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一女生今晨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年仅27岁，令人惋惜

我叫吕秀珍，今年五十八，在长春市朝阳区一所中学的后勤干了半辈子，管食堂，管仓库，管那些桌椅板凳、粉笔、扫帚。我这人没什么文化，可我记性好，账我记得清，人我记得住。我女儿叫吕念，1997年夏天生的，走的时候二十七岁，是2024年11月26号，星期二，早上五点四十几分，天还黑着，外面在飘雪，那种东北十一月的雪，不大，细细的，落在窗台上就化。

她走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她那个病房在省肿瘤医院的十四楼，窗户朝东，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是从她床头那边照进来的。她走的那个时刻，太阳还没出来，窗外是灰的。她最后几天说话已经不大清楚了，可前一天下午，她清醒了一会儿，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妈，我那件大衣，你还留着吧。

她说的那件大衣，是她去年冬天买的，一件驼色的，她说等天暖和了，穿上它去看一场电影。

这个孩子，她这辈子，想做的事，排了一个长队。

我女儿叫吕念，念书的念，这个名字是她爸起的，她爸叫吕向阳，在客车厂干了一辈子，1990年代末厂子不行了，后来出去给人修车，2015年心梗走了。她爸走那年，吕念十八，正在念高三。

她从小就聪明，个子不高，头发黄，从小瘦，我总说她像一根豆芽菜。她念书一路念得好，初中在我们区里那个重点，高中考进了师大附中，高考那年，她考了六百零几分，上了吉林大学，念的是新闻。

她念大学那几年，是我们家最舒坦的几年。她爸还在，虽然厂子不行了，可他修车也能挣点。她放假回来，我给她做锅包肉，她坐在我家那个小餐桌边上，一边吃一边跟我讲学校的事，讲她的室友，讲她们宿舍几个人熬夜写论文，讲她采访过的一个老人。她说话快，眼睛亮，我那时就想，这个孩子，她不像我，她这辈子会比我强。

2015年，她大二，她爸心梗，人送到医院，没救回来。她那天在学校，我给她打电话，她坐火车回来，到家已经夜里。她进屋，看见她爸那个空着的椅子，站在那儿，站了半天，眼泪一直掉，没有声音。

她爸走了以后，她和她妹妹——对，她还有个妹妹，比她小四岁——我们娘仨就这么过。她那年暑假没回家，在学校那边找了个实习，她说，妈，我得把书念完。

2019年，她大学毕业，进了长春一家做本地生活的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一个月四千五。她那个工作，忙，天天加班，她有时候晚上十点多给我发消息，说，妈，我下班了，我吃个面就睡。

2021年，她跳了槽，去了一家做政务新媒体代运营的公司，一个月六千多，做了三年多，做到了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手底下带着三个姑娘。那个工作，我听不太懂，她跟我解释过，说就是给政府单位写公众号，拍视频，做活动。她说她去年做了一个什么“城市记忆”的系列，采访了十几位老人，讲长春的老厂、老街道。

我记得她跟我说那个系列的时候，是2023年冬天，她在家吃饭，一边吃一边跟我讲，眼睛亮得跟小时候一样。她说，妈，我采访了一个老大爷，他是客车厂的，跟你和我爸一个厂。她说，他说起那个厂的时候，哭了。

我说，那你就好好写。

她说，我写了，我还拍了他那个老照片。

我女儿这个人，她这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把事做好”。她那个组，四个人，活儿多，她从来不推，她老是那个最后走的人。

