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年一次，到几乎绝迹，为什么我国会成为“蝗灾”绝缘体？

蝗灾在中国肆虐了两千多年，一度平均两三年就来一次，为什么今天几乎没人记得它了？世界上许多地方至今还被蝗群啃食，中国又是怎么变成“蝗灾绝缘体”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得先弄清蝗虫有多可怕，再看中国人这几十年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压下去的。如果让中国人选出最讨厌的虫子，答案大概是苍蝇、蚊子和蟑螂。

换到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答案可能是蝗虫。对那里的农民来说，蝗虫不只是让人心烦，它能在几天之内把一季收成吃光，把一个地区推到饥荒边上。

2025年7月，乌克兰南部爆发严重蝗灾。数亿只蝗虫聚成绵延几十公里的“黑云”，扫过农田和城市，很快占据了超过13万公顷土地。

重灾区平均每平方米有80只蝗虫，庄稼被啃得精光。这个国家本来就在打仗，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时间再往前推几年，蝗灾的规模更大。

2019年至2020年，超过3000亿只蝗虫扫荡了东非、西亚、南亚20多个国家，受灾面积达16亿公顷，也就是16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俄罗斯。南亚农业大国印度也被啃得满目疮痍。

粮食作物被吃掉，上千万人面临饥荒。其他大洲也没能幸免。2016年，阿根廷有100多个蝗虫群啃食了70万公顷田地；同一年，澳大利亚的蝗灾毁掉了价值近百亿元人民币的农作物。从非洲、亚洲到南美、大洋洲，蝗虫一来，农业产区就要遭殃。

中国过去也深受其害。从春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600多年里，有文字记载的蝗灾超过800次，平均每两到三年就有一次区域性蝗灾，每五到七年就有一次波及多省的大爆发。

“三年一次”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蝗灾差不多是中国农耕史上最常来的灾害之一。无论古今中外，蝗灾一直是人类摆脱不掉的噩梦。那别的国家还在为蝗群发愁，今天的中国却很少听说蝗灾，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要从蝗虫本身说起。

蝗虫的祖先在三叠纪就已出现。2.5亿年间，它们不断扩散，占据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演化出上万个品种，仅我国就有1000多种。

能熬过这么长的岁月，挺过一次次环境剧变，蝗虫自然有它的本事，而它的本事恰好都对着人类的饭碗。第一是食量大。

一只蝗虫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到1.5倍的食物，而且不挑食，庄稼、牧草乃至野花野果，碰到什么吃什么。它还吃得格外干净，果实、叶子、茎秆全都吞下去。单只蝗虫吃不了多少，成千上万只聚在一起就成了灾。第二是繁殖快。

蝗虫从孵化到成熟繁殖只要一个月左右，每只雌虫一生平均产卵超过200粒，环境理想时可达1000多粒。一代接一代，数量几乎是成倍往上翻。

人们刚看到少量蝗虫的时候，几代之后可能就是遮天蔽日的一大片。第三是会迁徙。

蝗虫每周能随风飞行上千公里，成群以后，一个蝗群借着气流一天就能飞150公里。一个400亿只规模的超级沙漠蝗群，一天能吞掉8万吨植被和庄稼。

吃光一片农田，很快又去祸害下一片，“蝗虫过境，寸草不生”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古人想过很多办法。

趁蝗虫还在不会飞的幼虫期，在田边挖沟，把幼虫赶进沟里踩死、烧死；对付会飞的成虫，就在夜里点起火堆，利用昆虫的趋光性把它们引过来扑杀。这些办法有些效果，碰上大规模蝗灾却只是杯水车薪。

史书里留下了不少惨烈的记录。唐朝时，蝗群从东部沿海一路吃到甘肃；明朝时，黑云一样的蝗群曾经遮住太阳整整三天。

挖沟、火诱这些办法都没能挽回局面。蝗灾常常和饥荒、流民连在一起，成了历代王朝心头的大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心根治这个千年祸患。

各地干部发动群众，在蝗虫繁殖季节大规模挖土翻地，破坏一部分虫卵；也沿用古法，到田里捕捉还不会飞的幼虫。前前后后有上亿人参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国家动用宝贵的外汇，从苏联引进了大量杀虫药，又买了十几架喷洒农药的飞机，在蝗虫泛滥区持续作业。可事实证明，这些办法代价很大：大规模用药污染了环境，群众把精力投进灭蝗，也耽误了农时。

治蝗陷入了两难。就在这时，生态学家、昆虫学家马世骏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灭蝗不能只盯着蝗虫本身，从根本上改造生态结构，才能事半功倍。

