家正把姓改回桑卡拉，他对自己的桑卡拉身份很好奇……他甚至谈到有一天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探索不同身份和可能的青少年，他在寻找生活方向。他读了法语翻译的《古兰经》及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后来生活中，他会在演讲或采访中频引《古兰经》，提及穆罕默德（Muhammad）生平。在此期间，桑卡拉开始以节俭简朴生活闻名，这些特质将成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标志。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回忆：

“他前往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上高中时，父亲给了他一点钱。托马斯见父亲要养活这么多孩子，却为给他凑钱做出很大牺牲，于是整个学年都存着钱。九个月后，他回来把钱还给父亲。你可想象从加奥阿（Gaoua）到博博的情形。那里有商店。20世纪60年代有电影院。周六，学生们一起去看电影，但托马斯待在家省钱。对一个十几岁男孩，这是一种异常强大的意志力表现。这真让父亲很感动。这是强烈信号，表明他是怎样的人。但对托马斯，钱只是协调生活中重要事情的工具。除此之外，他不关心钱，不积累、不存钱，也不用钱显示权力。他讨论生活中各种问题，但很少关注钱。”

与此同时，1965年，约瑟夫（Joseph）和玛格丽特（Marguerite）把家搬到瓦加杜古（Ouagadougou）。带着11个孩子，约瑟夫在帕斯潘加（Paspanga）家里开私人诊所，为附近人治病。玛格丽特继续在市场卖产品。现在，桑卡拉不再回加奥阿度假，而是去瓦加杜古家中，了解国家首都。他变得更独立，坐火车、独自旅行、照顾弟弟妹妹。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他也对政治产生更积极兴趣，老师是他政治启蒙的重要来源。“正是在韦赞·库利巴利高级中学（Lycée Ouezzin），我们在政治上对各种事有了意识，”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这主要是因我们的老师政治上很进步。他们中一些人与工会有联系，持非常左翼观点。反抗是关键思想，这种反抗情绪。”在中学最后两年，桑卡拉常听广播，与上沃尔特以外的非洲学生，特别是马里学生有更密切接触。通过这种方式，他了解了莫迪博·凯塔（Modibo Keita）领导下的马里社会主义，并对马里人产生终生亲近感。

通过听广播和与朋友交谈，桑卡拉听到关于他政治英雄的故事，如夸梅·恩克鲁玛（Kwamé Nkrumah）、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和莫迪博·凯塔。但几内亚的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有种特殊革命威望。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回忆：“我们非常钦佩塞古·杜尔。他的反抗让我们重拾尊严。他讲话时，我们感到骄傲。”但年轻非洲人也面临政治独立带来的许多失望。即使在这乐观时代，他们也得知1961年刚果首位民选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暗杀。桑卡拉认为卢蒙巴是非洲青年重要象征和英雄。然后，1963年1月，有消息传开，多哥总统西尔瓦努斯·奥林匹奥（Sylvanus Olympio）被暗杀。几月后，贝宁文官政府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阿尔及利亚鼓舞人心的革命在1965年以其首任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被推翻告终。很快，上沃尔特也看到其首位文官总统在民众起义和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事实上，就在桑卡拉考虑未来投身军队之际，军队在1966年1月夺取政权。

电影《阿尔及尔之战》剧照。1965年政变发生时，这部描绘1954~1962年独立运动和法国当局镇压行动的电影正在阿尔及利亚首都拍摄中。参谋长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édiène）借助电影拍摄为掩护调动坦克完成了政变。

https://zhuanlan.zhihu.com/p/22488448235

请关注我们及友号，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通过赞赏原创文章或赞赏码来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详见： 赞赏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