2023年秋天，她开始咳嗽。她说是换季，买点药吃吃就好了。她那阵子瘦，我以为是累的，她那个人，一忙起来就不好好吃饭，中午吃个面包，晚上回来煮个面。

今年春节，她咳得更厉害了，有一回咳得弯腰，我看见了，我心里一沉。我说，念念，你去查查。她说，妈，过完年我就去。

过完年，她去了，是三月中旬。

她先去的是我们区的医院，拍了个胸片，医生说，肺上有一块阴影，建议去大医院做个CT。她自己去的，没告诉我，她跟我说，妈，我做个检查，你别担心。

三月二十二号，她给我打电话，说，妈，你跟我妹下午来一趟吧。

我那天下午去了省肿瘤医院。我们坐在那个门诊的走廊上，她坐在我旁边，她手里拿着那张报告，一直捏着，捏得纸都皱了。她说，妈，是肺癌，四期，有骨转移。

我当时听完了，我扶着那个墙。我说，你才二十六。她说，妈，我知道。

她爸走的时候是五十一岁，她走的时候是二十七。

那天从医院出来，天还没黑，她把那张报告折好了，放进她的包。她说，妈，咱们回去吃饭吧，我饿了。

我们回家，我给她下了碗面，她吃了半碗。

后头的事，就跟所有这样的事一样，一步一步。基因检测，她有突变，能吃靶向药，头几个月还好，人有点劲儿，她还能去上班，她那个组的人，都知道她有病，她还在那儿带着，一周去两三天。

到了八月，耐药了。化疗。化疗打了两个周期，她那头发掉了，她自己去买了个假发，短的那种，她戴上，照镜子，说，妈，我这像个女强人。

十月，她又住进医院，因为骨头疼，她那背上、胯上，疼得夜里睡不着。医生给她做了放疗，放疗做了十来次，疼痛是缓下来了。

十一月初，她的情况往下走。她开始喘，走两步就喘，说话也要歇一歇。她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二十多天。

她这一辈子，我给她算了算，她上大学四年，工作五年，加上生病这一年多。她这二十七年，一共就干了这么些事。

她住院那些天，我去医院陪她。我们那间病房，两张床，另一张床换过两个病人。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说，妈，我这一辈子，没干什么。

我说，你胡说。

她说，真的，妈。她说，我同学，有的出国了，有的结婚生孩子了，有的买了房。她说，我这二十七年，就干了那么点活，攒了几万块钱，连个对象都没处上。

我当时坐在她床边，我抓着她的手，我说，念念，你这二十七年，你把你自己活成了一个明白人，这就够了。

她笑了一下，说，妈，你老说这种话。

她那个“遗憾”，她后来跟我说过几回。她最遗憾的，是她那个“城市记忆”那个系列，她做了七期，本来要做十二期，她说，剩下那五期，她采访的名单都列好了，她写在本子上，那个本子现在还在她那个屋里。

她还说，她遗憾的，是她那个大衣没穿上，是那场电影没看成。

她还有一件事，是她在最后那几天，跟她妹妹说的。她妹妹叫吕知，比她小四岁，今年二十三，在念研究生。她跟吕知说，你以后，替我去看看，看看咱们长春那些老厂，你替我写上。

我这两个女儿，从小就亲。吕知那几天天天来，姐妹两个，一个躺着，一个坐着，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

十一月二十五号傍晚，她那口气就上不来了。医生给她上了氧气，她那脸是白的，嘴唇也是白的。她那时候还能说话，声音很轻，她跟我说，妈，我走了以后，你别一个人在家，你搬到妹妹那儿去。

我说，你别瞎说。

她说，妈，你听我说一句，我这几年，我过得挺好。她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碰见了好多人，我写的那些东西，有人看。

她那晚上，一直在睡，睡到半夜，醒了一回，她问我，妈，几点了。

我说，三点多。

她说，你睡一会儿吧。

我说，我不困。

她早上五点多走的。最后那一会儿，我在她旁边，我握着她的手。

我这几个月，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想给她打个电话。我拿起手机，我才想起来，她那个号，已经停了。

我把她那些东西收拾了。她的电脑，她的相机，她那些采访的录音，她那个本子，还有她那件驼色大衣。那件大衣我给她洗干净了，挂在柜子里，我舍不得。

她那个“城市记忆”，剩下那五期，我跟她妹妹说了，吕知说，她来写。她今年三月，去了那个客车厂的老厂区，见了一个老人，是我和她爸当年的同事。

吕知那篇文章，她写完了，给我看。她写那个老大爷，说她爸那个厂，说那些年，说她姐。

我看完了，我坐在那个沙发上，我看了很久。

我今天把这些写下来，我写我女儿，她二十七，她走了，我心里这个口子，是永远也好不了。

我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事，我想说给那些年轻人听：你们这些孩子，你们忙，你们加班，你们觉得自己年轻，能扛。我女儿也这样过，她二十六岁得的病，她从来不体检，她咳了半年，她说等一等。你们要是看见我那篇，你们就去做个检查，你们就早点睡，你们就别老吃那个外卖。

你们那条命，不是你们一个人的。你们那条命，是你们妈你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