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晴｜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构造

作者简介：李晴，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6期，转自法制与社会发展公号。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摘要

对行政处罚裁量的合理构造有助于避免过罚不相当，使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虽然可以剔除不必要的裁量，但是无法确保必要裁量的合理建构。为了实现裁量正义，应当回归行政处罚裁量的基本逻辑，引入动态体系论，对必要的行政处罚裁量进行动态体系构造。根据动态体系论，行政处罚裁量通过要素的协动予以实现。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应当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限定性考虑要素。这四类要素应当被开放性列举，或者作为决定裁量要素，或者作为选择裁量要素。与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相关的规范、案例和学说可以为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协动提供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当不存在可供参照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时，可对行政处罚裁量要素和因子展开动态权衡。

一、问题的提出

裁量正义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其各自工作部门竞相制定和完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然而，即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不断形成并日益精进，“小过重罚”的执法难题仍然屡见不鲜。“方林富炒货店案”“榆林芹菜案”“拍黄瓜案”等引发了公众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局限，提出若干改进建议。有观点主张，应当给执法者保留一定的“逸脱权限”，允许执法者“适当地离开基准”；还有观点主张，应当改造和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有观点主张，应当综合运用逸脱技术和动态调整技术。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其改进方案真的能够避免过罚不相当吗?如何构造行政处罚裁量方能确保过罚相当？这是问题聚焦之后应当回应的核心争议。

本文主张回归行政处罚裁量的基本逻辑，在现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础上，引入动态体系论，构造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首先，证成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其改进方案不能避免过罚不相当，动态体系论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其次，厘定动态体系中的要素，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四类考虑要素，并对其因子进行开放性列举，对其地位予以明确。最后，呈现要素的协动过程，尤其是相关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

二、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到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

在实践中，以过罚相当原则为依据，以《行政处罚法》规定的量罚条款为基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其各自工作部门不断制定和更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学界针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不断提出改进方案。只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其改进方案能否实现行政处罚裁量正义?如果无法实现，有无其他方案?

（一）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反思

有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实践很多，这些裁量基准可被分为两类。第一类裁量基准是对《行政处罚法》中量罚条款的细化或补充，继续秉持“要件—效果”的规范形式。这种“细化或补充”存在两种情况：一是通过规定量罚要件（或称量罚情节），誊抄、细化或者有限扩展量罚条款中规定的不同量罚情节。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将《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1项规定的“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区分为“在海关发现违法行为之前”和“在海关发现违法行为之后”，分别适用减轻处罚和从轻处罚。二是对应量罚效果。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的《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针对14项违法行为，进一步细化了从轻处罚、从重处罚对应的罚款数额及其他处罚幅度。第二类裁量基准是对特别处罚规范中量罚情节和量罚幅度的情境化呈现。这类裁量基准并未直接依托《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关量罚条款，而是情境化呈现了特别处罚规范中的相关责任条款。这些裁量基准秉持的还是“要件—效果”的规范形式。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是对《城乡规划法》第64条的细化，规定了量罚相关要件和效果。

既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要件相对固定。《行政处罚法》中的相关量罚条款已规定了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予处罚、从重处罚的情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位阶通常不高，往往以规范性文件或者至多以规章的形式出现。囿于下位法不得超越上位法的限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多是对《行政处罚法》或其他部门行政法中相关量罚要件的细化，偶尔突破已有的量罚要件，却会遭遇合法性质疑。二是效果相对单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本质是行政规则，现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仍表现为“要件—效果”的规范形式，即满足某一情节或若干情节，就可对应某个量罚阶次。因此，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呈现的法律效果较为单一，法律效果与量罚情节一一对应。

不可否认的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行政处罚裁量权的作用，尤其是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裁量空间。此外，当案件事实相对简单、涉案情节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所列量罚情节一一对应时，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确实能够为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提供明确指引。然而，“在行政处罚领域，行政机关必须个别地评价各类不同的事实构成，这些事实并非事先预设的，而是由不同特定的相对人和不同的社会环境综合而成的”。面对这样的疑难复杂情形，由于要件相对固定、效果相对单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无法起到充分控制行政处罚裁量权的作用。这不仅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构造本身的问题，而且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那么，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对单一或固定量罚情节的规定，无法为法定情节之外的考量或多个情节叠加的处理提供指导。在实践中，复杂案件涉及的量罚情节通常是多元且不断变动的，要件固定、效果单一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此束手无策。已有的观点和实践试图改进既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不足，提出了若干方案。这些改进方案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类主张在适用层面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另一类主张在制定层面调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如何评价这两类改进方案?

