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把远程导弹部署进熊本市的健军驻屯地,学校、住宅和医院就在周边。日本学者山下雅彦据此批评,政府已经越过红线。与此同时,高市政府修改安保文件,涉华表述却传出拟避用“威胁”的消息。军事部署走得更远,外交文字仍留有余地,日本政策的变化就在这种落差之中。
现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正从政策主张变成部队装备,军事行动的选择扩大了,居民承担的风险也随之改变。山下雅彦所说的“越过红线”,反映的就是这种变化与战后和平承诺之间的冲突。接下来,即使高市政府在涉华措辞上变得克制,也无法抵消部署带来的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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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军驻屯地原来就有地对舰导弹部队。九州防卫局选择此地的原因是强调现成的维护保障基础,以及支援日本西南方向军事部署的地理位置。利用已有营区和人员,自然有利于加快装备到位。但原有基地适合维护武器,同周围居民适合承担多大的新增风险,是两项不同的政策判断。
此次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由陆基改进型12式导弹发展而来,射程约为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把这类装备纳入远程防卫能力建设,并明确相关能力也可用于“反击能力”。变化由此超出了更换车辆的范围,部队能够介入的作战距离和任务安排都在扩大。
日方解释,车载发射装置可以机动,通常根据任务移往其他地点,驻地未必就是发射地点。居民担心的范围却更广。在九州防卫局公开的居民意见中,有人提出,即使导弹在别处发射,原驻地仍可能成为攻击对象。
并且,日方对风险的回答还有信息缺口。九州防卫局问答以避免暴露自卫队能力为由,没有公开弹药的具体储存地点与数量,同时认为周边影响不会很大。居民无法掌握用于评估风险的资料,又被要求接受影响有限的结论。政府至少应提供经过独立审查的风险评估,让保密要求同公众知情之间有可核查的安排。
政府主张远程导弹能让潜在对手顾忌,从而减少日本遭到攻击的可能。但这种威慑要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对手怎样判断日方的意图和使用条件。军方眼中的远程防卫能力,可能被另一方视为需要重点应对的打击力量。居民担心自己承受这种相互戒备带来的后果,有明确的现实原因。
学校上课、医院收治病人、老人需要照护,都发生在营区外的日常生活中。军事部署决定由中央作出,疏散和救治却要在当地落实。山下雅彦强调人口密集,正因为地理位置把国家安全决策同普通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政府承诺获得更多安全,就有责任交代新增风险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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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政府声称,“反击能力”仍须满足武力行使条件,未经武力攻击便先行攻击受到禁止。山下雅彦等人的批评,则集中在政府持续扩大军事能力,正在侵蚀战后和平原则对实际政策的约束。
过去政府没有选择保有的境外反击手段,如今有了装备、人员和相应训练。危机之中,决策者可动用的选项因此增加。即使沿用“必要最低限度”的表述,究竟何种威胁需要打击、哪些目标可以攻击、采取行动会不会扩大冲突,也需要更严格的审查。
远程打击还依赖对远方目标的持续识别。日本防卫白书明确提出,配套建设目标信息收集和指挥控制能力,并推进卫星系统。采购导弹只是其中一环,情报怎样进入指挥机关、由谁核实、依据何种判断批准使用,同样决定着武器会被怎样使用。
这些环节同“越过红线”的评价直接相关。人员和装备逐步到位后,军事行动的准备会越来越具体。倘若使用条件只保留原则性文字,判断权却不断集中到掌握情报的少数机关,国会和社会就更难评估一次行动是否超出防卫需要。攻击距离扩展以后,对判断失误的约束也应随之加强。远程打击能力越接近实际运用,政府越应说明决定使用武力的依据,以及防止误判的办法。用“反击”命名武器用途,承担不了这种审查功能。
坂本浩一从宪法和平原则出发,批评进攻性武器部署。他关切的是政府能否通过连续调整解释和装备配置,使日本逐渐具备更广泛的作战能力,同时仍宣称原有原则得到遵守。和平承诺要约束行动,就必须进入具体授权程序,规定政府可以做什么,并让越界决定受到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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