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框架，看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唐代

汉和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

上一篇讲了汉代，汉代的政治传统，皇权和相权是划分的，到了唐代，制度又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汉代的宰相是“领袖制”，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唐代的宰相则是“委员制”，相权分别给到几个部门共同负责，什么事都是经过各个部门会议决定。

这一篇还是按着政府组织、考试选举、经济财税和兵役制度，聊聊唐代政治的演变与得失。

一、中央政府：三省六部与政事堂。

唐代政府最大的变化，是相权一分为三，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

三省职权合起来，略等于汉朝的宰相，为什么略等于，因为这监察权（御史台）没包含在内。

那三省是怎么分工呢？

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诏书唐代叫“敕”，但其实皇帝自己并不拟敕，是由中书省拟定，因为中书原来也是在内廷掌管文件的。

中书省里，有七八个“中书舍人”负责拟稿，大家各自写，叫“五花判事”。写完后再由长官选定一稿，呈送皇帝画一个“敕”字。

门下主复核，皇帝画完敕，命令送到门下省，门下省的“给事中”给到意见。门下省觉得这命令不行，可以把原诏书批注送还，这叫“涂归”或“封驳”。

所以，门下省掌握着“副署权”，没有副署，皇帝的诏书是发不下去的。

尚书主执行， 诏敕经过中书定旨、门下复核后，就送到尚书省执行。

所以，尚书省只有执行权，没有决定权。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这套制度有个问题，假如门下省老是把命令退回来，那这政令就发不去了，中书省也不想干了。

所以，唐代有个规定，在下诏敕前，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开会的地方叫“政事堂”，大家先在政事堂里商量好，定下来了，再去走流程。

现代县域政治也是这样，也是先小会把争议与问题先解决，再上大会，估计也是受此启发。

中书省，在武则天时改称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当时有言：“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所以，钱穆先生指出，从法理上说明，中国传统政治，皇权并不能完全专制，皇帝并不能随便越过宰相直接发命令。

再聊聊尚书省。

尚书省下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比起汉代九卿，自带有皇家私职气味的官名，比如，光禄勋原本是门房，太仆是赶车的，唐代六部显然更拿的出手，所以后面管理国家政务的正式机构，从唐代到清代，用了一千多年，也算是中国政治史政治意识的一大进步。

二、地方政府：唐不如汉。

虽然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比汉代进步了，但地方政府，唐却不如汉。

汉代地方行政只有郡、县两级，官级少，升转灵活，地方官的郡太守与中央官的九卿差不多；唐代，逐渐实行中央集权，内重外轻。

唐代，地方最低一级还是县，上面是州，州设刺史，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任用权全部集中到中央的吏部。

唐代地方官地位低，怀有“五日京兆”之心，只盼着升迁。

所以，让了让地方官有个其他的盼头，政府又把州县分成多个级别，让他们一级一级往上升。

级别多了，人事变动大了，行政效率自然就降低了。

行政效率低点也没有啥大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监察制度上。

汉代，御史大夫是副宰相，监察皇宫和朝廷；唐代单独设了“御史台”，这样监察权脱离相权独立了。

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分巡地方的叫“监察使”，后来又改为“观察使”。他们是中央派去巡视的官，实际上又是驻在地方，变成了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

本来地方行政只有州县二级，就变成了道州县三级。

如果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随宜应付，给他全权，这就成了“节度使”。

节度使，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用人大权也在他手里，渐渐地，就形成了“藩镇”，这就叫叠床架屋，本来是想加强中央集权，派个大吏去剥夺地方职权，结果反而变成尾大不掉。

安史之乱，就是由此产生的，甚至唐室的崩溃，都可以归因这个制度上。

三、选举制度：从门第到科举。

唐代的选举制度，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有了科举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人才靠“九品中正制”，就是任命一个德高望重的高官担任“中正”，来对当地人员评定九品，包括家世、品行以及才能，初心是好的，选贤，但后面就变味了，变成了只看门弟出身，最终导致阶级固化。

唐代，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正评定，自己报名，参加中央考试。

这制度，显然是进步的，汉代选举，是由地方政府察举，现在自由报考，唯一限制是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要求“身家清白”。

