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假救生衣跨海逃亡：镜头见证惊心动魄十年，难民少女变成母亲

2015年，11岁的叙利亚女孩伊斯拉（Israa）平静地讲述着，如果她们乘坐的橡皮艇在从土耳其穿越海面前往希腊的途中沉没，她的家人将如何求生。她的父亲会抓住她残疾的妹妹；她的母亲会照顾婴儿。“而我，”伊斯拉说着，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怎么救自己。”

夫妻档纪录片制作人伊塔布·阿扎姆（Itab Azzam）和杰克·麦金尼斯（Jack MacInnes）是在拍摄BBC系列纪录片《出埃及记》（Exodus）时遇见伊斯拉的，该片讲述的是试图抵达欧洲的难民的故事。他们原本的计划是跟随伊斯拉和她的家人，记录他们前往德国的危险旅程。但在伊斯拉到达安全之地后，两人继续拍摄。这部历时十年制作的纪录片《百万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非同凡响——让人联想到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和《人生七年》系列。我们看着伊斯拉在眼前长大，从一个阳光开朗的11岁女孩成长为一个结了婚、有了自己孩子的女人。

阿扎姆和麦金尼斯第一次注意到伊斯拉是在土耳其沿海城市伊兹密尔，她正和父亲一起卖香烟，为支付人口走私者的费用筹钱。“这束阳光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样来自叙利亚的阿扎姆回忆道。“伊斯拉笑着开始和我们说话。那是一见钟情。她那么活泼、热情、积极。我们先和她聊，然后和她父亲聊。他们邀请我们去了他们的公寓。”这家人是在家园被导弹摧毁后逃离阿勒波的。

11岁的伊斯拉拿橡皮艇沉没开玩笑，她太小了，不明白其中的风险。但她的父亲塔雷克（Tarek）却备受煎熬：“我是在拿孩子们的生命赌博，”他在纪录片中说。就在几个月前，三岁叙利亚男孩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岸。那个画面一直萦绕在塔雷克心头，他在渡海当晚与制片人分别时说：“如果我们出了什么事，你们必须把我们的故事讲出来。”

麦金尼斯至今看这个场景仍觉得情绪激动：“当时我们知道有可能这就是永别，就这样了。”

在伦敦一家酒店的餐厅里，坐在他旁边的阿扎姆回忆起在伊兹密尔拍摄的情景时擦去眼泪。伊兹密尔是人口走私贸易的中心。“那真的令人心碎。你看到许多家庭在给孩子穿上救生衣。”麦金尼斯补充道：“人们还在卖假救生衣。那些救生衣根本不管用。如果我们当时有孩子的话，我不确定我们还能拍下去。”

两人于2010年合作时相识。不久后，麦金尼斯搬到 Damascus，他们计划在那里创办一家制作公司。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们搬到了伦敦，现在与六岁的儿子住在那里。

2015年，伊斯拉一家乘橡皮艇在希腊登陆后，汇入了难民潮。那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伊斯拉抱着小弟弟在泥泞和冰冷的雨中跋涉，她的父母则推着坐轮椅的妹妹。阿扎姆和麦金尼斯全程陪伴。“我们和他们一起睡在街上。我们乘坐难民列车和巴士，”麦金尼斯说。“等我们到达德国时，我们已经成了一家人。”

这家人的旅程在科隆结束，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但制片人发现无法就此离开。阿扎姆解释说，部分原因是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我们到德国时，伊斯拉问：‘你们会来看我们吗？’我们说：‘当然。’”

她也觉得这不像是故事的结局：“一开始的想法是：让我们记录这段旅程。然后有很多关于融入的讨论：这些人会融入欧洲吗？所以我们继续拍摄来记录这些。然后它变成了一部关于家庭和爱的电影。制作这部电影的情感过山车的一部分就在于它关乎一切。”

在科隆，伊斯拉仅用五个月就学会了流利的德语。她开始上学，交了朋友，迷上了贾斯汀·比伯。12岁时，她选择不戴头巾，这个决定她后来重新考虑过。她与父亲曾经亲密的关系变得对立。《百万分之一》是一幅难民危机的肖像，但它也是一个成长故事，一个在某些地方让人感到普遍共鸣的成长烦恼的故事。

