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月，湖南芷江便水一带，贺龙、任弼时、萧克正在研究一场伏击战。红二、六军团长途转战，兵力和装备都不占优势，身后又有国民党军追赶。越是在这种时候，指挥员之间的配合，越比一纸命令更重要。
便水的地形适合设伏。红六军团担任主攻，红二军团负责打援，计划是把敌军引入预定地域，再从两侧合围。这个安排并不复杂，难的是保密和耐心。部队提前进入阵地，官兵压低身子，连炊烟都尽量不让升起。
偏偏在敌军进入伏击圈前，红军阵地里响起了一声枪响。究竟是走火还是误触，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结果十分明确：敌军提前察觉异常，立即停止前进，修筑工事。原本准备打一场伏击歼灭战，转眼变成了强攻坚固阵地。
战场形势迅速恶化。敌军第十六师稳住阵脚后，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等部相继赶来增援，飞机也投入行动。红军原先设计的口袋没有收紧，反而被迫面对数万敌军的正面压力。
萧克当时是红六军团军团长。他判断，继续停留在原地，红六军团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于是决定撤出战斗。单看这个判断，不能简单斥为怯战。保存有生力量，是红军指挥员必须考虑的问题。
麻烦出在撤退的方式和时机。
红六军团撤走前，没有及时把完整情况通报给担任打援任务的红二军团。贺龙仍在原阵地等待协同，直到敌军压力骤增、侦察员带回消息，才知道友邻部队已经转移。侧翼突然空缺，红二军团一下子暴露在敌军面前。
部队只能边打边退。炮火覆盖下，红二军团伤亡增加，第十一团团长覃耀楚、参谋长金承忠等干部牺牲。贺龙率部苦战至深夜，才将队伍带出险境。战斗失利的责任不能全压在某一个人身上，但协同失误造成的后果，确实十分严重。
战后总结时，任弼时情绪激烈，当面拍了桌子，批评这种撤退缺乏组织纪律。萧克解释说：“再打下去，部队就要拼光了。”这句话有军事依据，却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既然要撤，为什么没有让友邻部队同步调整？
王震曾替萧克承担一部分责任，说明撤退并非萧克一人的决定。可在贺龙看来，战场上不能只顾一个军团的安危。即使必须撤，也应留下部队掩护，或者提前通知红二军团改变部署。贺龙后来对萧克产生不满，根子就在这里。
贺龙与萧克还有一层特殊关系。贺龙的妻子与萧克的妻子是亲姐妹，两人既是战友，又是连襟。正因为关系近，贺龙对配合作战的要求也更高。在他那里，亲属关系不能替代战场信任，反而更经不起关键时刻的失误。
便水之后，真正加深隔阂的，是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路线分歧。1935年后，张国焘主张南下，中央坚持北上，红军内部出现严重争论。贺龙明确反对分裂中央的做法，而萧克在军事可行性问题上曾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南下具有一定条件。
这类分歧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品格问题。萧克重视兵力、补给和根据地条件，习惯从军事角度计算得失；贺龙更看重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和部队之间的政治信任。两人的判断方式不同，便水的旧账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名义上仍是上下级，实际合作却不像过去那样顺畅。萧克后来离开第一二〇师，转赴冀热察地区工作，双方在军事指挥上的交集逐渐减少。
1955年授衔时，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上将名单中排序靠前。有人据此认为他本可授元帅，但这种说法更多属于后人的推测，不能当作确定事实。军衔评定涉及职务、资历、战功和整体安排，不能只用一次战斗来解释。
萧克晚年回忆贺龙时，措辞仍然克制。贺龙于1969年9月9日去世，享年73岁。便水战斗留下的争议，涉及的不只是一次撤退，更是战争年代对纪律、协同和信任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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