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朱之文在高铁站候车。他刚接到商演和公益演出的邀约,不便透露具体位置,对着镜头说了一句“防坏人得小心再小心”。然后他提到了那通电话:黑粉打来求和了。他的回应很干脆:不同意。
让他拒绝的,不只是过去几个月被搅黄的十几场演出,是他在这通电话里听出了另一层东西。那些人求和的时候,大概以为朱之文要的只是一个“停手”的姿态。但朱之文说出来的事,比“举报”本身要具体得多:他们打着举报我的名义募捐,募捐来的钱他们几个分了,属于违法行为,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证据已经交到公安机关,正在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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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经费”:一个用来收钱的由头
界面新闻在10月底的调查里把这个套路拆得很清楚。
黑粉先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拨打12345举报朱之文的录音,用“你看我真的在举报”来吸引不明真相的网友进群。人进了群之后,话术就换了:“举报大衣哥需要经费。”打印材料、跑腿、邮寄文件,名目听起来很具体,钱收得也就顺理成章。
朱之文的代理律师杨安明向媒体曝光的群聊截图显示,群内确实以这些名义发起过筹款,金额是4050元。钱凑齐之后去了哪里,今日头条一篇分析写得很直白:“4050元到手后,群主转头拿去吃喝玩乐。”还有“黑粉头子”把举报做成了流量生意,靠直播打赏赚钱,“朱之文的演出黄一场,群里就多一轮情绪亢奋,直播间就多一波看客”。
举报在这里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维持群活跃度的燃料,是一个让群成员持续掏钱、持续打电话、持续把截图发回群里“交作业”的理由。朱之文在高铁站说的那句“钱被他们几个分了”,指向的就是这个结构:收钱的名目是公共的,花钱的去处是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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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从“举报”到“求和”,中间隔着朱之文的一次转身。
今年秋天之前,朱之文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身边人都知道。界面新闻的报道里,他2023年就起诉过一个带头举报的人,最后在法院庭外调解,对方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说不再举报了。“没想到他就停歇了两三个月,之后又开始攻击我”。保证书没有挡住下一轮举报,庭外和解没有换来真正的停手。
真正让求和电话出现的,大概不是良心发现。10月底到11月初,朱之文做了几件之前没做的事:报警,请北京的专业律师,把几大箱公证过的证据交到单县派出所。律师在提交材料时给出的定性是,“相关人员已涉嫌诈骗罪”。当“举报”这门生意的法律成本从“写保证书”变成“涉嫌诈骗”,求和才成了一件需要被考虑的事。
朱之文没有接受。他在高铁站说的那句“不同意”,不是情绪化的赌气。一个被同样一批人反复举报了六七年的人,在对方第一次面临刑事风险的时候选择“算了”,等于告诉所有人:这门生意的成本,还是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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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已经受理,但“劣迹艺人”这四个字从来没有被官方确认过
朱之文交给警方的证据,指向的是募捐骗钱这条线。这是他这次拒绝求和时自己强调的重点:举报的内容是假的,但借着举报收的钱是真的。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上有一个事实需要被放在这里:文旅、税务、网信等任何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出过一份认定朱之文是“劣迹艺人”的官方文件,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行政处罚记录。黑粉群统一话术里那顶“劣迹艺人”的帽子,在官方口径里找不到对应的东西。但一场接一场的演出,就是在这顶帽子被反复抛出来的过程中被叫停的。
朱之文现在在等警方的消息。求和电话被他挂断了,那4050块钱去了哪里、分钱的人是谁、持续几年的“举报经费”累计到了什么程度,这些问题不再由他在高铁站对着镜头回答,而是交到了办案民警的手里。他说“防坏人得小心再小心”。一个被同一套把戏缠了六七年的人,在对方第一次真正感到疼的时候没有松口,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小心”里,最实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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