阿扎姆和麦金尼斯花了三年才获得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他们兼顾全职工作，把制作纪录片的费用刷在信用卡上。情况有多糟？“我想我们一度至少欠了四万英镑，”麦金尼斯笑着回答。“但我们当时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家庭动态中的板块开始移动。离开叙利亚后，塔雷克失去了大部分身份认同。在阿勒波，他经营着一家炸豆丸子餐厅：“他在那里是个大人物，”麦金尼斯说。“所有人都认识他。现在他在德国，只是又一个移民。”

当塔雷克艰难适应时，他生活中的女性却绽放了。影片过半时，他的妻子尼斯琳——伊斯拉的母亲——一开始是个背景人物，走到了镜头前。她的转变是影片的亮点之一。“她有一种英雄之旅，不是吗？”麦金尼斯说。“看到她身上发生的变化真是太美好了。”

伊斯拉14岁时，在他们外出买烤肉串时向麦金尼斯透露父亲一直在打她。他关掉摄像机，进入保护模式：“我们突然意识到有比电影更重要的事情在发生，”他回忆道。制片人以极大的敏感度记录了这个家庭接下来发生的事。

他们的计划是在伊斯拉18岁时停止拍摄。但后来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穆罕默德（Mohammed），他也是作为儿童难民从叙利亚来到德国的。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出人意料地倒台。影片以伊斯拉回阿勒波探访的感人画面作为首尾。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经历过难民生活的人来说，这部电影有力地揭示了不得不离开祖国和思念家乡的感受。阿扎姆点点头：“我经历过这些。那是一种挣扎。即使我在英国安顿下来，我们有了孩子，我们的生活在这里，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你感觉自己像个逗留太久的客人。你在身份认同中挣扎。我是谁？我是叙利亚人吗？我是英国人吗？”她耸耸肩，仿佛在说答案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反移民、反难民情绪让她难过吗？“这很难，但你会习惯的。有很多负面情绪，你学会屏蔽它。”这些言论也与她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我在这个国家14年了，从未经历过任何种族歧视。我理解有人经历过。但说实话，我的经历绝对是积极的。我父母来这里一年了。他们对人们如此友善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不会说英语，走在街上时，每个人都对他们微笑，试图帮助他们。”

阿扎姆来自叙利亚的德鲁兹宗教少数群体。阿萨德政权倒台数月后，据报道有武装部落在新政府支持下在叙利亚南部与德鲁兹武装人员发生冲突。她的村庄被摧毁：“我们看到了我们房子的画面，完全烧黑了。”她的父母在伦敦已经一年半了。

回到电影，阿扎姆承认有时他们觉得永远也完成不了：“说实话，制作过程非常紧张。真的只是热情支撑了这么久。”

她和麦金尼斯交换了一个眼神。他补充道：“我记得伊斯拉刚到德国时，我们常推她荡秋千。现在我们各自推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荡秋千。”

通过视频通话，我和伊斯拉交谈，她坐在科隆郊外家中的厨房里。她轻松地笑着，经常笑。现在二十出头的她有两个小孩，已经重返校园，正在接受培训，准备成为地方政府公务员。

她记得见到制片人的情景吗？“记得！”她说着，露出最灿烂的笑容之一。“我看到伊塔布的那一刻就感到一种盲目的信任，我立刻信任她。这些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成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她说，第一次看《百万分之一》时，她从头哭到尾。看到家人准备从土耳其渡海的场景是什么感觉？“小时候我并不真正意识到那有多危险。但现在，当我回忆起来，当我观看这部电影时，我能看出那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旅程。”

我问她成为母亲是否改变了她对年幼时那段跋涉的感受？她点点头。“我总是说我父母都非常勇敢。因为现在作为母亲，当我看着我的孩子，我说我永远不会有勇气进行这样的旅程。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和我们一起踏上了这段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