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一副教授去世，疑似遗书称被“横向课题经费”所难，“横向课题经费”是什么？高校教师的考核压力有多大？

一名教钢琴的大学教师，该如何向企业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学校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笔科研经费到账，他能找到什么样的合作项目？倘若找不到，又会失去什么？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白保国去世后，围绕一份网传疑似遗书的讨论，把这些原本藏在高校内部的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想知道“横向课题经费”是不是一种变相收费，也有人追问，大学教师为何要为一笔不属于自己的钱发愁。

回答这两个问题，要先把正常的科研合作和可能存在的考核乱象分开。横向项目本身有实际用途；但如果把到账金额变成每个人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它就可能改变教师工作的方向。

事件有哪些事实，哪些仍待核实

11月3日，界面新闻报道，延安大学鲁艺学院教师白保国近日去世。10月25日，有学生发文纪念他。学校鲁艺学院公开师资信息也列有白保国，职称为副教授。

界面新闻提到，一份疑似由白保国留下的遗书称，他在2025年9月被告知，因连续两个聘期未完成考核指标，面临降级或转聘；材料还对横向经费、论文数量等考核提出质疑，并涉及教师自筹资金完成指标的指控。

这些是网传材料和媒体报道中的说法，不等于已经查明的事实。界面新闻称，记者11月3日下午多次拨打学院和学校公开电话，发稿时尚未得到回复。材料的真实性、具体考核条款、相关指控以及个案中的实际处理过程，都有待进一步核实。一个人的去世可能涉及复杂因素，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也不宜把原因简化成某一项考核。

横向经费到底是什么钱

通俗地说，横向课题通常来自高校与外部单位的合作或委托。比如一家企业遇到技术问题，请大学团队研发检测方法；地方单位需要一项文化资源调查，委托高校教师完成报告；医疗、工程和教育领域也可能有类似合作。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任务、经费、成果交付及知识产权等事项。

与之相对，大家常说的纵向课题，一般是向政府科研主管部门或相关基金机构申请的项目，按照相应计划和规则组织评审、立项与管理。现实中的项目类型比这个区分复杂，政府委托项目也不必然都是纵向项目，具体归类要看资金来源、项目性质和学校规定。

假设一家企业出资二十万元，委托高校团队开发一套设备检测方案。这笔钱按合同进入学校管理，用于与项目有关的测试、材料、服务和人员等支出，具体用途还要符合合同及学校财务制度。项目完成后，企业获得约定成果，学校和团队也积累了经验。

这里有个容易误解的地方：经费到账不等于教师个人收入，更不等于学校凭空赚到了同样数额的利润。钱是用来完成约定任务的，里面有真实成本；符合规定的人员费用和绩效如何安排，要看合同与相关制度。教育部早已要求横向科研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不能设账外资金。

好的横向合作有价值。它让高校的知识与社会需求发生联系，也能为学生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企业付钱，而在于有没有真实需求、真实研究和能够交付的成果。

从合作项目到个人指标，中间发生了什么

高校为什么看重横向经费？一个原因很现实：它能显示学校与外部合作的规模，也可能成为学科建设、资源配置和项目评估中的参考。2024年公布的部分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中，就有师均年度到账科研经费要求；这是针对特定申请单位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所有学校、所有教师都适用同一个标准。

学校关心整体经费，并不难理解。真正的分歧出现在指标如何落地：学校有总目标，学院有分解任务，个人聘期考核再设到账门槛。界面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教师就描述了类似的分解过程；另一篇关于横向科研项目的调查报道，也记录了高校教师面对经费和职称压力的经历。但这不能推断所有高校都这样运行，更不能据此认定延安大学具体执行了怎样的规则。

假如某学院要求教师在几年内引入一定金额，到账与否又影响绩效、岗位或续聘，教师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选择。合作方愿不愿意出钱、合同能否签成、经费什么时候到账，都成了职业生活的一部分。

问题是，不同学科能接触的需求差别很大。工程团队可能更容易找到产品研发或检测项目；艺术教师也能参与公共文化、艺术教育和策展等合作，但这样的需求是否稳定、委托方是否有预算，不能由教师单方面决定。把相同金额压给不同岗位，表面上整齐，实际起点可能相差很远。

高校教师的压力，为什么会层层叠加

高校教师的工作远不止讲台上的几节课。备课、批改作业、指导毕业论文、组织实践、照顾学生，以及申请课题、发表研究成果、参加会议，都要占用时间。有些教师还有行政和公共服务任务。

教学的回报往往来得慢，也不容易压缩成单一数字。艺术教师反复纠正学生的演奏习惯，帮助学生建立理解作品的方法，这些工作当然可以通过课堂观察、作品展示和学生成长来评价，却很难直接换算成到账经费。若考核更偏爱容易统计的项目，教师自然会把有限时间投向更容易被看见的工作。

更麻烦的是结果与风险挂钩。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年度绩效是不同事项，不能混为一谈，但它们都可能影响收入和职业发展。对已经背负家庭开支、又缺乏外部合作资源的人来说，考核表上的一个数字，可能意味着很具体的生活压力。

“资金过水”不是科研合作

公开报道中还出现过更严重的现象：为了完成指标，有人自筹甚至借钱，借助虚构合作制造经费到账的表象，再通过不真实的材料让资金回流。这样的资金空转没有形成真正的科研需求，也不能因为有合同和到账记录，就视作正常项目。

界面新闻援引《中国社会科学报》对117名高校教师的问卷称，近九成受访者感知身边存在相关灰色行为，17.95%的受访者称自己参与过虚假横向课题。这个调查提示问题值得重视，但样本规模有限，报道所载信息不足以证明它具有全国代表性。不能把这组比例直接说成全国高校教师的实际参与率。

也要把责任说清楚。如果虚构合同、编造票据或违规使用资金，相关行为应按事实和适用规则追查；有无违法犯罪以及具体责任，需要由有权机关认定。考核压力可以解释一些人为什么冒险，不能让造假自动变得正当。同样，调查也不能只盯着经手的教师，还要查谁制定指标、谁审核合同、谁批准资金使用，是否存在明知异常却放任的情况。

改考核，要让真正的工作有位置

高校需要评价教师，公共资源也需要使用效率。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考核，而在于考核能否说明一个人实际做了什么。研究成果、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都可能有价值，但不应当要求每个岗位交出完全相同的答卷。

人社部、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简单规定获得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经费规模等条件，也要求突出教书育人实绩。这一表述有明确的职称评价语境，不能直接推导出所有聘期考核中的经费指标都自动违法；具体还要看适用规定、岗位职责和执行方式。但文件传达的方向很清楚：经费数字不能代替对教师工作的判断。

对应用研究岗位，可以看项目需求是否真实、成果是否被采用、合作方评价如何；对教学和艺术实践岗位，可以看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生作品和长期培养成效。经费可以是参考之一，不应成为遮住其他工作的门槛。评价也需要同行评议、公开标准和利益回避，否则把数字拿掉，可能又落入人情判断。

对于已经出现争议的学校，最有说服力的回应不是一句笼统的“重视”，而是查清相关聘期内适用的制度和个人实际考核记录，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公布核查结论；对资金往来、合同和票据中的异常开展独立核验，并给相关人员充分陈述与申诉的机会。如果制度有问题，就说明如何修订，怎样处理已经受到影响的人。

一所大学当然希望教师做出好研究，也希望知识能解决社会问题。可一名钢琴教师是否称职，终究要回到课堂、学生和他的专业工作中去看。要求每个人先证明自己能带来多少钱，学校就可能错过那些最难标价、却本该由它珍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