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 胡序威：一生无悔——地理与规划研究

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70周年这个承前启后的特殊节点，我们推出【城市规划70年·人物系列访谈】专栏，对话百位规划前辈，留住历史，让七十余年的规划智慧得以留存与延续；传承精神，让一代代规划人的学术追求与专业信念薪火相传；面向未来，在行业转型的关口，从历史的轨迹中探寻对未来方向的启迪。

本文字数：2952字

阅读时间：9分钟

专访对象：胡序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副理事长、第一届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前身）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组核心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原经济地理部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国区域规划与经济地理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区域规划、设市预测与规划、城镇化等研究与实践

问

您早年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怎样把您带入地理与规划研究？

因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只念了两年半中学，后来便开始教书，还要负担母亲的生活。以后我辗转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在新南洋出版社工作。1948年伯父让我设法回祖国大陆，我回到天津时，正好是1949年10月1日。到北京以后，我进了华北大学，后来又留下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办，成为大学学生。

在学习期间，我听孙敬之先生讲中国经济地理，对这门课很有兴趣。后来本科撤掉，我便到经济地理教研室当助教。可以说，我主要是在这里走上地理研究道路的。我的专业基础并不强，很多知识都是以后在工作和实践中逐步补起来的。

问

新中国成立后，您参与编写《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部分。这项工作如何影响了您后来的区域规划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科学院提出合作编写一部《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部分由孙敬之先生负责。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参加这项工作。当时我的地理知识还很浅，编志压力很大。好在这项工作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编写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只能通过大量调查，从实际中作总结。

我们先后开展华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经济地理调查，实行集体调查、集体编写，再由专人统稿。邓静中和我负责华北地区经济地理的统稿，后来我又主编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经济地理。《中华地理志》编完以后，我感到它主要还是研究现状。经济地理不能仅研究现状、只了解每个地方的经济特点，还应当研究区域今后怎样发展，预见它的发展过程。因此，我逐渐由经济地理研究走向区域规划。

问

1976年，您参与唐山市震后重建规划。这段经历对地理学进入城市规划实践有什么意义？

20世纪50年代，国家开始开展区域规划，我们较早参加了重庆地区和徐州地区规划。1959年召开区域规划经验交流会，我在会上谈到，地理科学，特别是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可以在区域规划中发挥很好的作用。城市规划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必须从区域来研究城市，城市规划同区域规划结合起来，才比较全面。

1976年唐山地震以前，我们正在唐山开展区域调查。地震以后，建设部门组织唐山重建规划，吴良镛先生等负责城市规划，我们配合开展唐山地区的区域规划。唐山的矿山很多，分散在各个地方，不完全集中在一个城市里，因此更需要区域规划。地理工作者同城市规划工作者在这项实践中配合得很好，我们同城市规划部门的联系也从此更加紧密。

问

您对我国沿海地区和港口城市开展了大量研究，请您谈谈这些研究的背景和具体情况。

唐山以后，我较早开展的城市研究是在天津。经过调查，我提出海轮不要再进入海河市区，应当停靠塘沽新港，同时保留海河及其支流的内河航运功能。海轮进入市区，吨位受到限制，还会影响周围河流的淡水环境。这个意见经过论证，对天津的港口布局和城市总体规划产生了较大影响。

后来国家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原来的内容主要是土壤、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没有经济地理内容。我们提出，海岸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保护，还要研究开发建设、港口经济和社会经济问题。参加调查以后，我们总结了中国海岸带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成果后来获得国家一等奖。在此基础上，我又继续研究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以及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问

您是“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这项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

城镇化是一个客观趋势，许多农村人口要转为城镇人口，城镇也会越来越多。我国设市的地方称为城市，没有设市的地方称为镇。当时很多县都争取撤县设市，形成一个高潮。民政部门因此组织设市预测与规划研究，要把撤县设市的标准定下来，明确达到什么标准才能设市。

这项工作不能凭主观申请来决定，要根据一个地方客观的发展水平，经过调查、检查和审查，最后确定是否设市。我们强调以科学数据和客观事实作为标准，从人口、经济和城镇发展水平等方面进行判断，使行政建制同实际发展水平相适应。这项研究后来也获得一等奖。

问

您为什么主张把 urbanization 译为“城镇化”，并提出“控城市区域化、促区域城镇化”？

我主张把“城市化”改为“城镇化”，因为 urbanization 译成城镇化更确切。在欧美国家，有的 urban area 只有几百人、上千人，也称为 urban area。我们讲城市，往往理解为具有相当人口规模、正式设市的地方。但是县城和建制镇集中了几千、几万非农业人口，实际上已经不是农村，也应当包括在城镇化过程中。

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人口转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而不是大城市不断向外“摊大饼”。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市区不断扩展，对生态条件和经济发展都不好。因此，我主张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特别是县城要重点发展，让一部分人口就近转移。所谓“控城市区域化、促区域城镇化”，就是控制单个大城市无序扩张，在区域范围内推动城镇协调发展。

问

您常说自己的研究是“边干边学”，这样的治学经历与您的家国情怀有什么联系？

我原来的专业基础不强，只念了两年半中学、一年大学本科就工作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专业要通过实践逐步积累。只要肯学习，在实践中学习，没有学不会的。许多事情我过去从来没有干过，那就去闯，边干边学。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年轻研究人员来说，既要重视学习，也要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专业能够为国家建设出一点力，多少作一点贡献，心里就感到安慰。无论是参加唐山重建和京津唐规划，提出首钢搬迁的意见，还是研究义乌向国际小商品贸易发展的方向，我关心的都是怎样使规划更符合一个地方的实际和长远发展。个人能起的作用有限，但能够作一些有益的工作，实现为国家作贡献的愿望，我这一生就无悔了。

胡序威先生题字

采访合影（左三：胡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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