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第一例虚开增值税票惊天巨案

2000年7月2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香港商人朱锦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进行公开审理。容纳200多人的审判庭 座无虚席 。曾经在全国闻名的水晶之乡——江苏东海县名噪一时的香港大老板朱锦荣，此时正 蜷缩 在被告席上，一脸的沮丧。

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朱锦荣自1995至1998年3年间，指使其在东海县、开发区设立或承包的3家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3.35亿元，使已被抵扣的1400余万元税款无法收回。此案涉税金额之巨、作案主体身份之特殊在连云港市乃至江苏省都是第一例。

巨额假票，惊动高层

时间回溯到1998年8月。东海县国税局稽查分局在检查连云港市浦康工贸有限公司的进项增值税发票时，有两张发票引起了税务人员的怀疑。一张是深圳某公司所开，一张是天津某公司所开，但两张发票系连号，且开票笔迹相同。

假票？税务机关感到蹊跷，这可是在东海县有名的香港商人朱锦荣投资的企业啊。怀疑归怀疑，当务之急是要把发票的真假搞清楚。税务人员不敢怠慢，向县国税局周局长汇报后，一方面将浦康公司的进项发票全部调到县局进行检查，另一方面派专人携发票到开票地进行调查，并将发票交当地税务机关进行鉴定。两个月后调查完毕，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以深圳市几个公司名义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8份，其中41份系假发票，其余7份发票还未曾发放使用；

以广州市一些公司名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份，全部系假票；

以汕头、潮阳市等地一些公司名义开具的63份发票，其中43份假票，6份为变造票；

另外尚有未送检和难以鉴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6份。

以上确认为伪造、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111份，虚开货款60619797.44元（六千零六十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七元四角四分），虚抵进项税10305365.56元（‌一千零三十万五千三百六十五点五六元‌）。

案情重大。税务机关当即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连云港市公安局接案后立即进行了侦查。由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且作案者系香港商人，公安机关迅速将此案情向上级作了专报。此案相继引起了省公安厅、公安部直至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注。国务院有关领导指示快查快审，审结后要予以曝光。同时，连云港市公安局及时采取了必要的侦查措施，对浦康公司会计高志敬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对朱锦荣实施了监视居住。根据二人的交代，初步查明了基本案情。

招商，引狼入室

朱锦荣是怎样来到东海的呢？这要从1995年谈起。

1995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招商引资成为热点。一段时间,能否引来外资、引来多少外资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因此一些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基础比较好的东海县浦南镇自然也不甘落后。当年镇领导到深圳招商时,通过关系认识了朱锦荣。此时的朱锦荣,不仅是香港康泰公司的大老板,而且还是深圳市某机关下属的中飞科技发展公司的合作经营者,既是港商,又有国营公司的背景,对于苏北一个小镇而言,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为此,镇领导热情邀请朱锦荣去东海县考察,并许诺给予各种优惠政策。

而朱锦荣正在打他自己的算盘。此时他已承包了中飞公司贸易二部,经营树脂、淀粉等工业材料。并代表康泰公司与生产销售淀粉、树脂为主的香港国民淀粉化学有限公司及中飞公司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国民淀粉公司将货发到中飞公司后,朱锦荣按国民淀粉公司的指令,通过中飞公司贸易二部把货物发给国民淀粉公司在大陆的客户,并以中飞公司名义向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把货款汇到中飞公司,通过朱锦荣与国民淀粉公司结算。国民淀粉公司按不含税款的12%酬金付给朱锦荣。报关费用和发货运费从货款中按实扣减。

这笔生意如果按正常途径去做,朱锦荣光税就交不起，明显是赔本买卖。但是朱锦荣想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条路子。他知道,这是大陆法律所不允许的,但是为了牟利,他决定铤而走险。而在深圳,他没有这个条件。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内地。

这不,机会来了，东海县有关方面的热情邀请,使朱锦荣动了心。他在谈条件时,甚至明确向对方提出希望能在税收方面给以方便和优惠,对方当然一口应承。这样朱锦荣就来到了东海。