这个思路把治蝗从“见虫打虫”转到了“断它的根”，后来的治蝗工作基本就是沿着这条路走下来的。马世骏研究了中国蝗灾的历史，发现严重的水灾、旱灾过后，蝗灾往往接踵而至，几种灾害叠在一起，总会造成大规模饥荒。

他在山野田间研究了十多年，终于找到原因，关键在土地。蝗虫卵在疏松透气、干燥的土壤里，孵化成功率几乎能翻一倍。

旱灾时，大片土地龟裂沙化；洪水退去后，地面又留下大量干燥的淤泥，都是虫卵孵化的理想环境。旱灾还会破坏食物链，青蛙等捕食者因缺水死去，蝗虫数量就没了约束。

水灾毁掉农田，农民弃耕，荒地很快长满杂草，又给蝗虫备好了食物。马世骏认为，只要减少旱灾和水灾，蝗虫问题就能大大缓解。

按照这个思路，全国集中力量兴修水利，修建了大量水库和堤坝，通过调控水资源减少灾害。适合蝗虫繁殖的土地，要么引水彻底淹没改成鱼塘，要么加强灌溉改成耕地，或者植树造林，靠树根保持土壤湿度。

靠这几种办法，我国一共改造了394万公顷土地，占蝗区面积的75.6%，蝗虫的繁殖空间被大幅压缩。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劳动者常年的投入。

成效也很明显：到1977年，中国已经连续10年没有发生大规模蝗灾。改造土地之外，监测预警也跟了上来。

蝗虫在哪里产卵、什么时候孵化、会不会成群，都需要随时掌握。1991年，气象和植保系统提前42天准确预警了华北的蝗情，一次就挽回约23万吨粮食损失。

治蝗从被动扑救，逐渐变成了提前防范。生态治理的思路还延伸到了天敌上。受这一思路影响，以新疆为首的多个地区开始大规模招引粉红椋鸟。

这种鸟是个“大胃王”，一只每天能吃120到180只蝗虫。招引的方法很简单，有点像大城市引进人才，就是“给房子”。

当地主管部门在蝗虫滋生区用天然石块或砖土垒出鸟巢，粉红椋鸟图省事，就会住进这些现成的巢穴。2014年，新疆塔城靠这种“送房”办法招来了40多万只粉红椋鸟，让24万公顷土地免受蝗灾，还省下3900万元治蝗经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了。

不适合粉红椋鸟生存的地区，国家鼓励农民像放牛放羊那样散养鸡鸭，让它们自己去找蝗虫吃。一旦监测到蝗虫可能大爆发，还会从各地紧急调集鸡鸭“援军”。

2001年，3万只浙江鸭子被空运到新疆治蝗，网友戏称这是“南鸭北调”工程。传统防治、生态改造、引入天敌，三管齐下，我国压住了本土的蝗虫。

中国的地形又恰好能挡住境外蝗虫：边境一带山脉、高原密布，蝗虫很难飞越。印度、巴基斯坦闹过好几次蝗灾，中国都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近十几年，国内很少再有蝗灾破坏的新闻，人们也慢慢忘了这种害虫有多可怕。这些在中国验证过的治蝗方法，国外知道吗？答案是肯定的。

我国在害虫防治方面对外交流很多，做过不少合作项目，也帮助过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问题在于，方法可以传授，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落实的能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既缺钱，也缺动员能力和决心。中国5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生态改造，他们没法照搬；就算改造了，也要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护水利工程，随时监测蝗虫繁殖情况。

对政局动荡、深陷战乱的国家来说，这几乎做不到。乌克兰在苏联时期已经控制住了蝗灾，战争爆发后大量水利设施被炸毁，蝗灾很快卷土重来。

2019年那场横扫多国的超级蝗灾，说到底也是一个“穷”字。东非几个穷国连3000万美元的空中喷药费用都凑不出来，几乎只能眼看着蝗群繁殖。

蝗群沿着平原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和食物，边走边繁殖，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酿成跨洲的浩劫。从史书里平均两三年一次的蝗灾，到如今几乎听不到消息，中国靠的不是运气。

上亿人参与扑打，几百万公顷蝗区被改造，监测预警越来越准，椋鸟和鸡鸭也上了阵。中国网友很喜欢一句台词：“虫子从来没有被战胜过。”

对付蝗虫不可能一劳永逸，只有持续投入才能换来安宁。科学家的智慧、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国家长期的繁荣稳定，少了哪一样，这场仗都打不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