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小说创作研讨：打开新上海空间，叙写都市女性的人生突围

10月24日，上海财大性别文化研究中心与人文学院召开“私写作与新上海空间——张曦小说创作研讨会”。在绿树粉墙的同新楼，30余位评论家、学者与会，围绕作家张曦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只是朱颜改》及其多年来的创作历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张曦还以《写作资源与生活空间》为题，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同学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

会议讨论涉及上海都市叙事、女性写作脉络、海派文学传统、“七零后”代际书写特征、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张曦小说创作前后跨越二十余年的延续和变化等多个维度。与会专家对张曦多年来积累的创作成果作出了认真的分析与充分的肯定。其中，在上海都市空间叙事与海派书写传统方面，上海市社科联沈国明在致辞中强调，张曦小说中的上海展现了21世纪以来“新上海人”生活方式与情感观念的新变化，也凸显出上海书写的复杂、暧昧与多面性。浙江师范大学高玉将小说集《只是朱颜改》视为海派审美转向的征候性文本，认为小说同时具备了多重“经验性”特征：比如其中女性的情感体验往往在身体感知与调试过程中慢慢生成，同时小说也保留了作者来自四川的童年记忆与生活经验等。上海财经大学彭松认为，张曦小说中的“新上海人”视角基于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新移民潮”，不少青年通过求学来到上海，形成知识型移民，而小说中复旦南区宿舍、作为新型文化消费场所的五角场等空间细节，恰好印证了这种“新上海人”生活的具体性。

华东师范大学文贵良以“居所书写与上海形象”为题，特别关注张曦小说中主人公的居所问题，认为按照时间顺序，小说集不同篇目中主人公的住所经历了从大学生宿舍、租房、个人公寓到别墅的变迁与升级，这背后折射出21世纪前四分之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上海人”生活本身的不断演进。同时文贵良也指出，张曦小说中的“居所书写”是介于海德格尔式的“诗意地栖居”这一理想化居所与鲁迅所说的“无地彷徨”之间，构成了某种复杂、暧昧的中间特征，而这也恰恰隐喻了小说主人公的某种生活状态。

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引入“性别城市”的概念，认为张曦小说的都市书写延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女性与城市关系的写作传统，打开了城市写作的“阴面”，展现出大历史进程中城市个体情感的褶皱与细微之处。不同于同为“七零后”女作家群体的卫慧、棉棉主要关注城市中心的物质景观，张曦的小说则更多着力在城市的某一角落里为女性主角搭建一座精致的房子，构造一个女性的乌托邦。中国海洋大学马春花也同样认为，不同于卫慧等作家的都市书写更多是一种寓言式写作，张曦笔下的上海书写则接续了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其中女性对居所的渴望——特别是《谁来自远方》中女主角凌青对“老房子”的偏爱与追求——背后透露出一种对都市现代性与上海繁华梦的眷恋，并将其命名为“黄昏的美学”。上海财经大学姜云飞与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张智慧从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流水、流沙等意象出发，提炼出“液态爱”的主体情感与生存状态，并进一步认为小说人物普遍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缺少承诺的三角关系之中。而当这种情感关系投射到小说的空间书写之后，就表现为某种流动性和居间性，比如小说中被不断买卖和流动的商品房（《只是朱颜改》），以及介于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过渡地带的阳台（《阳台上的女人》）等。南开大学曾熙涵则尝试对“新上海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体验进行精神考古，认为其具有某种“蒲公英式”的生活样态。

