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的变化：从改革开放的12个干部到一百个公务员

2026年10月26日傍晚六点，2027年度国考资格审查结束。

几个数字摆在一起很扎眼：截止到10月23日18:00注册认证423万人，截止到10月24日18:00网上报名393.5万人，截止到10月26日18:00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34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7:1。

同一份通报里还有一条：本次招录有2.69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几百万年轻人往基层挤，图的是一个位置。

四十多年前，四川广汉也有一群人跟基层较劲。他们为的是门口那块木牌，事先已经想好了，万一走错就丢官回家种地。

网上流传过一份公社干部名单，一共十二个人，武装部副部长还是农民身份。很多人看了感叹那时候真精简。这个"精简"我得打个问号。

公社人少，不是因为效率高，是因为管法简单。种什么、种多少、怎么分，都统一安排，干部盯住一件事就行：把人管住，把粮交上。

考核只有一把尺子，量尺子的人自然用不着多。可这把尺子量出来的结果不好看。

向阳守着川西平原的好地，常光南回忆过，"在人民公社二十年里，向阳人均分配从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青黄不接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去借粮"。

当地有句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二十年涨六块钱，一年合三毛。好地种出穷日子，毛病不在土地上。常光南总结得很朴素："农业之所以搞不好，说到底就是体制的局限。"这个人的来路值得一说。

他1926年10月9日出生在冀南地区隆尧县，1947年10月参军入伍，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川后从区委一级干起，1971年起任广汉县委书记。一个北方兵在四川的田坎上走了二十多年。

我一直觉得，改革家很少是在书房里琢磨出来的，多半是饿肚子的人见得太多，自己先坐不住了。

到1980年，向阳公社其实已经是个空架子：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被架空，但牌子依然挂在那里，对现实生产形成掣肘。管不了事，还挡着路。

常光南的退路也想得很实在："走错了的话，就回老家种田。"新牌子哪天挂出去的，记载对不上。

有报道写的是1980年6月18日，挂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也有说法是同年9月，经广汉县委同意，向阳人民公社挂出"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我的理解是先在内部撤社，后对外挂牌，亲历者记的节点不同，很正常。

不管哪天挂的，消息都没压住，被新华社记者编入内参，反映到上层，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注意。一块木牌能惊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因为当时人民公社写在宪法里，摘牌在法理上是越线。

后来的走向大家都知道了。新宪法规定"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到1985年2月，农村政社分开改革全部完成，全国共建立91590个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

我觉得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是先后次序：基层先试，国家再确认。好制度很少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出来的，多是从泥地里长出来，再被认真接住。

也别忘了，当年要是风向变了，常光南就真得回隆尧种地。改革光荣不光荣，往往要过很多年才算得清。

牌子换了，人开始多起来。一看人数涨了就骂"机构臃肿"，只说对了一半。

生产交还给农户以后，乡政府的事反而多了：农技、财政、治安、民政、土地，七站八所一个个立起来。好比一户人家，以前只管一日三餐，后来要管孩子上学、老人看病、房子修缮，人手不够是迟早的事。

国家一直在给乡镇控制人数。1992年县乡机构改革时，按规模分档，大型乡镇编制在45人以内，中型乡镇编制在30人以内，小型乡镇编制在15人以内。

上限是定了，可不少地方另有借调、聘用的人，账面外的工资最后谁来出？调查显示，乡镇债务覆盖面最广的是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乡镇负债。

人多钱少，有的地方就只能向农民伸手，不少干群之间的疙瘩就是这么结下的。转折出在2006年。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我认为这是乡镇史上最被低估的一次变化。

取消的不只是一个税种，乡镇干部"催粮收款"的老角色也跟着没了。钱不从农民手里收了，乡镇只能转过身来，对着群众做服务。

乡镇本身也在减少。1985年，全国乡镇数量为91，138个；到2025年，镇21554、乡6910、民族乡955、苏木153、民族苏木1，加起来还不到三万个。

单个乡镇的人是多了，可每个乡镇管的地盘和人口也大了好几倍。只看人数不看分母，结论一定会偏。

如今一个中等乡镇，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加上辅助人员，几十号人到上百号人，在不少地方都不少见。他们手上的活，公社干部大多没碰过：社保医保、低保核查、安全生产、环境整治、纠纷调解，还有一块接一块的屏幕。

我不赞成把公社干部浪漫化。卷着裤腿下田的样子是动人，可那份朴素的背后，是农民的事被一把抓过去统一安排。

现在的乡镇要把农民的事一件件接过来办。前一种靠命令就够了，后一种得靠本事，难度差得远。我也不赞成拿"事多"给"人多"打掩护。

人多了，表格、工作群、留痕往往也跟着多。中央的规定说得明白：省级党委和政府指导本地区立足实际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并开展清理规范，不得随意新增事项。

今年年初，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还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在我看来，评价一个乡镇，与其数它有多少人，不如数老百姓办一件事要跑几趟、填几张表。

人数是成本，少跑的那几趟才算成绩。一边是年轻人拼命往里挤，一边是国家反复给基层减负，这两件事不矛盾。

位置越抢手，越该让每个岗位干实事。

常光南后来离开了广汉。1983年3月，常光南调任德阳建市筹备小组组长。8月，任中共德阳市委副书记。10月，在德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长。1993年10月离休。

向阳早就从乡变成了镇。在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向阳镇人民政府陈列室里，两块木牌相对而立，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另一块是"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

改革也没有停在那块牌子上，2018年，四川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第一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书便颁给了向阳镇。四十六年前，有人冒着回家种地的风险摘下一块牌子；四十六年后，三百多万人排着队，想站到牌子底下去。

我想对快要"上岸"的人说一句：编制会增会减，机构会设会撤，牌子也会换，常光南那代人真正留下的，是看见问题、敢第一个开口的那股劲。

一块牌子被人记住，不是因为木头结实，是因为当年摘它的人，心里一直惦记着门外那些吃不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