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2年,夷陵战场以西,蜀军主力败退,黄权率领的江北军却被隔在敌军另一侧。前有吴军,后路已断,营中粮草一点点减少。此时的黄权,面对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进退选择,而是一道几乎无解的军政难题。
黄权并非临阵变节之人。刘备入蜀时,他还是刘璋部下,曾多次劝刘璋不要轻信刘备。后来益州归降,黄权才接受任用。此人有个特点,认的是道理和职责,不是谁得势就跟谁走。
这也是刘备愿意重用他的原因。黄权不以冲锋陷阵见长,却熟悉地形、军政和战略判断,能够从局部战事看到全局风险。蜀汉建立前后,刘备身边缺少真正能够独立判断大局的将领,黄权的价值,恰恰在这里。
汉中之战前,益州北部并不安稳。汉中一旦落入曹操手中,曹军便可沿着关中方向压迫巴蜀,蜀地的北部门户也会失去屏障。黄权看得很清楚,蜀军若只守益州,迟早会被动挨打。
他向刘备说明利害:“汉中不能丢,丢了汉中,三巴便难以安稳。”
刘备最终决定争夺汉中。公元217年至219年,汉中战事持续多年,蜀军在定军山击败夏侯渊,取得关键胜利。随后刘备进位汉中王,蜀汉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声势都明显增强。
这场胜利不能全部归功于黄权,但黄权的判断无疑抓住了要害。魏延后来镇守汉中,承担的是一线防务;黄权提供的,则是决定是否争夺这处战略要地的眼光。把两人简单放在一起比较并不严谨,可若只论综合判断,黄权确实不是普通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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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关羽败亡之后的东征。
公元219年,孙权袭取荆州,关羽兵败被杀。刘备与关羽关系深厚,消息传到成都后,蜀汉内部很快形成了强烈的报复情绪。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次年,他亲率大军顺江东下,目标直指孙吴。
黄权并不赞成主力贸然深入。他提出,可由自己率军先行,观察吴军动向,再决定大军如何推进。这个建议并非怯战,而是试图把主动权留在蜀军手里。遗憾的是,刘备已经下定决心,最终没有采纳。
刘备任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防备曹魏袭击。这个安排本身说明刘备信任黄权,只是也把他放在了最危险的位置:主力在南岸进攻孙吴,黄权则在北岸牵制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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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之战中,陆逊采取坚守和后撤的办法,等蜀军深入后再集中反击。公元222年夏,吴军发动火攻,蜀军营寨相继失守,刘备被迫向西撤退。黄权率领的部队想要南下会合,却发现道路已经被吴军控制。
黄权没有轻率突围。若强行向西,可能遭到吴军截击;若向南靠拢,又等于把部队送到败军与敌军之间。经过权衡,他率部下归魏。这里的“投降”,并非主动舍弃刘备,而是孤军断绝归路后的军事处置。
曹丕得到消息后,对黄权格外重视,任命他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后来又升为车骑将军。黄权在魏国始终保持谨慎,也没有因为身在曹魏就贬低刘备。有人试图借此攻击蜀汉,他直接回应:“臣受刘主厚恩,不能以一朝之事忘其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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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听说黄权降魏后,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退守白帝城期间,他说出一句极重的话:“孤负黄权,权不负孤。”意思很明白,黄权没有辜负自己,真正辜负这份信任的人,是作出错误安排的刘备。
这句话背后,至少有两层悔意。其一,黄权曾经提醒过东征的风险;其二,刘备把他安排在江北,却没有给他留下可靠的退路。夷陵战败后,蜀汉损失的不只是兵力和粮械,还失去了一位熟悉益州、懂得军务、能够独立谋划的将领。
魏延擅长临阵作战,敢打敢冲;黄权则更像一名能够统筹战局的将帅。说黄权“抵得上两个魏延”,属于后人评价,并非当时的正式结论,但它确实点出了两人的能力差异。一个锋利,一个稳重;一个适合破阵,一个善于判断方向。
黄权入魏后,蜀汉少了一位重要的战略人才,曹魏却多了一名熟悉蜀地形势的重臣。刘备并不是有意把黄权送给曹丕,真正的失误在于,他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发动东征,又让一支孤军承担了无法完成的任务。夷陵战败之后,这个决定便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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