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旧州一带行军。
部队刚进入贵州不久，地形不熟，手头只有中学课本上那种简略地图，上面标着省会和几条大山脉，对行军作战几乎没有实际帮助。
不久后，红军在旧州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张将近一平方米的贵州省全图，测绘相当详细。
但麻烦在于，地图上的地名全是外文，部队里懂外语的干部辨认后确认不是英文，且没有人能看懂。
这时候，有人想起前几天扣留的几个外国人中，有一个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字。
被找来的人叫勃沙特，瑞士人，少年时随父母迁居英国，成年后受教会派遣来中国传教，在贵州镇远、黄平一带传教多年。
他读过一点中国典籍，依据 "克己复礼" 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薄复礼。
后来，他和妻子在旧州附近与红六军团相遇，被当作身份不明者扣留，妻子很快获释，他本人被留在部队中。
萧克把他请去辨认地图，薄复礼一看便认出上面是法文，并说自己可以翻译。
当天夜里，在一盏马灯或一盆炭火旁，薄复礼把地图上的山脉、河流、村镇名称逐一译出，萧克在旁边记录、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
萧克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坦言，红军在贵州转战，用的课本地图只能看个大概，没有战术价值，得到这张大地图，薄复礼帮他译成中文，“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两人边译边聊，薄复礼在云贵地区传教多年，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他在交谈中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对部队决定行动方向起了一定作用。
萧克还从谈话中了解到薄复礼的身世，也知道了不少军事上可用的材料。
一张看不懂的法文地图，因为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变成了红六军团在贵州行军作战时实际可用的向导。
这是第一个收获，属于军事层面，直接而具体。但薄复礼带来的另一个收获，是在他被释放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
薄复礼跟随红军行动的时间并不短，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他随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走了大约十八个月，辗转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约一万公里。
他最初的身份是被扣留的外国人，对红军抱有恐惧和疑虑，但随军过程中的见闻逐渐改变了他的判断。
后来他在回忆中记录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
红军不吸食鸦片，拿东西必须付钱，钱不够还要打欠条。部队纪律严明，不赌博，买卖公平。
行军条件极其艰苦，战士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穿，宿营时让他睡在铺了稻草的床上，自己睡在地上。
这些细节不是宣传材料里的概括，而是一个被扣留者身处队伍内部的日常观察。
薄复礼本人并不认同共产主义，但他看到的事实和他出发前从教会和外部报道中获得的“匪徒”“强盗”印象之间，出现了无法忽略的差距。
1936年4月，红军在云南富民释放了薄复礼。
萧克当面告诉他，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租界，所以决定让他走。
释放之后，薄复礼在昆明着手把这段经历整理成书。1936年12月，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大约一年。
这本书很快在英国再版，次年又被译成法文在瑞士出版。
从时间上看，它才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由亲历者写成的、系统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薄复礼在书中没有把红军写成一支不可理解的武装，而是写下了他亲眼见到的人：年轻、坚定、纪律严格、在极端匮乏中仍然维持某种秩序。
他写道，许多报道因为红军扣留外国人的举动而称其为“匪徒”或“强盗”，但在他看来，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并实践着其原理的人。
这两个收获的性质并不相同，法文地图解决的是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后最紧迫的行军难题，作用直接、当下可见。
而《神灵之手》的作用在另一个方向上：它在长征尚未结束时就已经交付出版，把一个被扣留的外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带到了西方读者面前，比斯诺的采访和写作更早地构成了西方世界了解红军的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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