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日本老人来华放狠话：哪怕掘开坟墓，也要揪出战犯讨回公道

一个78岁的日本老人，专程来到中国哈尔滨，参观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对当年日军留下的罪证，他不仅公开鞠躬谢罪，还把话说得相当重：绝不能让犯下侵略罪行的人在战后安稳终老，哪怕掘开坟墓，也要追究到底。

这番表态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是因为说话者来自日本，更因为日本社会至今仍存在不同的历史认识。

那么，一个日本民间团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到中国？这场访问背后，又牵出了怎样一笔尚未完全厘清的历史旧账？

10月28日，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迎来了一支来自日本的民间代表团，团长是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随行人员包括日本资深媒体人金平茂纪和一桥大学教授福富满久等人。

代表团不仅参观了陈列馆，还走访了731部队本部大楼、四方楼遗址、地下实验室和动物饲养区域，最后来到“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鞠躬、献花。

这趟行程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没有把参观停留在了解历史的层面，而是主动把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摆到了台面上。

藤田高景在参观人体实验展区后，用“恶魔”形容当年侵华日军的残暴行为，并以日本人的身份向中国遇难民众表达歉意；他还表示，要把这次在哈尔滨看到的历史带回日本，让更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日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我认为，这种来自日本社会内部的反省，值得中国公众认真看待，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一个现实：一个民间团体的态度，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日本社会。

恰恰相反，这次访问之所以有讨论价值，就是因为日本国内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而藤田高景一行选择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掘开坟墓也要追究到底”的说法，正是围绕战后部分战争责任者逃脱惩罚这一问题传播开来的强烈表达，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对历史责任不能随死亡而消失的强调，而不是现实中真的要采取掘墓行动。

对于已经去世的责任者，今天能够做的，是继续调查、保存证据、公开档案，并让历史评价建立在事实之上。

这件事也让我想到一个更深的问题：日本战败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为什么731部队的历史仍然会让日本民间人士如此激动？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只看当年日军在中国做了什么，还得看战争结束后，相关责任究竟是怎样被处理的。

要理解藤田高景为什么会把话说得这么重，必须先弄清楚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的战后经历，因为这段历史恰恰揭开了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战争结束以后，并不是所有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都接受了应有的审判。

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核心负责人之一，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方以研究防疫为掩护，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建立了细菌战研究体系，开展人体实验、细菌培养和生物武器研究。

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失去了基本的人身权利，成为日军进行残酷实验的对象，这些罪行后来通过遗址、档案、证言和实物资料不断得到证实。可是，日本战败以后，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转折。

美国调查人员很快注意到了731部队留下的研究资料，原因并不复杂，当时美国正在研究生物战技术，而日本多年积累的实验数据对美国具有军事情报价值。

公开档案显示，1947年5月6日，美军远东司令部向美国国防部发送编号为52423的电报，其中明确涉及通过保留情报资料、不将相关材料作为战争罪证据使用的方式，从日本相关人员那里获取研究数据。

换句话说，美国当时更关心的是如何拿到这些研究资料，而不是如何让所有相关人员接受公开审判。后来披露的档案研究也显示，美国以获取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数据为重要条件，对石井四郎等人的起诉问题作出了特殊处理。

我认为，这才是这段历史最值得中国人记住的地方，因为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竟然在战后国际政治利益的计算中，变成了可以拿来交换情报的筹码。

受害者遭受的伤害不会因为大国之间的一纸安排而消失，实验数据也不能成为逃避战争责任的通行证。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之所以至今仍然受到关注，就是因为部分核心责任人员没有得到公开审判，相关罪行也没有获得与其严重程度相称的司法追究。

当然，战后追责并非完全没有进展，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对12名日本细菌战相关战犯举行公开审判，涉及细菌武器研制、人体实验和准备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最终被告被判处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场审判留下了重要历史材料，而中国中央档案馆在2025年12月公布的一批俄罗斯转交档案，又进一步丰富了相关证据。档案涉及200余名与731部队罪行有关的人员，最终有12人被确定为公开审判对象，这也让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楚。

