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浙江宁波，80岁的张爵谦拄着拐杖来到儿子的衣冠冢前。几十年来，他几乎天天守在这里，乡亲们只当老人思念亡子，谁也没有想到，坟下竟藏着一批关系重大的革命文献。
老人没有急着动土，而是让家人退到一旁。铁锹落下，泥土一点点被扒开。很快，一个已经腐旧的布包露了出来。它被层层包裹，外表破旧不堪，却是张爵谦守了二十多年的秘密。
事情要从1927年冬天说起。那天夜里，宁波乡村一片寂静，张爵谦去牛棚添草，忽然看见里面有人影。他提灯靠近，发现回来的人正是儿子张静泉。
父亲刚要招呼儿子进屋，张静泉却压低声音说：“爹，这个包一定收好。”说完，他又叮嘱：“如果我回不来，就交给共产党，别告诉任何人。”
张爵谦这才知道，儿子已经参加了共产党。那时上海局势紧张，反动势力四处搜捕党员，书籍、报刊和文件一旦被查出，持有者很可能遭遇杀身之祸。张静泉带回的，正是不能落入敌手的重要文献。
父亲明白，藏在家里并不稳妥。思量许久，他决定对外说儿子已经去世，再修一座衣冠冢，把布包埋入其中。墓碑上刻着“泉张公墓”，有意少刻一个“静”字，既寄托思念，也提醒自己墓中另有秘密。
从此，张爵谦在坟旁搭了茅屋，吃住都在那里。有人劝他回家，他只是摇头；有人问他为何守一座空坟，他也不解释。老人每天望着村口的小路，等儿子回来取走那只布包。
张静泉后来改名张人亚，1898年出生于宁波一户普通农家。家境并不宽裕，但他一直珍惜读书机会。即使因贫困中断学业，他仍把书籍和报刊看得极重，这种习惯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的重要基础。
1920年，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张人亚接触到这部著作后，对其中的思想十分重视。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后形成的党章及相关文件，同样被他细心保存。
有意思的是，张人亚并不是只负责保存文件的人。加入共产党后，他参与《向导》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革命者需要理论，也需要把这些理论送到更多人手中，而印刷、装订、运输，每一步都伴随着风险。
1927年上海局势骤变，张人亚判断，这批文献继续留在身边十分危险，便冒险将它们带回宁波老家。与父亲见面后，他没有久留，很快又返回革命队伍。那一夜，成了父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见。
张人亚并未死于当年的搜捕。1932年，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局代理局长、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工作繁重，条件艰苦，他仍带领人员保障革命书刊印制发行。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前往闽西长汀检查工作。途中山路崎岖，病情突然加重，他倒在路上，再也没有醒来。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悼文，称他“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并指出他的牺牲是革命工作的损失。
远在宁波的张爵谦，当时并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消息闭塞，加上战乱阻隔，他始终相信儿子有一天会回来。新中国成立后，老人还托另一个儿子刊登寻人启事，可等来的仍是沉默。
直到1951年，张爵谦终于决定打开衣冠冢。他或许已经明白，儿子不会再回来取包，但那批文献必须交给组织保存。当地党组织接收后，迅速将文献送往北京。
经整理，这批文献共63件，其中一级文物20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20件。那只不起眼的破包，装着《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党的二大党章等珍贵资料，也装着一位父亲守墓二十多年的承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