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让农民进城，还是建设乡村？中国城镇化有必要赶英超日？

城镇化究竟是把农民搬进城市，还是让乡村本身变得更好？面对英日远高于我国的城镇化率，我们又是否有必要一路追赶、赶英超日？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弄清城镇化本身。城镇化又称城市化，自约三百年前被提出后，已成为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交叉使用的概念，各学科对它的界定并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复杂。几乎所有涉及城市化的课题都伴随着争议，而比这更复杂的，是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随改革开放起步。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8%，2000年升至36%，2011年突破一半，达到51%，2022年已达64%。

若以城市化率从20%升至40%所用的时间衡量，英国花了120年，美国、日本和拉美约8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不过速度快，未必就是好事。

再看国际参照：2017年日本的城镇化率约为93%，2019年英国约为83%。与之相比，我国64%的水平似乎仍有不小差距，于是有人主张继续加速、迎头赶上。但城市化率的高低，从来不是衡量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尺，历史上已有现成的教训。

城市化起始于英国，而现代城市化的两个典型样本是美国和拉美。1776年美国建国，到1800年全国人口约530万，城市化率仅8%；到1901年，人口达到7600万，城市化率升至41%，速度远超英国。

用恩格斯的话说，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没有历史包袱，城市扩张自然迅猛。

英美两国的城市化道路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都在向上走：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失业率逐步下降，城市的扩张与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城市吸纳了人口，人口又反过来支撑起城市的产业和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是人们心目中城市化应有的样子。

拉美却走出了另一种轨迹。1930年拉美开启城市化时，人口约1.5亿，城市化率为25%；到2000年，人口增至5亿，城市化率升至78%，增速居世界首位。

其中巴西达到79.9%，阿根廷89.6%，乌拉圭更高达93.7%，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看数据甚至已高于欧洲水平。

然而现实偏离了预期。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问题接踵而至：住房短缺催生了大片贫民窟，失业问题助长了黑帮活动，GDP总量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却迅速下滑。

2002年，拉美贫困人口达2.27亿，占总人口的44%。曾被寄望为新典范的地区，反倒成了警示样本。

这一现象的成因至今争议很大，土地、产业、财政等因素都被反复讨论，但各方都承认，问题出在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失衡上，这就是“拉美陷阱”。如果说美国模式像一个正常发育的孩子，拉美模式就像一个早产的孩子。

可见，城市化率冲得再高，若产业和就业跟不上，只会适得其反。轮到中国时，情况又有所不同。我国城市化率从18%升至64%，速度超过欧美，却没有陷入拉美式困境，成为继美国、拉美之后的第三种样本。

原因要从城与乡的关系中寻找：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增长，是伴随农村人口的快速减少实现的，城市的扩张始终与乡村的变化联动。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农民数量仍有6亿左右，除去老弱妇孺，农村有效劳动力约4.8亿。在工资性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的情况下，这股庞大的人力资源更多流向了工业生产，而非农业投入。

正是这种流动，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也成为我国城市化最深厚的底色。

改革开放后，一股持续约二十年的进城热席卷全国，人们纷纷奔向更大的城市。城市人口上升带来了基建需求的扩张，基建扩张创造的就业岗位又反过来容纳了新增的城市人口，二者相互推动。可以说，城市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2000年以后，大规模基建计划全面铺开，此后二十年间不断加码，一夜拆旧桥、数小时贯通道路的工程速度屡见不鲜。依托全国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物流业建立起高效体系，为电商发展打下根基；借助网络服务的基础设施属性，中国互联网产业也跃居世界前列。

这些产业又进一步创造新的价值。电商带来的巨量销售网络催生了大批淘宝村，每个村专攻一个细分领域，技术、资源和工人高度集中，成本不断下降，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原本零散的作坊被串联成完整链条，乡村第一次以产业集群的面貌进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例如，河北保定白沟镇是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广州增城新塘镇是全国最大的牛仔裤产地，全国约30%的箱包和60%的牛仔裤出自这两个镇。放眼全球，天津静海的一个村子生产了世界约一半的萨克斯，江苏扬州杭集镇则生产了全球约30%的电动牙刷。

除了基建与产业，城市化还聚集了大量技术人员，形成了足够深厚的人才池，进一步推动工业升级和科技进步。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化似乎好处多多。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在所有地区均匀推进的，大城市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地方，失衡由此产生。

2004年，北京在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可到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就已达到1961万，提前十年突破规划。

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远超预期，交通、住房、公共服务的压力随之而来，单纯依靠超大城市吸纳人口的路子越来越难走。

这也是追赶英日城镇化率时必须正视的约束。其一，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每安置一个农村人口约需2.6万元，如此庞大的群体能否得到有效保障？其二，城镇化一旦过度，容易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其三，人口过度集中的超大城市，能否有效抵御大规模传染病？

所幸，变化已经出现。2010年至2020年，北上广深常住人口增长遥遥领先，深圳、广州分别增加714万和598万，北京、上海分别增加228万和185万，四城年均增量达172.5万。

但到2021年，四城人口增量合计仅12万，不足以往年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成都、杭州、西安的人口增量均超过20万，武汉更以120万位居首位。即便考虑疫情的部分影响，这种对比依然明显。

这些新一线城市大多是省会，说明劳动力开始倾向于留在本省。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向周边县乡镇村辐射，通过集聚实现收入均衡，我们或许已走到这个拐点。

乡村自身的面貌也在改变。硬化的乡村道路、夜夜亮起的太阳能路灯、越来越多的小楼房，让不少农民的生活甚至比城里人更舒适。这说明城镇化并非只能是农民单向进城，城市积累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同样可以反哺乡村，让留在土地上的人过上好日子。

基建催生的电商、物流等产业，正随着新基建回流乡村。人工智能和大量传感器被用于改造传统农业，推动生产自动化。

灵山的“未来果园”借助智能设备进行AI监测，实现土地智能防治，配合水肥一体化系统和农机作业，劳作时间从过去的一整年缩短到一个月甚至一周。

在产业层面，“村村通”等基建打破了城乡隔阂，让电商得以进入乡村。如同当年的淘宝村，新基建加持下又出现了“盒马村”：借助产供销平台，原本分散孤立的农村生产单元被组织起来，转而种植冰荔枝、翠冠梨、高山草莓等高价值农产品，推动乡村转型发展。

阿里巴巴2022年ESG报告显示，全国共有7023个淘宝村和2171个淘宝镇，在其平台的年交易额达1.3万亿元，其中832个脱贫县的交易额超过1281亿元。

振兴基金中的“热土计划”还帮助1000家乡村企业开展数字化人才帮扶，带来1万人次就业。

由此也能看清一条规律：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越高，需要的从业人数就越少。考虑到利益分配，适当降低农业从业人数，确实能让留下来的农民获得更多收益。农民进城与建设乡村并不矛盾，前者为后者腾出空间，后者让前者有退路、有回流，二者相辅相成。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指标、乡村教育医疗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都是乡村振兴的组成部分。但最根本的，仍是推动城市化继续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而不是片面追求城镇化率的数字攀升，更不必为了赶英超日而重蹈拉美覆辙。

城镇化既是让农民进城，也是建设乡村。我国用短短数十年走完了别国上百年的路，靠的是城乡联动，而非单纯堆高数字。

对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既要防范经济的“欧洲化”，也要防范城市的“拉美化”。城市化的最终目的，仍是回到乡村，在这片承载过去的土地上重新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