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良方》：悲喜交加是人生

一

《小城良方》演到第十二集，从南方大都市落难到东北小城镇的外科医生刘铮亮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在前面的十一集里，他经历了现实的摔打与抚慰，仍然难以达成充分的自洽。彼时他的第一志愿，还是回南方行医。

在一个精心打磨的故事里，哪怕是看起来并不重要的过场戏，编导也不会轻易放过出租车司机的即兴演讲——何况是最爱唠嗑的东北司机。司机的儿子也在北京打拼，因此他的人生哲理饱含实战经验，若清风过耳，微微激发刘铮亮与观众的心弦共振：

“按照我们抚城的说法——识途马，路线清，回家端个铁饭碗，安稳又体面；千里马，心气儿高，去北上广深打拼；迷眼马，进退两难，唉声叹气。”

“可我们不是马，”刘铮亮的弟弟刘铮光说，“是人。”

“对，是人……不管混成什么样，都得把自己当个人。”

怎样在这个充满缺陷的世界里“当个人”，正是这部披着医疗剧外衣的作品一直在叙述与追问的主题之一。在《小城良方》的语境中，“人”大多不是面目单一、黑白分明的，甚至常常是缺损的、破碎的。我们看不到爽剧逻辑下的“善恶对立”或者“全员恶人”，倒是会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全员病人”的景观。而这里的“病人”，往往兼具生理与隐喻层面的双重内涵。

比如，男主角刘铮亮被童年冬泳时的丧父之痛激发的“恐雪症”，女主角艾辰同样因为童年遭遇被耽误的“识字障碍”，艾辰母亲艾米的习惯性“盗窃癖”，被父亲逼着学医的陈俊南有难以克服的手术焦虑症。这样的安排，除了推动情节、塑造人物之外，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既滑稽又悲悯的视角：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都藏着隐秘的伤口和疾患，谁都是潜在的“病人”。

一旦以这样的脉络统摄全局，全剧的风格便呼之欲出。既不同于《低智商犯罪》那样的荒诞喜剧，也绝非一般意义的轻喜剧，《小城良方》由始至终走的都是难度不小的悲喜剧路线。

如果说古典悲喜剧追问的是祸福相倚的规律和趋利避害的路径，那现代悲喜剧的重点往往是“人在无法解决的处境里，为什么还会笑，怎样才能继续生活”。一出成熟的悲喜剧，不是将笑点与泪点均匀分配、生硬拼接，它追求的境界应该是悲喜同源——观众的笑和泪，来自同一种处境、同一个人物甚或同一个戏剧节拍，因而观众能同时体味到笑与泪、荒诞与痛苦、戏谑与庄严相互渗透的化学作用。要达到这样的效果，编导演的技术和审美，都得在水准之上。

二

《小城良方》的悲喜剧风格首先体现在主人公的身份错位上。刘铮亮的专业能力意味着秩序、体面和确定的人生前景，但回到故乡以后，他的精英姿态完全失灵，被兼具“死气沉沉”与“热气腾腾”的小城日常给拆得七零八落。

他给弟弟解释医疗风险，表情冷峻，言辞刻板，将内心的忧虑封冻得严严实实；参加同事聚餐时，他不愿客套，哪怕“夸人的话也能说得那么不好听”，把整桌气氛速冻至冰点。这些“笑料”之所以不仅仅是笑料，是因为编导营造的情境让观众同时代入了刘铮亮的内心。我们渐渐发现，他的不谙人情其实也是在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一个刚刚经历职业重大挫折、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还能拿手术刀的人，只能依靠原则、专业知识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来维持最后的尊严。

母亲李忠玲的死将刘铮亮的个人悲喜剧推向第一个高潮。这个家庭似乎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释放悲伤。父亲困死冰下时，年幼的刘铮亮隔着冰层目睹惨状；母亲当时怀着身孕，没有痛哭，也没有为丈夫举办葬礼。她把刘铮亮送往南方，是为了降低其恐雪症发作的概率，却也在无形中让儿子远离故乡与家庭。刘铮亮由此学到了一种扭曲的情感经验：至亲离去就像大雪纷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牢牢关起来，像遮蔽雪花那样逃离悲伤。

李忠玲的遗书是典型的悲喜剧文本。她将两个儿子唤作“兔崽子”，将痛彻心扉的遗言“降维”至几句家常玩笑。她交代存款、房子和给两个儿子织的围脖，说家里的房子面积虽然大却面对火葬场，所以卖不上价；她说“别人买海景房而我买的是烟景房”，只因为从火葬场冒出的烟里能找到亡夫的影子。这些笑中带泪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打不开的心结——所有的孤僻、琐碎与不近人情，原来一直蕴含着无法释放的悲伤。最终，她罹患癌症，拒绝治疗，选择与丈夫一样投身冰窟。她的遗言是那么平实甚至好笑，我们却听出了最难化解的执念与哀愁。

这样的反差在此后关于遗体修复与葬礼的争执中进一步延伸。望着修复后的母亲，刘铮亮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好像睡着了一样，技术真好。” 作为医生，他可以机械地评价技术；但作为儿子，此刻的他麻木到失语——专业词汇是他最后一层盔甲。

同样地，刘铮亮对“直接火化”的冷酷坚持，其实是重复母亲当年面对父亲离世的方式，试图像她那样用取消仪式来回避情感。他最终同意办葬礼，也是因为平生第一次省悟：将悲伤留给自己，只能暂时掩盖问题，并且可能在日后引发更大的问题。

