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NT》争议背后：从福泽谕吉到“别班”，日本对华认知的现实投射

作者：王景贤

2026年秋季，收视率高达18.8%的日本TBS电视台热播剧《VIVANT》第二季在中国引发了舆论风波。《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该剧“抹黑中国”“夸大中国威胁论”；国防部也发布了视频《究竟是谁在颠倒历史黑白》，直接点名《VIVANT》第二季，指出其将侵华日军曾对中国抗日志士实施的残酷酷刑，嫁接到中国情报组织身上，试图颠倒历史上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关系，并强调“历史不能被替代，罪责不能被转嫁”。

对此，不少日本网友表示，中方也有大量“抗日神剧”，况且电视剧只是娱乐节目，情节都是虚构，没有必要大肆渲染。但笔者认为，将《VIVANT》第二季放进近来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日本安全政策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恐怕这场争议并非偶然。对于中方而言，《VIVANT》已不仅是一部娱乐性电视剧，它所呈现的更是代表当代日本社会主流对华认知的集中表达。

《VIVANT》第二季讲的是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为核心的主人公团队，与一个拥有中国背景的情报组织“辛西（Xinxi）”展开的跨国较量。剧情围绕绑架、审讯、情报渗透、先进技术争夺等展开。如果单看故事结构，它似乎与美剧中的CIA、英剧中的军情六处或冷战时期描写苏联间谍的作品并无太大区别。

但笔者认为，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敌我关系的设定，剧中展现出了对中国强烈的对抗意识。在剧中导演把中方组织固定为邪恶的敌人，反复强调其残暴，同时又将其塑造成一个组织严密、行动高效、资源庞大，拥有全球布局能力的形象。这实际上是一种“威胁型塑造”。中国不再被描述为落后的追赶者，而是被塑造成有能力挑战日本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对手。与此相反，剧中的日本，则成了单方面受害者和正义的化身。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国家安全叙事。2022年底，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此后数年间，日本持续扩张防卫预算，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国及北约的安全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安全讨论中的核心对象。《VIVANT》第二季诞生于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令人很难不怀疑它肩负着某种政治宣传任务，折射出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认知的变化。可以认为，这种对华认知变化已从外交、军事领域，逐渐渗透到大众文化领域。

更敏感的问题来自剧中的酷刑情节。中方提出抗议的重点并非只是“中国反派”，真正引起强烈反弹的是剧中的中方背景组织“辛西（Xinxi）”对日方情报人员实施的包括切断手指、刺伤腹部等残暴行为在内的残酷刑讯。凡是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都知道，类似场景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对中方人员的暴行。这种情节设计，使得《VIVANT》偷偷完成了一种叙事转换，即历史的施暴者变成了受害者，历史上的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这正是中方国防部视频中特别强调的，“历史不能被替代，罪责不能被转嫁。”这句话本质上并非针对剧情本身，而是在回应一种历史叙事。

在讨论这部作品时，笔者还观察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要素。该剧的导演福泽克雄，是TBS的当家大牌导演，他的代表作九十年代的《3年B组金八先生》系列（1990年代）和《砂之器》（2004）

《华丽一族》（2007）等在日本获得绝对好评。而这位著名导演就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玄孙。

福泽谕吉被誉为“近代日本启蒙之父”,他创办庆应义塾，推动西学传播，强调独立自主，对日本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著名的甲午战争主战派代表人物。当年正是他通过《时事新报》鼓吹对清朝强硬政策，支持扩大日本权益，并积极参与战争动员和募款活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福泽始终站在支持战争的一方。当日本获胜时，他甚至感慨自己能够见证这一时刻而“感极而泣”。尽管他本人的早期教育接受的是阳明学和朱子学等渊源于中国的儒家学派，但他后期向日本全国提倡的著名的《脱亚论》则代表着日本脱离东亚共同体认同、全面倒向西方，并最终走向扩张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节点。

不得不说，历史非常巧合。在中日关系进入史上鲜有的恶劣时期的当下，再次跳到历史舞台，以文艺形式推动“中国威胁论”的重要人物，竟与当年鼓动对华强硬、推动甲午战争的教育家福泽谕吉是真正的“一脉相传”。福泽克雄曾在多年前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我的确流着福泽谕吉的血。”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句轻松的自我调侃。但如今想来，却令人产生诸多联想。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VIVANT》第二季的故事直接继承了福泽谕吉思想。但笔者注意到的是某种精神连续性。从福泽谕吉晚年主张国权扩张、强调国家力量，到《VIVANT》中“别班”承担国家使命、以秘密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两者之间无疑呈现出某种相似的国家主义叙事结构。

