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直到老蒋大怒，才明白徐海东抓住高福源，功不可没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刚踏进吴起镇的那几天，部队翻过六盘山、打完河连湾，已经疲惫到了骨头里。谁也没想到，落脚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整，而是先救人。长征走到这里，其实就是一道分水岭。往前的路是雪山草地，往后的路是能不能在陕北活下去。哈达铺的一张报纸，定了红军往哪走。

时间往前拨一个多月，突破腊子口之后，红军在甘肃宕昌的哈达铺得到了难得的喘息。部队在这里补充了给养，也在当地的报纸上翻到了一条关键消息：陕北居然还存着一块成规模的红色根据地。这条消息的分量，不亚于一场胜仗。长征一路走来，红军最缺的不是枪不是粮，而是"终点到底在哪"。落脚点一旦确认，此后的每一步都有了方向。

红军随即定下北上陕北的战略，同时做了一次重要的番号调整：红一方面军主力与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此后这支队伍就以陕甘支队的名义继续北上。六盘山翻过去了，前路依然凶险。十月十四日，部队途经甘肃环县河连湾，与反动民团激战。曾经强渡乌江、攀上腊子口悬崖的英雄连长毛振华，就牺牲在这里。

十月十九日，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落脚之后，立刻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叫停肃反，也就是开头那一幕。根据地创始人被抓、被杀，如果放任下去，红军就算到了陕北，接手的也是一个自毁根基的烂摊子。这件事被及时摁住，陕北根据地才保住了主心骨。第二件是"切尾巴"。红军刚停脚，尾随而来的敌军骑兵就跟到了附近，宁夏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加上东北军白凤翔部，一共两千多人，对红军形成夹击态势。

十月二十一日黎明，红军兵分三路，隐蔽在头道川、三道川和西南山，摆出三面夹击的架势。战斗上午七点打响，激战到九点多，全歼敌一个骑兵团，击溃另外三个团，毙伤七百余人，俘敌一千余人，缴获战马一千六百多匹。追兵被甩掉，根据地根基被保住。但陕北这盘棋，还有第三个子没落。

蒋介石的算盘，是一石二鸟。1935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这个人事安排的用意很清楚：让东北军去跟红军拼，蒋介石坐收两头的好处。

同年7月，敌军已调集东北军4个军11个师及晋绥军孙楚部5个旅等部，近10万人，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东北军的家乡早在1931年就被日本人占了。张学良手下的兵，从上到下都想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把他们从华北调到西北打内战，这是张学良心里最堵的一根刺。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与红26军、红27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共7000余人。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徐海东和刘志丹选在劳山打。思路是"围点打援"：先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切断延安的补给线，逼延安的东北军出来救；主力则埋伏在甘泉与延安之间的劳山，等着敌人自己钻进来。

劳山南距甘泉15公里，北距延安30公里，山岭起伏、树木茂密，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路。红15军团在这里摆了个"口袋阵"，全长约20公里。9月28日，红81师243团和地方武装包围甘泉县城。29日拂晓，主力进入伏击阵地。

10月1日清晨，东北军110师师长何立中率部从延安南下驰援甘泉。此人一路提防，过了险要的九里山时还专门派兵上山搜索，确认没有红军埋伏才继续前进。可出了九里山口，他觉得劳山地形不如九里山险，红军"不会在这里设伏"，下令部队成四路纵队前进。下午两点左右，信号枪响，两侧伏兵一齐开火。激战近六个小时，11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颈部中弹，逃回甘泉城后不治身亡。

这一仗之后，驻守延安的王以哲进退两难：甘泉被围，延安和甘泉之间的交通彻底断绝，他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劳山战役后，东北军改采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驻防富县的东北军107师师部把619团和620团一个营，共四个营组成一个加强团，由619团团长高福源带着，进驻富县以北约12公里的榆林桥，任务是维持洛川、甘泉一线交通。

榆林桥在甘泉和富县之间，洛河东岸，咸宋公路从村中穿过。村内有堡寨，依山傍水，易守难攻。高福源到任后抢占四面山头构筑工事，围绕村子挖了战壕直通后山，把这里当成进攻红军的桥头堡。高福源不是普通团长。他早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当过张学良的卫队营长，深得"少帅"信任，带的部队是东北军里的王牌，他本人也被称为东北军"虎将"。

徐海东在战斗前亲自到榆林桥勘察地形，他发现每天早中晚都有穿围裙的东北军士兵往山上送东西，每次只两三个人。他判断这伙人是给山上送饭的，送饭的人这么少，山上兵力必然不多，高福源是把主阵地伪装了。

10月25日拂晓，徐海东下令部队乘晨雾视线不良发起强攻。红75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红78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红81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守军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顽抗，红军伤亡不小。后来战士发现可以从房顶的烟筒往窑洞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解决了战斗。

战至下午，守敌四个营全部被歼，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被俘，缴获迫击炮8门、重机枪16挺、轻机枪108挺、枪支1300余支。打这一仗之前，徐海东只知道红军正向陕北赶来，一心盼着会师，想打一场胜仗当作见面礼。徐海东从战俘堆里把高福源找出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另一层盘算：这个人是张学良的亲信爱将，争取他，就等于争取张学良。

被俘之初，高福源态度强硬，自忖必死。徐海东对他说：你是东北军军官，东三省让人占了，你要有点骨气去打日本人，我们不会杀你，还要放你回去。两人之间也有过火气，红15军团攻打榆林桥时伤亡较大，徐海东一度情绪激动。

高福源被送到瓦窑堡，进了东北军被俘官兵学习班，还当了班长。他在苏区待了两个多月，听课、参观、实地考察，听红军领讲抗日的道理。更大的转折发生在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围攻甘泉，久攻不下，彭德怀把高福源从瓦窑堡调到前方。身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跟他同住一个窑洞，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谈了两天一夜，把"红军与东北军如同鹬蚌，日本人是渔翁"这个道理一点点掰开揉碎：内战不休，只会让外敌坐收其利。

东北人周桓也陪着他，联欢会上放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高福源当场落泪。他看清了东北军背井离乡、想打回故土的共同心愿，主动提出愿意返回洛川，替红军牵线。1936年1月中旬，高福源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面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要求向张学良面陈机密。

张学良接到密电后第二天一早驾机飞到洛川，见面时他还假意怒斥一番，考一考这个老部下是否靠得住。高福源讲了在红军中的见闻，讲了联合抗日的诚意，还把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信里有一句话：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

几天后，高福源带着张学良愿意，与代表商谈的消息返回红军方面，双方谈成局部停战协定。再往后，才有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秘密会面。高福源此后留在张学良处，负责与红军联络，1937年2月5日在渭南被误杀，年仅三十六岁左右。

蒋介石的怒火，是这件事最硬的注脚，得知劳山、榆林桥两仗的结果，尤其是甘泉长期被围、王以哲迟迟不肯全力解围，蒋介石大为震怒。他接连发电斥责张学良剿共不力、放任苏区壮大，强令他继续向红军进攻。

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西北剿共，本就是一石二鸟，希望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消耗。他一眼看穿：张学良接连损兵折将，又不肯把自己最后的家底在内战中拼光，明显是心存观望。问题是，他的怒火越盛，越说明榆林桥这一仗的分量。损失几个营是明面上的账，东北军的立场正在被撬动，才是真正让他坐不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