三个空头公司,不做生意只开票

1995年8月10日,朱锦荣作为实际投资人，以其堂弟上海人朱锦辉的名义,和东海县浦南造纸厂、朱某三方联合成立了连云港浦康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有关方面委派了一个叫高志敬的本地人为公司会计。

为什么朱锦荣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其堂弟的名义设立公司？朱锦荣后来讲：因为当时大陆不允许境外人投资设立商业贸易性公司,只能设立生产实业性公司,但在东海县考察后,未找到合适的实业投资项目,因此只好用上海其堂弟名义开了个贸易公司。从朱锦荣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说的全是假话。

他之所以选择设立贸易公司,正是他实现其犯罪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他精通大陆的税法。他知道国家对进项增值税抵扣条件规定得很严格,那就是“商业要付款，工业要入库”,而设立商业性公司比实业性公司更便于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以便其无所顾忌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实在浦康公司成立之前,朱锦荣就已经等不及了。1995年7月,中飞公司贸易二部已经为国民淀粉公司向国内发出了几批货,并开出了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朱锦荣根本不想用海关代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因为那样做他是要赔本的。因此,他谎称与中飞公司做生意,迫不及待地通过东海有关方面要求税务部门先给中飞公司开具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此时浦康公司尚未成立。但税务部门还是应朱锦荣的要求开了33份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后，朱锦荣通过定期向浦康公司发业务分类报表的办法，指使公司会计高志敬照报表的统计数据,以浦康公司名义到税务部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1995年8月到1998年11月,高志敬一共为朱锦荣向中飞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191份,连同此前的33份一共224份,价税合计人民币129920958元（一亿二千九百九十二万零九百五十八元）,其中税额18877404.26元（‌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七千四百零四点二六元）。其间浦康公司与中飞公司压根就没做一笔生意。

浦康公司开了这么多销项发票,是要交税的。朱锦荣当然没有那么傻,一切他早就安排妥贴了。原来,在与国民淀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他就认识了深圳人周某某(在逃)，知道他能够开出增值税发票。因此,他就花大价钱请周某某开了增值税进项发票287份,用于抵扣浦康开出的销项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120738347.4元（‌一亿二千零七十三万八千三百四十七元四角）,其中税额17543602.22元（一千七百五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二元二角二分）。

在成立浦康公司的同时,朱锦荣又应有关方面的热情邀请，承包了东海县晶城工贸实业总公司经销分公司。他想故伎重施,但由于当地税务部门对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把关较严,朱锦荣只开了25份,价税合计4040481.51元（‌四百零四万零四百八十一元五角一分）,其中税额580708.51元（五十八万零七百零八元五角一分）。

起初，朱锦荣还是有所顾忌的。一方面,他不敢大额地开,一般只开几十万元。1995年所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只占虚开销项价税总额的4.6%；到1996年，也只占到12%。后来,他的胃口越来越大。

1997年5月经人介绍,在连云港市开发区以其堂弟朱锦辉的名义与当地人刘某成立了连云港开发区新康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产100万元,全部由朱锦荣投入,并指派高志敬做公司会计。用同样的手段,新康公司从成立到1998年11月20日,向中飞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92份,价税合计达42511857.82元（四千二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元八角二分‌）。1997和1998年两年中浦康和新康两个公司虚开销项票价税合计147178728.28元（‌一亿四千七百一十七万八千七百二十八点二八元）,占其虚开销项票价税总额的83.4%。

1995年7月至1998年11月间,朱锦荣利用浦康、晶城和新康三个空头公司,共向中飞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41份,价税合计1.76亿元,其中税额2564万余元；同时他为抵扣税款,又先后花200余万元向深圳周某购买伪造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477份,价税合计1.59亿元,其中税额2304万余元。

朱锦荣力图将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为了造成中飞公司与浦康、新康和晶城这3个公司之间有正常货物购销的假象,使抵扣能通过税务机关的检查,在浦康公司、新康公司和晶城公司出票和进票的过程中,朱锦荣指使中飞公司将“货款”分别汇到浦康公司、新康公司和晶城公司帐户,再由高志敬汇回中飞公司。这样,就达到了制度规定的“商业要付款”的抵扣条件。