而《VIVANT》中值得讨论的，不仅是中国形象，还有日本自卫队情报组织“别班”本身。因为从现实法律层面看，“别班”在日本长期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位置。尽管日本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现实中存在与电视剧完全对应的“别班”组织，但相关报道和前自卫队人员的“别班”证言却长期存在。

2023年9月9日《PRESIDENTOnline》的一篇题为《首相也无法控制的自卫队非公开“特别部队”的间谍活动......一个秘密组织的神秘形成》的文章（日语标题：非公然に存在する自衛隊「別班」のスパイ活動は首相も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極秘組織の知られざる成立経緯）中如下介绍：

“随着电视剧的影响，自卫队的秘密情报组织‘别班’受到广泛关注。日本共同社记者石井晓曾历时五年以上进行调查，并于2013年发表独家报道，指出‘别班至今仍然存在并持续活动’。石井晓表示：‘别班并未出现在陆上自卫队的组织架构图中。无论是自卫队高层、防卫大臣，还是作为自卫队最高统帅的首相，都不了解其具体从事何种活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对于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但根据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以及自卫队法的基本框架，自卫队原则上是防卫力量，而非法律授权的海外秘密行动机构。因此，电视剧中的一些行动放到现实当中讨论时，诸如渗透外国组织，在海外绑架目标，实施秘密营救，开展跨境武装行动，直接使用致命武力等等，其合法性都会受到极大质疑。换言之，《VIVANT》所赞美的“别班”，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突破日本现行法律框架限制的理想化国家力量。应该说，这也是该剧在日本国内受到保守派右翼欢迎的重要原因。

随着日本近年来不断推动所谓“正常国家化”，强化防卫能力建设，电视剧中的“别班”实际上契合了部分人对于日本拥有更强的海外行动能力的期待。由此而言，《VIVANT》更像一种安全想象，表达一种希望日本拥有更强的战略自主能力的愿望。也正因如此，围绕《VIVANT》的争议还可能继续扩大。据日本杂志FRIDAY10月31日消息透露，《VIVANT》后续定于12月4日推出剧场版电影。可以想见，如果未来剧场版继续沿用“中国背景组织对抗别班”的主线，甚至进一步强化中日对立元素，那么相关争议很可能突破影视圈范围，尤其在“高市早苗发言”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已处于史上罕见的低谷这样的背景下，必将导致中日间更棘手的外交问题。

从中方角度而言，违背历史事实，用这种方式不断强化日本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充满敌意地将中方进行妖魔化，这种做法完全无法接受。即使是娱乐作品，也无法无视这种高收视率作品带来的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笔者联想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成为总统前，泽连斯基只是一个演员。他在幕后支持者、乌克兰大富豪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后因诈骗洗钱遭审判）的电视台里，作为国民性电视连续剧《人民公仆》的主角，每周一次上演剧中的总统，人气暴涨，最终轻松获得了总统选票。上台后，在美国和北约的站台下，泽连斯基政府反复违背《明斯克协议》，践踏俄罗斯底线，最终成为欧美对俄战争的代理人，给乌克兰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经济损失，直至今天仍骑虎难下。

而高市早苗等人长期不顾日本在历史上对台湾的殖民和侵略，反而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立危机事态”发言破坏了中日关系，导致当下一种“今日乌克兰明日日本”的论调甚嚣尘上，而在此节点，《VIVANT》第二季这种以国民连续剧进行洗脑宣传的方式，令人感到某种和泽连斯基《人民公仆》相同的熟悉味道，也令人联想到与欧美每次开战前，对敌方进行的类似“伊拉克洗衣粉”式的妖魔化宣传如出一辙，令人警惕和愤怒。

笔者作为一个在日生活的华人，坚决反对日本不切实际的对华敌视，呼吁日本学习二战历史，正视自身历史上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也正视当今中国在世界的发展，放平心态，与中国发展和平外交。这不仅有利世界、亚洲、更有利于日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