所以，我并不赞成把藤田高景的表态简单理解成一句情绪化的狠话，他真正触及的是战后历史中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侵略者受到的惩罚，与受害者承受的苦难之间，至今仍存在令人遗憾的落差。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历史罪责能够得到完整调查，也希望更多国际社会人士了解当年的真相，但追究责任必须依靠可靠档案、历史研究和法律程序，而不能用新的违法行为代替正义。

只有把证据牢牢掌握在手里，历史事实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也才能让那些试图淡化侵略历史的说法失去立足之地。

如果把这次访华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观察，我认为还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围绕侵华战争的历史讨论，已经不只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外交议题，日本社会内部同样有人在为历史认识而努力。

藤田高景所在的“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成立于2013年，主要由日本学者、记者、律师和市民活动人士参与，目的就是延续1995年村山富市发表的历史谈话，推动日本社会正视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

为什么这个组织要花这么大力气坚持这件事？我认为，关键在于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和战争认识仍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侵华战争的了解，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充分。

藤田高景在2026年9月接受采访时就谈到，日本不少年轻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经过缺乏了解，部分历史教材对侵略行为的表述也存在淡化问题。

他还反对把战争责任简单推给上一代人的说法，认为生活在今天的人有责任处理前人留下的历史问题。

我觉得，这番话比单纯的道歉更值得关注，因为它把讨论从过去延伸到了现在，也把历史责任与今天的社会教育联系在了一起。

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战争，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如果他们连自己的国家曾经做过什么都不了解，那么历史教育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意义。

中国为什么一直重视抗战历史、保护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希望民族遭受的苦难，在时间流逝中逐渐变成模糊的数字。

日本社会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议，也说明历史认识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声音。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合祀靖国神社，后来这一消息公开，引发了长期争议，而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也多次引起中国及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反对。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日本普通民众能不能悼念战争死者，而在于如何看待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战争责任者。

如果把侵略战争的领导者与普通阵亡士兵混为一谈，甚至借纪念之名淡化侵略性质，那么历史评价就会失去应有的严肃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战后曾经通过村山谈话，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作出正式反省与道歉，这说明日本政府并非没有明确承认历史责任的先例。如今日本民间团体继续传承这份谈话精神，恰恰反映出他们担心这种历史认识在社会变化中逐渐被削弱。

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我认为我们应该珍惜日本社会内部这些愿意正视历史的声音，但也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少数民间人士身上。

真正有分量的历史反省，最终还是要体现在长期稳定的教育、公开透明的历史资料，以及对侵略责任的一贯态度上。

这次藤田高景带团来到哈尔滨，实际上也给日本社会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究竟应该让年轻人知道多少，又应该怎样让他们正确认识？

我认为，中国有充分理由坚持历史记忆，也有责任把相关证据保护好、研究好、传播好，因为只有掌握事实，才能在面对历史争议时保持主动，而不是被别人的叙事牵着走。

藤田高景这次访华，让人们再次看到731部队罪行背后的战后追责问题，也让日本社会内部不同的历史认识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我更愿意把这件事看成一次提醒：战争结束八十多年，并不意味着所有历史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石井四郎等人的经历仍然说明，国际政治利益曾经影响过部分战争罪行的追责。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既要铭记历史，也要保持理性，用遗址、档案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维护历史真相；对于日本来说，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如何让下一代不再回避侵略历史，如何让曾经作出的反省承诺真正落实到社会教育和现实行动中。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但珍惜和平绝不等于放弃历史记忆。一个国家可以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却不能要求曾经的受害者忘记伤痛，更不能把侵略历史包装成可以随意翻篇的旧故事。

藤田高景带回日本的那些历史资料，究竟能让多少年轻人真正了解当年的真相，这或许比一句“掘墓谢罪”更值得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