高志敬在从未见过与中飞公司的实际货物往来的情况下,接受朱锦荣指使,给中飞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来回转款。

高志敬在接受由中飞公司寄来的进项增值税发票的同时,也接受了随该发票寄来的以部分进项发票上所列单位的名义开具的空白和已写好的收款收据、空白合同书。该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列的假销项单位共49个公司,分布在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高志敬在接受朱锦荣的指令向外汇款时,并没有向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列的全部49个公司汇款,仅向其中3个“公司”汇过大大低于正常货款的少量款项，绝大多数的所谓“货款”都汇回了中飞公司。

玩火者终自焚

几年间,朱锦荣通过设立的3个“开票公司”收获颇丰。他先后在深圳购买了两套住房。有了钱，便有了潇洒的资本。年近50的朱锦荣竟弃香港的发妻不顾,在深圳与一位年轻女子同居生子。同时他还在上海、哈尔滨等地投资开办了多家公司。

然而国家的损失是巨大的。1995年到1998年间,浦康、晶城和新康3公司总共只向当地税务机关交纳增值税92万余元,海关代征进口货物增值税215万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从中飞公司、国民淀粉公司及其他涉案单位追回赃款787万余元,其中朱锦荣协助追回了200万元赃款。在审理过程中,朱锦荣主动退回赃款11.6万余元。到判决前，仍有1430余万元已被抵扣的税款无法追回。

纸总是包不住火。早在1997年税务机关从例行的检查中也曾发现一些不正常现象,如浦康公司税负极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从经营的常识来看,这样低的税负,公司根本难以运转。然而,由于朱锦荣作案手段狡猾、隐蔽,直到1998年,才由一名税务稽查干部从几张进项发票中发现了破绽,揪住了朱锦荣这只狐狸的尾巴,顺藤摸瓜,破了此案。

法庭审理认为,朱锦荣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指使和伙同他人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18份,价税合计人民币3.35亿余元,造成被抵扣税款1400余万元无法追回,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监管制度,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同时也采纳了朱锦荣的辩护人关于朱锦荣归案后能交代基本犯罪事实,积极协助追回部分赃款,主动退回部分赃物,应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朱锦荣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高志敬作为同案犯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5万元。宣判后,朱锦荣表示要上诉。

教训，值得深思

罪犯受到了法律追究,但此案的教训值得好好去思索和吸取。

教训之一：招商引资工作不规范,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本案东海县有关方面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出发,大力招商引资,本无可非议,但在具体工作中忽视了对外来投资、对企业经营活动依法进行考察和监督,甚至无原则地迎合企业的违法行为,如在浦康公司未正式成立前,有关方面就应朱锦荣的要求,动员税务部门为朱锦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有关方面也缺乏应有的商业常识。要知道,浦康公司是朱锦荣投资设立的,深圳中飞公司贸易二部也是朱锦荣承包的,同一老板的两个公司之间怎么能做生意？赚谁的钱？

教训之二：税务部门监管检查不力,使犯罪分子的图谋能够得逞。作为税务执法机关,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本案的税务部门执法不严，在企业尚未成立之时就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浦康在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之前,税务部门就已经按一般纳税人为其开票。后来,税务部门虽然对浦康产生了怀疑,一度拒绝为其开票,并组织人员赴深圳对其贸易对象中飞公司进行考察,但未得“真经”,没能识破朱锦荣的圈套,考察后竟又同意为浦康开票。3年间,税务部门在例行的检查中,也未能及时发现浦康公司的“花头”。1998年初，在有人反映浦康开票很多,但税负很低的情况下,税务稽查部门专门检查了进项发票,竟得出了“发票是真的,没有问题”的结论。直到后来的再次检查中,才由一名税务干部从几张连号发票上看出了破绽,否则,朱锦荣的疯狂行为持续到何时,还要打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