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弃权，美俄联手反对！联大票选出炉，中方出手曝光“两宗罪”

追究战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如今也得面对各国追问，联大有关年度报告的决议通过，美俄共同反对，中国选择弃权，同一场表决，几种态度，分歧究竟出在哪里。

法院强调追究严重罪行，各国关心它有没有相应权限，追责碰上国家主权和元首豁免，争论就从具体案件延伸到了规则本身，中方提出的两项关切，正好抓住了要害。

美俄为什么投下相同的反对票，中国又为什么选择另一种态度，法院既能发出逮捕令，为何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顺着这几个问题往下看，中方这张弃权票的分量就清楚了。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2日，第81届联大通过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的决议，结果为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国弃权，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反对。

决议获得通过，说明支持票达到了通过要求，可表决涉及的是整份决议，各国对具体案件和法律解释，依然可能持有不同意见，法院拿到了支持，摆在面前的问题还得继续解决。

中国这张弃权票值得细看，中方认可国际刑事司法惩治严重罪行的作用，也要求法院认真处理自身争议，支持追究罪行与坚持法律边界，在中国的立场中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天发言，既肯定国际刑事司法的作用，也提出法院履职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不能为了扩大追责范围，就把授权和义务解释得越来越宽。

在我看来，中国这份态度的分量，在于判断始终围绕规则展开，法院做了有益的工作，应该认可，权限存在争议，也应该提出，国际司法想获得长久信任，两方面都得经得起讨论。

法院依据《罗马规约》建立，规约于1998年通过，2002年生效，它是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国家通过条约授予相应权限，法院与各国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从这份授权展开。

权力从哪里来，决定它能管到哪里，参加条约的国家承担相应义务，没有参加的国家又受到哪些约束，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国家合作，中方点出的第一项争议，就落在这里。

中方明确表示，不认同法院在安理会移交情势之外管辖非缔约国国民，法院权限来自国家授权，未经相关国家同意就追究其国民，会触及国家主权和条约法的基本原则。

说白了，国家加入一份条约，要知道自己答应了什么，涉及没有加入的国家，更要解释约束依据，追究罪行有其必要，管辖权也得有充分来源，目的和程序都需要讲清楚。

法院对相关条款有自己的解释，各方意见并未统一，争议越大，越需要把依据摆出来，国家提出权限方面的关切，也应该获得认真回应，合作才能建立在彼此清楚义务的基础上。

第二项涉及元首豁免，某国加入规约后，对第三国国家官员承担的豁免义务是否随之改变，中方认为，缔约国接受的条约约束，不能自动改变第三国在国际法下享有的权利。

中方提出，规约第27条仅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不能改变其根据条约或习惯国际法承担的第三国官员豁免义务，法院请求协助时，还要考虑第98条确认的相关限制。

按我的理解，这项争议会让执行国面对实际难题，法院要求抓捕，执行国却认为行动会违反另一项国际义务，两份要求发生冲突，怎样履行才合法，就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方集中提出的两项问题，锋芒都指向授权边界，一个关乎法院可以管谁，一个关乎要求国家协助时应遵守什么义务，两处边界解释不清，追责程序就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摩擦。

国际司法的权威，需要规则足够清楚，让国家知道应该配合到哪一步，也知道提出异议有哪些渠道，权限越模糊，政治争执越容易挤进司法程序，美俄与法院的冲突已经反映出这份压力。

美俄在这场表决中共同反对，两国的反对票形成了合力，各自关注的案件和利益却有区别，美国反对涉及本国及盟友的司法行动，俄罗斯则强烈反对针对本国领导人的追责。

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非缔约国管辖与元首豁免争议受到广泛关注，俄罗斯反对相关行动，也对法院司法人员采取追责措施，冲突持续到了2026年。

2026年10月8日，俄罗斯最高检察院宣布，已向荷兰等国提出引渡赤根智子等9名官员的请求，相关人员此前于2025年12月受到俄方缺席审判，这些行动早于11月联大表决。

俄方通过本国法律程序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引渡能否落实，还取决于荷兰等被请求国如何处理，法院追责俄罗斯领导人，俄罗斯追责法院人员，双方的对立已经进入具体司法程序。

美国使用的是制裁措施，2026年8月，赤根智子等人被列为制裁对象，到了11月2日，法院介绍年度工作时，再次说明制裁对履职造成的影响，外部压力已经落到了机构运转上。

我的看法是，美国最需要回答的，是愿不愿意接受相同约束，涉及对手时支持追责，涉及自己和盟友时使用制裁，司法标准随利益改变，双重标准也就在这样的选择中显现。

法院因相关案件遭到美国制裁，也说明双方存在真实冲突，具体分析美国支持哪些行动、反对哪些行动，更能看清其政策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怎样影响国际司法的独立履职。

日本与欧洲支持法院，又要承受美国政策带来的影响，日本此前已对赤根智子受到制裁表达不满，维护法院独立需要承担实际成本，支持能否持续落实，就成了接下来的现实考验。

法院没有自己的警察队伍，抓捕和移交依赖国家合作，它能作出司法决定，落实却要借助各国力量，国家拒绝配合，案件就可能难以推进，法律权限与执行能力之间存在距离。

执行受阻，反映出合作困难，案件有没有法律依据，还得看权限、证据和程序，几方面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也才能解释不同国家为何带来不同的执行结果。

非洲案件长期集中，引发选择性司法争议，巴希尔案尤其受到关注，其中达尔富尔情势经安理会移交的背景很关键，讨论法院如何介入，需要结合案件实际的授权来源。

案件长期集中在部分地区，会影响外界对公平性的判断，法院需要说明案件选择依据，也需要回应其他地区的严重罪行为何没有受到同等关注，公众对公正的判断，就来自这些具体问题。

阿富汗调查体现了强国施压带来的难题，检察官2017年申请调查，后续授权与调查重点调整发生于不同阶段，美国施压影响了哪些环节，需要沿着案件过程分析。

讲真，批评要有力量，就得把事实讲扎实，调查方向为何调整，外部压力产生多大影响，都关系到法院能否独立履职，也关系到它面对强国时，能不能坚持稳定的法律尺度。

杜特尔特案件涉及退出规约后的管辖问题，菲律宾退出后，法院能否调查退出生效前的相关行为，仍涉及法律解释，行为发生时间、退出生效时间和既有义务，共同影响争议如何处理。

各国的退出程序有不同阶段，部分2026年提交的退出通知，要到2027年才生效，南非和冈比亚此前还撤回过通知，退出意向、正式通知与最终生效，体现的是不同程度的制度变化。

这些案例说明，法院面临外部施压与内部权限争议两方面挑战，强国干预会影响独立履职，法律边界不清也会削弱合作意愿，公信力需要在具体案件中积累，一场表决承担不了全部修复工作。

中国选择弃权，并把关切讲得明确，严重国际罪行应受追究，国家主权和授权边界应受尊重，国际司法能否获得支持，取决于它能不能把这些要求落实到每一次履职中。

真正的统一标准，需要经得起对象变化的考验，面对大国坚持法律原则，面对弱国守住程序要求，对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讲相同依据，中国这张弃权票所强调的尺度，也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