剧集最有趣的一笔，是没有安排刘铮亮在灵堂里顺理成章地哭出来。他想了很多办法，却掉不出一滴眼泪。越涨越高的情感潮位，最终在二人转剧场决堤。台上唱的是母子离别，周围是七嘴八舌的观众，刘铮亮的表情渐渐绷紧，直到当众失声痛哭。最私密的哀悼，偏偏发生在最喧闹的娱乐场所；最庄重的告别，由一段世俗的、通常被精英鄙夷的乡土戏曲打开。在他突然失控的一刹那，我们甚至会感到一丝滑稽与尴尬，随即才意识到，那是迟来太久的童年悲声。

三

第十五集，刘铮亮在南下行程中给孕妇急救接生，误打误撞落到了蚌埠。他在据说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标记上反复横跳——这轻盈的一笔，生动地勾勒出这匹“迷眼马”在人生归属感上的进退两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二十九集的电视剧里，这一刻恰好落在全剧篇幅的中点，在整体结构上画了一道淡淡的分界线。

如果说刘铮亮的选择困难症多少有点哈姆雷特的意思，那么小西门医院的院长龙冬冬则类似于莎剧中精明、市侩却也不无悲悯之心的福斯塔夫。与龙冬冬有关的情节，最集中地体现了作品的社会性：小医院的“大”院长什么事儿都要管，要处理医患矛盾，要面对入不敷出，还得参透病人的心理困境。

于是，我们看到，龙冬冬一边烤肉，一边对刘铮亮软硬兼施；他拉住刘铮亮拍工作照，转身便把照片印上了医院海报。他既像惜才的基层院长，也像熟谙人性的“猎头”和商人。刘铮亮说他“阴”，并非毫无道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恰恰在于，善意经常以不那么体面的方式出现。

与龙冬冬相仿，女主角艾辰在剧集中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型角色。她不仅完成了治愈男主的任务，承担着剧集最外放的喜剧能量，而且，随着故事的进展，越来越显露出人物自身的魅力。

比如，艾辰经营殡葬店，日常就在医院附近蹲守业务。刘铮亮在手术室内抢救生命时，她和家人在门外与竞争对手抢生意，为此不惜设计了“假尸诈尸”的闹剧，把对手吓得弃车而逃。两种空间的巧妙并置，以及这极富悲喜剧风格的一幕，预示了艾辰朴素而豁达的生死观必然会对刘铮亮带来冲击。在她看来，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而她的职责是让无法挽回的生命有尊严地离开。

同样地，在蚌埠，面对周正的绝症，刘铮亮的第一反应是转身逃避；艾辰却认为，明知改变不了结果，也还是应该做点什么。璀璨的焰火中，她笑靥如花，回房后却独自垂泪。她的热烈不是不知人间疾苦，而是在见识过太多的疾苦之后，决定把眼前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小城良方》的悲喜剧由此获得了最坚实的动力——哪怕结局已定，人仍然可以认真地、用力地活着。

说实话，你很难在古典戏剧里看到如此生气勃勃的女性形象。艾辰更像是《新龙门客栈》里的金湘玉，或者《挪威的森林》里的绿子，穿越到东北小城的雪地里，笑了一串，滚了一圈，撒了个酣畅淋漓的野。

四

当然，这样的悲喜剧风格也存在需要警惕的表达陷阱。首先，高密度的笑点与温情，可能会将解决结构性困境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个体努力和亲情互助上。从天而降的刘铮亮能够救急，但他就此扎根却是小概率事件，更不应被叙述成基层医疗的理想答案。其次，返乡叙事天然带着疗愈诱惑：大城市代表冷漠与异化，小城代表真实与归属，这种对照若处理得过于光滑，就会简化城乡经验。小城有难以割舍的温情，也有保守、逼仄和机会有限的暗面。所谓的“次优解”，只有在承认代价的前提下，才不至于产生“预制圆满”的效果。

《小城良方》用来绕开这些表达陷阱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高级流畅的叙事节奏来实现的。在剧中，悲喜元素如液体般混合，流动，融为一体，拼接缝合的痕迹被最大程度地消除——归根结底，还是“故事的讲法”在起作用。

比如第十八集，刘铮亮与周正依依惜别。他们坐在石阶上，人手一瓶豆奶。刘铮亮说痛苦与记忆只会搁置不会消失，就随手放下豆奶举例——“我放下，不代表它就不存在。这是比喻，是metaphor。”

话音刚落，旁边施施然走来一个面无表情的收废品的大妈，将豆奶倒掉，瓶子放进她的蛇皮袋，再施施然走开。两人面面相觑，哑然失笑

这一幕，就好像同时摆开两排互相对照的意象：喜剧与悲剧，现实与隐喻，底层与精英，物质与精神，释然与执念。左边那排整整齐齐地抬起手，拍拍右边那排的肩膀——这只是暂时的和解，并不是冲突的终极消解。悲喜交加的循环往复，才是世间常态，才是真实人生。

从这个角度看，《小城良方》最值得肯定的，是它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在努力贯彻真正意义上的“悲喜同源”。它一直在试图突出悲与喜的辩证关系，让两者相互校正：悲剧提醒喜剧不要流于浅表，喜剧则阻止悲剧把人物写成纯粹的受害者。剧中的人物既不会因为遭遇不幸而失去幽默感，也不会将笑话当成万能的止痛药。他们只是无法等待所有问题解决之后再开始生活。他们相信，哪怕世界破破烂烂，仍然可以吃饭，相爱，渡己，救人。

原标题：《《小城良方》：悲喜交加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