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7年6月，新民府衙门前，杜立三带着亲信前来会见招抚官员。他以为谈的是出路，等候他的却是埋伏。这个关东悍匪最终落入张作霖之手，靠的不是正面决战，而是两步精心安排的招抚计。
杜立三的势力，根子扎在辽河沿岸。晚清东北政局松动，地方官府控制有限，商路、村镇与水运交错，武装团伙便有了滋长空间。杜立三据说以青麻坎一带为根基，后来凭借人马和枪械扩张，活动范围涉及辽中、台安附近。
他的名声里有狠，也有精。辽河船只往来频繁，粮食、布匹和盐货都要经过水路。掌握要道，就能控制商旅。杜立三一伙在沿河设卡，向过往船只索取钱财；这不是所谓的“经营秩序”，而是以武力胁迫商户，令当地百姓和行旅承受沉重负担。
也正因如此，不能只把他写成一个抵抗外敌的草莽英雄。清末东北遭受列强侵扰，地方武装与俄军发生冲突的记载确实存在，杜立三也因与俄方交恶而得名。但他行动的根本，仍是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反俄名声，并不能抹去其劫掠地方的一面。
1900年以后，俄国势力进入东北，铁路沿线和驻军周边的冲突不断。杜立三熟悉地形，手下又有武装，因而能袭扰俄军人员及其补给。这类行动令俄方难以轻视他，也使他的名声传得更远。不过，后世叙述中许多具体战果说法不一，不能把传闻全当作确凿战史。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方面也试图借助地方武装牵制俄军。杜立三并非听命行事的正规部队，他更看重自身利益，武器可以收，命令却未必照办。这种处境很微妙：列强把他当成可利用的力量，他则在夹缝中扩张自保，谁也无法真正约束他。
然而，盘踞一方不等于稳如磐石。杜立三的部众需要粮饷，地盘要有人守，周边官府也不会任由其坐大。清廷在东北整顿治安，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后，剿办地方武装成为要务。对官军而言，强攻伤亡大；对杜立三而言，仗打得越久，消耗也越重。
张作霖看准了这一点。与杜立三硬碰硬，未必划算；若能让对方离开据点，局面便不同了。于是，招抚成了第一步。张作霖一方传递愿意授予名分、接纳归顺的意思，邀请杜立三到新民府商谈。对一个长期在地方自立的人来说，这既像机会，也像陷阱。
杜立三并非没有戒心。他熟悉江湖规矩，知道官府招抚常常真假难辨，起初没有轻易赴约。张作霖随即转向另一条路：借助杜立三敬重的族中长辈杜泮林。杜泮林在地方有声望，能让这场会面显得不只是官府设局，更像亲族出面劝他改换处境。
这一着，打在了杜立三最难防的地方。对张作霖来说，长辈的劝说能降低对方戒备；对杜泮林而言，招抚若能成功，侄子或许可以脱离刀口生活。问题在于，亲族的信任被卷进了权力较量，杜立三由此放松了对会面的警惕。
到新民府后，杜立三与招抚人员交谈，随身护卫没有一同进入。衙署内外早有安排。谈话结束，他走出门时，张作霖部下突然上前，将他制服。人一旦被控制，部众失去首领，原有的武装网络也就难以维系。所谓两计，前一计引他入局，后一计趁其离开戒备状态动手。
杜立三于1907年被捕并遭处决，具体过程在后来的讲述中有不同细节，但招抚诱其赴会、继而擒拿，是这场事件的核心脉络。张作霖借此立下功劳，也扩大了自己在辽西一带的声势。杜立三留下的地盘随之瓦解，部众或散去，或被收编，辽河沿岸的势力重新洗牌。
这场较量不只是两个匪首之间的输赢。清末东北的地方秩序已经破碎，官府倚重本地武装去收拾另一支武装，短期内确实有效，却也让张作霖这样的地方强人获得了更大空间。杜立三死于一次设局，但那套设局之所以奏效，靠的正是当时官、匪、商路与列强势力彼此缠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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