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治疗是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的重要治疗手段,然而放射抵抗严重限制了其临床疗效。既往研究发现,即便同源的肿瘤细胞,照射后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命运。这种“同源不同命”的辐射响应异质性从何而来?
近日,军事医学研究院郑晓飞团队、伯晓晨团队、联合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陈河兵团队,在MedComm杂志发表了题为Dissecting the Radioresponse Heterogeneity of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riptional and Regulatory Landscape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整合单细胞转录组测序(single 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与单细胞染色质可及性测序(single-cell assay for transposase-accessible chromatin using sequencing,scATAC-seq),从转录和染色质调控两个方面解析了6 Gy γ射线照射后LUAD细胞的辐射响应异质性,并提出肺腺癌放射增敏的三阶段模型和候选分子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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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放疗抵抗的“细胞内外差异”
放射治疗通过诱导DNA损伤杀伤肿瘤细胞,而肿瘤细胞能通过DNA损伤修复、细胞周期检查、凋亡调控等机制影响其辐射敏感性。近期研究发现,不仅在患者、肿瘤组织间存在辐射敏感性差异,同源的肿瘤细胞间也异质性。然而,传统方法难以同时刻画单个细胞的辐射响应状态及其分子特征,而单细胞多组学测序为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新工具。
该研究以单克隆A549细胞为模型,在6 Gy γ射线照射前、后进行scRNA-seq和scATAC-seq,并结合MELD、Seurat、SCENIC、cisTopic、CellChat等分析方法,描绘了照射前后LUAD细胞的转录与调控变化。
主要发现一:照射前LUAD细胞即存在“固有异质性”
研究首先发现,即使在未照射的单克隆LUAD细胞中,细胞间也存在转录和染色质可及性差异。该异质性主要与细胞周期进程和染色质结构相关,部分细胞亚群还富集了ATP合成等与DNA修复及放射抵抗相关的特征。说明肿瘤细胞的辐射敏感性并非完全由照射后决定,照射前细胞固有的细胞周期状态和染色质结构已经“预设”了细胞的不同辐射响应倾向。
主要发现二:照射后6h出现辐射相关转录状态
研究团队对单克隆LUAD细胞给予6 Gy γ射线照射,并在2h和6h进行scRNA-seq,发现照射后6h出现了辐射相关的细胞转录状态,该细胞群主要包含G1/S期细胞,富集了TP53介导的DNA修复、凋亡和细胞周期调控通路。结合TCGA中107例接受放疗的LUAD患者数据,发现KDM4B和CDKN1A在放射抵抗患者中高表达。实验验证表明抑制KDM4B可加剧照射后LUAD细胞的DNA损伤并抑制细胞增殖,支持KDM4B作为放射增敏候选靶点。
主要发现三:CCNB1/TOP2A参与LUAD细胞的G2/M阻滞相关
照射后6h,轨迹和RNA速度分析显示LUAD细胞的转录变化与辐射后的G2/M阻滞密切相关。CCNB1和TOP2A在G2/M阻滞细胞中表达下调,与既往报道的G2/M阻滞机制一致。CellChat分析进一步提示,TGFβ2/GDF15介导的细胞间通讯可能参与了CCNB1表达的下调,为理解照射后细胞周期阻滞调控机制提供了线索。
主要发现四:辐射相关转录调控状态的出现早于转录状态
scATAC-seq数据分析显示,照射后2h出现了辐射相关调控状态,而辐射相关的转录状态并未出现。辐射相关调控状态中,富集了POLR2A、E2F1、YY1等转录因子。结合scRNA-seq数据,发现POLR2A是辐射后2 h高响应LUAD细胞中的核心调控因子,其调控网络中包含铁死亡等辐射响应相关下游分子,为后续机制研究提供了候选线索。
辐射响应三阶段模型:从“初始状态”到“命运决定”
综合上述结果,研究团队提出了LUAD细胞辐射响应的三阶段模型,为LUAD治疗的放射增敏提供了理论依据:
1.初始阶段:照射前细胞固有的细胞周期和染色质结构定义了细胞的“固有辐射敏感性”;
2.响应阶段:DNA损伤与修复、细胞周期调控及凋亡等相关基因参与细胞的辐射响应;
3.命运决定阶段:响应阶段的“天平”倾斜决定辐射后的细胞命运,部分细胞最终因不可修复的DNA损伤死亡。
意义与局限
该研究的亮点在于:从单细胞层面同时解析辐射后LUAD细胞的转录与调控变化,发现同源LUAD细胞照射前即存在与细胞周期和染色质结构相关的固有异质性;鉴定出辐射相关转录状态和更早出现的调控状态;并提出KDM4B、CCNB1/TOP2A、POLR2A等候选增敏靶点。
作者也指出,研究主要基于TP53野生型A549细胞和二维单层培养,不能完全模拟临床LUAD的遗传异质性和肿瘤微环境。未来需结合TP53突变模型、患者来源类器官、单细胞Hi-C及DNA双链断裂定位技术进一步研究。
军事医学研究院郑晓飞研究员、伯晓晨研究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九医学中心陈河兵副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博士生陶欢、清华大学博士后李雅儒、军事医学研究院博士后葛磊鑫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原文信息: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mco2.7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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