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克里斯托弗·凯利和他的卢梭研究 | 曾誉铭编译《凯利论卢梭》出版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卢梭研究在中文世界并不算少，但克里斯托弗·凯利的卢梭研究，此前一直没有被系统译介。这本编译集补上了这个缺口。

凯利是北美最重要的卢梭研究者之一。他的研究起点，是年轻时被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击中：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他反复追问的是同一个方向：哲学问题如何从个人生活中长出来，一个思想者又该如何面对“我们应当如何生活”。

在一个“加速社会”里，人文科学常被问“还有什么用”。这本书或许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它可以让我们思考凯利说的那句话：那些宏大的问题，无法与我们更应追问的根本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相分离。

《凯利论卢梭》

[美]克里斯托弗·凯利 著

曾誉铭 编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8月

ISBN：9787542693235

内容简介

该编译集涵括了凯利教授对卢梭影响重大的具体文本的研究（诸如《二论》《论戏剧》《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也涵括了凯利教授对不被学者重视的卢梭文本（如《对话录：卢梭审判让-雅克》《日内瓦政府史》）的解读，还纳入了凯利教授两篇重要的未刊稿，为读者和研究者重新理解卢梭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哲学式诠释路径，其出版必将推动国内的卢梭研究。

著译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凯利，1950年生，美国籍，美国著名卢梭研究专家，英文版《卢梭全集》主编之一，主编《卢梭式心灵》，《卢梭的挑战》，著有《作为作者的卢梭》，《卢梭的典范生活》，现居费城，专事卢梭相关研究的写作。

曾誉铭，1976年生，湖南祁东人，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博士，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美国波士顿学院高级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政治哲学，近期关注生活中的伦理学。

目录

1. 卢梭论德性与善良

2. 卢梭论追求幸福

3. 论不正义感的自然性

4. 论审议——致达朗贝尔的信

5. 论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

6.《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之谜

7. 如果没有立法者——卢梭的《日内瓦政府史》

8. 卢梭论法律

9. 卢梭论“真正的民主”及其衰落

10. “民主是现代社会的真正基础”——克里斯托弗·凯利教授访谈

编译后记

书摘

编译后记

一晃近12年过去了。

在这个后记中，时间将逆向展开。我将从最近参加一个主题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政治思想”国际学术工作坊时的一些想法开始，这些想法涉及人文科学、政治思想的现实处境、核心主题和方法，然后我将回顾编译集的缘起和经历，其中会援引卢梭思想和凯利教授的卢梭研究，看看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以图解决之道。

这12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无论是个体的还是人类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全球经济下行，民族主义崛起，当代人类似乎已进入“自愿被剥夺”的历史时期，人文科学的存在意义在全球被唱衰，在“极致功利化”的时代人文科学还能提供何种“价值”，个体化过程导致“原子式”个体（我相信这仅仅是一种纯抽象化的做法，人之实存无法摆脱社会关联）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陌异化直接导致“深度互联”的匮乏，关键是人文科学仍缺乏足够的原创性理论或原创性解释应对这种境况。常中有变，变中有常。具体的技术和物质条件改变了，但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似乎并未发生彻底性的变革——撇开修辞不说，“统治”关系始终存在着。在这些变化中，某种相信思想的信念和敢于思考的勇气仍保持着自我同一性，生命重要之事依然在召唤着每一个思想者的思考。

当然，就更具体的社会境况而言，在一个“加速社会”中，随着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为了保持稳定的现状，经济必须维持增长，技术必须不断加速，文化必须不断革新”，以此保证“动态稳定”，使得世界可用、可达、可得，最终实现“可控”。与之相关的是人类遭遇深刻的心理困境，如互联网和AI技术的兴起使得人们失去了感性的、面对面的交往的兴趣和冲动，从而导致社会性的匮乏；在效益优先的指导原则下，人们不断减少自己的睡眠时间，从而导致睡眠的匮乏；无论是娱乐还是学习的对象迭代加速，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新对象和新体验，从而导致注意力的匮乏，人们无恒久归属的价值、活动、关系，但又对特定价值、活动、关系成瘾，从而原初的主体性散失殆尽，陷入一张无所不在的依赖网中。

面对这些问题，卢梭的文本大体上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正当性制度的建构，它集中体现在《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契约论》《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科西嘉宪政规划》《论永久和平计划》《论战争状态》等文本中，但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卢梭看来，所有现实的制度都有腐化的可能，正如所有现实的人都会倾向于腐化一样。二是个体生命的建构，集中体现在《爱弥儿》《新爱洛伊斯》《寓言》《论英雄的德性》《书信集》等文本中，而它的最终答案存在于其最后一部未竟之作（《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在那里，他为个体生命尤其是“内在生命”提供了一种摆脱所有依赖的现实展示，即“自足如神”的“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个体的幸福和善不再依赖自然、社会、制度和历史。用凯利教授解释“漫步八”中的话来说，他做到了完全的自由，他独立于一切依赖关系——即便是对神的依赖也仍然是一种不自足的依赖关系，更不用说对物、对人、对自然的依赖了。

而当“主体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图像”（海德格尔语），世界和主体都成为可规划、设计、订制的“对象”，“特殊主观性”（黑格尔语）的满足成为社会追求的普遍目标之时，个体公共意识的匮乏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在这种类和个体的生存境况下，政治哲学何为？研究政治哲学的意义何在？我将所有的话语分为三种：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近似对应于米特尔斯特拉斯（Mittelstrass）在《科学与文化》中的文化划分：知识、制度和道德。在政治哲学自身充足的意义上——当卢梭在“自足如神”的生存感下写下“漫步八”时，我们似乎可以将其理解为政治哲学的极限，它将完全进入哲学的自足之善中，而不再处于相对的社会关系之中——它并不只是哲学在政治共同体之前的自我辩护，其核心论题涉及共同体、治理、权力和共善。

卢梭思想至少蕴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张力，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权利建构），制度、知识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它们通过对自然与社会的张力，自爱与自私的对抗，人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一般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揭示。关于第三个问题，如果套用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说法，“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亦然”，我将其拓展为“有什么样的人心，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反之亦然”。当然，它仍需要足够详尽的论证和阐释。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卢梭研究于“人的幸福生活”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这样重要问题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它们也同样促逼着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展开形而上学的追问时，它与具体的研究对象比如政治、权力、道德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仍不能摆脱“关联论”来探究这些事物，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否摆脱概念的宰制去探究“事物本身”？政治哲学或者道德哲学的论题只是形上论题的具体化或者其现实展开吗？在所有的人类现象中，政治现象是不是最根本的现象，如何理解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与意义？如何理解政治方向是恰当的？

在这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从凯利教授那里获得了对我影响巨大的两个教益。其一是对思想为业的研究者而言，他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决定了其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对古典研究者来说，文本研究仍是我们可以凭借的根本研究方法。在这种思想研究中，我们必须抛弃一种顽念，即自认为对作者和文本的了解远胜过作者本人和文本的原义，尤其是面对伟大的作者时更是如此。其二是思想和行动的合一性，我在凯利教授身上看到了不同于众多专家学者的一点是，思想原则并非外在于行动的工具性存在，思想并不只是研究者或思想者获取外在之善的工具，在其根本性上，思想是行动的思想，行动是思想的行动，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外在甚至毫不相干的。这个原则，在我跟凯利教授的深度交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曾誉铭

2026年1月30日

摘自《凯利论卢梭》第233-244页，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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