礼部考才学，吏部考干练，考取后，就有做官资格。

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汉代选举，是从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公开竞选，是从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比汉代更广大，更自由。当时非门第出身的贫穷子弟，往往借佛寺道院读书，也能考中做宰相。

但唐代科举也有毛病，报考没有限制，录取名额不得不逐步放宽。全国知识分子求官的多，只好扩大政府组织，于是有了“员外”官、“候补”官。

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读书人聪明才智都往做官这一条路上挤，工商业被人看不起，造成了政治上的一种臃肿病。

四、经济制度：从租庸调到两税制。

唐代经济制度，前半段是“租庸调”，后半段是“两税制”。

先看租庸调。

“租”是分配给到成年男子田地，年老了再还给政府，期间只要交租就行，这叫“均田”制。

国家要求成年男子每人每年服役20天，汉代是30天，可以不去，交纳相应的绢或布来代替就可以了，这个就叫“庸”，代替劳役的意思。

“调”是土特产，主要是丝麻织物，国家按户征收当地土特产。

租庸调的用意，是“为民制产”，只要你是成年男子，就分你土地，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身就是个人的意思，指成年男子才开始“庸”，“家”是按户来“调”的意思，不是按个人。

这制度比起汉代，不仅轻徭薄赋，而且更侧重于保障下层民众的生活。

这制度全靠“账籍”来维持，唐初人口册，每年造账，三年造籍，户籍管理非常严格，但随着太平日子久了，人事开始松懈，户口登记逐渐错乱，加上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这套均田制和租庸调就维持不下去了。

于是有了两税制。

唐德宗建中元年，杨炎策划推行“两税制”。

两税制有两个最重要的点，一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再区分是本地户还是外来人口，人在那里住，就在哪里登记，这样人口流徙也自由了；二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再按成年男子这种的人头来收税了，直接按财产收税，大户多交，小户少交。

两税制，可以说是中国田赋史上最大的变更，它把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作法打破了，政府不再授田，民间可以自由兼并。

它也有大毛病。

以前田租是全国一致的，量入为出；两税制则是按前一年的收入硬性规定下来，变成“量出为入”，随地摊派，不再有全国一致的税率。这导致富乡的税轻，穷乡的税重，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而且，两税制改收货币，农民必须卖粮换钱，商人上下其手，农民深受其害。

总之，两税制虽然简便，却牺牲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为民制产”精神，从此政府任民间农田自由转移。

五、兵役制度：府兵制的兴衰。

唐以前的兵役，是“全农皆兵”，全国民众都要当兵；唐代实行“全兵皆农”，也就是府兵制。

府兵制，是在地方行政区域之外，另划军事区域叫“府”，即折冲府。全国大概有六百到八百个府。当兵的人，家里必须是有田产的上等或中等民户。当兵人家的租庸调都豁免了，国家也不给军饷，武器马匹都需要自备。

这制度的好处是，国家养兵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士兵一面保卫国家，一面自力生产。有事打仗，大将军统领出征；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武官立功，只给勋名奖励，不干预政治。

唐代凭此制度，向外发展，成了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府兵制后来也失败了，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好，而是人事逐步颓废。

第一，天下太平后，士兵没事情做，权贵们就借他们去盖花园、造宅第，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于是纷纷逃亡。

第二，阵亡军人的抚恤工作，后来政府松懈了，死了似乎白死，人心渐渐失去。

第三，政府开边，府兵长期戍边，没有复员，边疆营官甚至故意折磨士兵，希望他们早死，好没收他们随身携带的财物。

于是府兵制垮台，后方兵源枯竭，政府开始起用边地胡将。安禄山、史思明，甚至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其实出身边疆蕃将，结果弄出藩镇割据，胡族临制。

六、唐代制度得失小结。

论中央政府组织，结束了三公九卿制，开创了尚书六部制。

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乡举里选制，开创了科举考试制。

论租税制度，结束了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开创了单一税收制。

论军队，结束了普及兵役制，开创了自由兵役制。

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一个创新者。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