在女性写作与逃离叙事方面。一方面，多位与会专家都关注到张曦小说中的日常性与模糊性等特征。比如《萌芽》杂志社木叶提出，张曦小说中流动的上海空间背后，隐含着一种流动的欲念书写。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四平将这种流动性概括为：小说中的男女情感关系带有近乎“量子纠缠”般的不确定性，人物也多为面目模糊的非典型形象。上海大学许道军把小说人物身上的这种模糊性与迷茫感，进一步解释为女性与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高敏感与复杂性特征，并强调这两类文学形象在张曦小说中形成了彼此交织与同构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张全之以鲁迅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概括张曦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叙事张力，并指出这种非戏剧化的情节处理策略，与小说人物形象自身的模糊性形成呼应。上海财经大学徐仲佳尝试将张曦的小说放置于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传统中来加以思考，认为爱与情义构成了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精神底色与支撑性情感力量。金陵科技职业学院王学森从《小艾求职记》等作品中的人物身份与经济关系入手解读文本，发现其中透露出女性经历的某种悲剧性与宿命性特征。上海财经大学李飞则借助对同一篇作品的文本细读，分析小说中隐藏的多重“凝视”，认为女性在看似弱势的情感关系中，实际上最终获得了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表现女性与情感、都市生活之间的关系时，如何突围与逃离，则构成了张曦小说的一个重要叙事母题。江苏省社科院徐莉茗认为，死亡、疯癫与继续生存构成了文学书写传统中女性面对生活困境的几种可能结局，而张曦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组精彩的女性群像。西华师范大学魏巍借助张爱玲的“走到楼上去”，来类比并讨论张曦小说《逃离》中的“逃离”叙事。复旦大学战玉冰进一步提出，张曦小说中的“逃离”并非被动地“逃走”，而是一种“主动逃离”，其中体现出从承受、妥协现实转向直面、超越困境的前后变化，而这既是小说人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转变，也是作者写作姿态的某种自觉调整。《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社何同彬则引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逃逸线” 来讨论张曦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指出小说中的“逃离”其实是关于女性如何打破生活禁锢，同时积极地、创造性地突围与自我生成的过程。

在整体考察张曦小说创作跨越二十余年的前后变化之后，复旦大学王宏图将张曦21世纪之初的创作视为其小说写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小说主要讲述了一名外地知识女性来到上海闯荡、求职的经历；2016年《只是朱颜改》则标志着张曦写作“第二阶段”的开启，在这一阶段，小说不仅表现的内容时空得到拓展，同时更写出女性自我成长的经历，具有“女性成长史”的特征。华侨大学田文兵同样注意到了二十多年间张曦不同作品彼此间的间断性与连续性关系，并从当代“学人写作”的视域出发，分析作为张爱玲研究者的张曦与作为小说创作者的张曦之间内在的知识与情感张力。北京师范大学程惠子将张曦两个阶段文学创作彼此间的差异性概括为从“膨胀之欲”到“安全之爱”，并认为这一转变既是作者个人年龄与心境变化的结果，同时也与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普遍的情感结构有关。上海财经大学韩元则从张曦小说创作层面的经验性与真实感，延伸到了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认为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具体的、可感的、共享的情感体验，承续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东南大学张娟借助“情感劳动”“情感耗竭”等理论资源，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同代际作者对于爱情的表达方式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并特别关注张曦较晚近的几篇小说《她们的音乐餐吧》《残酒春欲晚》《诸神的黄昏》，指出其中女性主人公“微醺的生活状态”带有生活轨迹不断下降与情感感知钝化等特征。上海交通大学郭恋东从格莱特关于“女性衰老叙事”的论述入手，审视张曦“第二阶段”小说创作中的“衰老叙事”，认为其并非“脆弱叙事”，而是能够更加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年龄如何成为人生期限这一根本性问题。郭恋东还强调，《她们的音乐餐吧》等小说既呈现出女性情谊的相互支撑，也揭示了这种友谊所能抵达的限度。浙江省文学院郑翔也指出，小说中的都市女性在情感关系和女性共同体之外，如何进一步获得主体性与独立性等问题。

在活动最后，小说集《只是朱颜改》的作者张曦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历与心得感悟，并对与会专家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她表示，未来将继续潜心创作，以更多作品回馈读者与学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