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的响箭前途的灯火（坚持“两创”·关注新大众文艺）

胡妍妍

图为版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赵延年绘，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鲁迅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仍在向我们抛出问题。而作答的方式不在别处，就在笔下，在创造中，在脚底走出的新路

鲁迅的名字，不曾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离开。

这个秋天，纪念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的活动相继举办。鲁迅文学版本馆在浙江绍兴开馆，“鲁迅与美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学术研讨会发言热烈，纪念文章不时可见……鲁迅生命最后岁月写下的那句，“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并没有被兑现。反而恰恰是在“管自己生活”时，人们会一再地想起鲁迅，与鲁迅重逢。

不是吗？“儿时不懂的《朝花夕拾》，如今终于明白了”登上网络热搜，“孔乙己的长衫，脱还是不脱”引发社会热议，“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被年轻人写入社交媒体签名档。

但援引鲁迅，不能替代阅读鲁迅；鲁迅金句，也不代表鲁迅文学；除了鲁迅其人其事，我们需要一次次重温的，还有其思想其精神。当鲁迅那道光投过来，会帮我们看清生活和思想的深处。如何从鲁迅那里汲取养分，锻造我们时代的文艺经典，这项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不妨就从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切入，如果鲁迅活在今天，他会怎么看待新大众文艺？发生在鲁迅生命最后一年的三件事，或许藏着启示。

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虽然过去9个月里，他重病缠身，体重一度不到40公斤，但那天他的兴致很高，畅谈了3个小时。那张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围坐一处的经典照片，就拍摄于此。

11天后，鲁迅离世。9个月后，抗战全面爆发，木刻青年带着刻刀，奔赴战场。

鲁迅如此不遗余力地引荐木刻、扶持木刻，很大程度上因为木刻艺术的大众属性。一把刻刀，简易便捷，却能够发新声、传民众、改变国人精神。在他眼里，这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当年因为大众不识字，只能为大众而作、不能让大众自己开口的局限，如今已经完全打破，青年的艺术、大众的艺术风起潮涌、活力无穷。但这样的时候，别忘了鲁迅推崇木刻的另一重理由：质朴刚健之美。他对文艺始终怀着“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期待。唯新不行，还要好，还要诚，还要善美刚健。“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鲁迅近100年前发出的这句忠告，对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来说依然分量沉重。

还是在1936年，鲁迅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白莽遗诗稿《孩儿塔》作序，说《孩儿塔》并非要和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而是有“别一种意义”。“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对画地为牢的文人小圈子，鲁迅向来是不提倡的。在他看来，这“林中的响箭”不用和那些圆熟简练之作相比较，它属于“别一世界”。他自己的创作未尝不是如此。虽然中国的白话小说从鲁迅那里开始，也在鲁迅那里成熟，但他在与现实的战斗中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酝酿圆熟之作，甚至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在杂文写作上，这些杂文如匕首一样短小、尖锐、锋利，发表于报章，成为对现实的“立此存照”。鲁迅说，与其躲在艺术之宫里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他更喜欢这样的写作，这是“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今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颁给外卖诗人王计兵，就像是对“别一世界”写作的回响。它让我们看到，脚踩着大地，迎向现实的风霜，在与生活的短兵相接中淬炼诗意，这样的文学有更开阔的空间，也可以有更强悍的精神表达。

依然是在1936年，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了解到红军最新动向，鲁迅非常高兴，他和茅盾联名给红军发去贺电，盛赞红军的斗争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虽然只是拿笔写作的人，但鲁迅念兹在兹的始终是民族的前途命运。即便身处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他依然敏锐地捕捉时局动向，辨认出将深刻影响民族命运的重大现实。鲁迅一直推崇那些民族脊梁式的人物，而我们怀念的，也是这样一种能挺起民族脊梁的求索、能担当民族脊梁的文艺。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身处时代巨变，面对技术浪潮，鲁迅这句话依旧发人深思。从林中的响箭到前途的灯火，文艺承载着厚望。

如何在自己的时代真正在场，如何在现实的淬炼中锻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艺形式，如何为当下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立此存照”？鲁迅作为重要的参照系，仍在向我们抛出问题。而作答的方式不在别处，就在笔下，在创造中，在脚底走出的新路。

《 人民日报 》( 2026年11月1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