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秋，北京，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开始承担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此时的人民军队，已经从长期战争中的机动作战，转入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军队的新阶段。旧经验不能全部照搬，新制度又尚未完全建立，许多事情都在摸索。
军队换了任务，作风也得跟着变。
战场上，指挥员可以根据形势迅速决断；和平建设时期，却要靠制度、训练、纪律和保障把每一个环节固定下来。彭德怀深知，部队平时多一分松懈，战时就可能多付出无谓的牺牲。因此，他主持军委工作后，最突出的特点不是讲话漂亮，而是办事认真，追问到底。
这种追问，往往让人感到压力。
在军队内部，职位越高，责任越重。彭德怀听汇报时，并不满足于一串漂亮数字，也不喜欢只听成绩、不谈问题。训练完成多少课目，装备是否真正掌握，基层官兵有没有把要求落实，都会成为他继续追问的内容。遇到情况与汇报不一致，他通常会直接指出：“情况到底怎么样，要讲实话。”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
许多将领之所以怕他，第一怕的是在工作上弄虚作假。彭德怀本人经历过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处在生死关头，对战报中的水分、会议上的空话，有着近乎本能的警惕。百团大战之后，他更清楚部队作战能力不能靠口号维持；西北战场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历，也让他格外看重真实情况。
对军人来说，失误并不可怕，隐瞒失误才危险。
第二层压力，来自他对军队建设的严格要求。那几年，部队正在推进制度化建设，训练大纲、干部管理、武器保养、后勤供应、内务纪律，看起来都是琐碎小事，实际上共同决定着军队能不能形成统一行动。彭德怀不认为这些事情低级，更不会把它们交给文件自行解决。
他检查工作时，常常关注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装备有没有按规定保养，仓库账目是否清楚，战士的训练时间有没有被挤占，干部是否只在检查前突击整理，这些问题都可能被他问到。有人觉得要求过细，他的态度却很明确：军队的规矩，不能只写在纸上；命令传到基层，必须真正落地。
有一次讨论训练问题时，个别同志强调困难很多，彭德怀没有立即打断，而是听完后问：“困难解决了没有？”对方回答还在研究，他接着说：“不能总停在研究上。”这几句对话，体现的正是他的办事风格。问题可以复杂，责任不能悬空。
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的威望并非来自职务本身。
在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多将领，或曾经在他麾下作战，或亲历过他指挥的战役。他们知道，彭德怀不是只会要求别人严格的人。战争年代，他往往把最困难的任务扛在自己肩上；抗美援朝期间，面对装备和后勤条件的巨大差距，他承担了极大的指挥压力。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批评带有一种特殊分量。
那不是普通的上级训话。
一个没有上过前线、不了解部队疾苦的人，提出再多要求，也未必能让官兵信服。彭德怀不同，他说训练，知道战士在泥泞中怎样行军；他说纪律，知道战场上一条命令迟疑片刻会造成什么后果；他说节约装备，也知道一件武器在关键时刻意味着什么。
所以，将领们怕他，往往不是怕个人脾气，而是怕自己的工作经不起核查，怕辜负部队的信任，怕在严肃的军事任务面前交不出答案。这里面有压力，也有敬重。彭德怀的刚直并不意味着没有感情，只是他把对部队的感情，更多放进了严格要求之中。
1959年职务调整后，这段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经历告一段落。那几年留下的痕迹，不只在会议记录和制度文件里，也在一批干部对军队建设的认识变化中。战争年代形成的勇猛作风，必须经过严格训练和统一纪律，才能转化为现代军队的组织能力。彭德怀让人不敢敷衍，根子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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