一方面，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逸脱无法实现行政处罚裁量的过罚相当。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与个案的具体情形不匹配时，僵化地适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无异于“刻舟求剑”。对此，有不少学者主张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指出“以基准为核心构成的决定模式，面对复杂多样的个案，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要给执法人员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也有学者将适时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视为行政机关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还有学者主张设置并合理适用逸脱条款。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不可变时，适当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无疑是实现个别化正义的更优方案。

如何适当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本文在此列举四种主要观点。观点一主张依据法律原则逸脱。这一观点的理据在于，规则是对预定事件的固定反应，而原则可以指导我们对特定事件进行特定因素的思考。不过，原则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即使遵循同一原则，不同主体针对同一案件作出的决定也未必相同。观点二主张通过程序实现逸脱，或者诉诸集体讨论程序，或者诉诸说明理由程序。程序的完善可以优化决定的形成过程。裁量正义的实现重在形成决定的理据和所说之理，然而，上述程序均无法正面阐释正义的内在价值。观点三主张综合考虑，这主要适用于同时包含轻罚情节和重罚情节的复杂情形。合理的裁量决定应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不应考虑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然而，哪些是应当考虑的因素，哪些是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综合考虑观点本身并未述明。观点四主张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逸脱行为规范。这一观点大体上综合了上述观点中逸脱适用的因素，也因此承接了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综上，逸脱方案本身无法完全实现逸脱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后的个别化正义。

另一方面，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动态调整同样无法确保行政处罚裁量的过罚相当。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用于个案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时，另一条路径是动态调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学者主张，“裁量基准必须随势而变，要不断适应法律的修改变化、当前行政任务重心的转移、社会的诉求以及执法效益的考量等等”。也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还应当在裁量基准中引入定期调整程序，实现制度的‘程式化’改造”。动态调整是一个过程，其无法应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调整过程中需要偏离基准的执法个案。另外，社会形势总是处于动态变动之中，立法活动的滞后性和有限性同样作用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即使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后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也难以全面覆盖不断变动的量罚情节。纵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能够囊括不少量罚情节，但其篇幅毕竟有限，无法容纳所有量罚情节。

综上，无论是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身，还是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逸脱”和“动态调整”，均无法真正实现个案中的裁量正义。那么，是否存在更优解呢?

（二）动态体系论的引入

有学者主张，动态体系论既能回应复杂的现实情况，也能为法律评价提供理性论辩的空间，裁量基准制定者应当通过动态体系论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明确设定情节要素并将其法定化，同时课予行政机关充分说理的义务，进而有效解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问题。可问题在于：什么是动态体系论?动态体系论的引入能否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能否直接基于动态体系论对行政处罚裁量进行构造?

1. 什么是动态体系论?

动态体系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由奥地利民法学家Walter Wilburg提出，旨在缓和概念法学与自由法学的对立，用于找寻损害赔偿法的内在秩序。对正义的追求是动态体系论的出发点。动态体系论将法律看作“多种作用力作用的结果”，并将动态的诸多作用力纳入法律规范的层次。动态体系论的基本构想在于，通过协动富有弹性的要素（作用力），正当地诠释法律规范或者形成一个正当的法律效果。动态体系论的适用并非毫无限制，“只有在因为法律问题的多层面性和待解决事实的多样性，而没有可能制定一个适当的固定规则的情况下，才建议在僵化的构成要件和模糊的一般条款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要素和协动是动态体系论的两大基本构造。要素是一种“动态力量”，包括原理和因子两种形态。原理中可抽出因子，因子背后可读取原理。要素具有限定性、层级化和可交换性的特征。要素之间相互协动，协动作用的产生依赖于要素的数量和强度，要素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协动的过程也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赖于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基础评价仅针对单一的要素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法律效果，原则性示例则基于多个要素的协动而形成某一确定的法律效果。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通常源于立法的明文规定、判例或者学说。

动态体系论“类似于一根橡皮筋，它通常可以比僵硬的结构保持得更稳固”，是“关于法律价值判断或者评价的合理性基础构建的方法论”。动态体系论可通用于整个法律体系，既可被用于解释一般条款乃至具体规则，也可被用于建构新制度。除了在私法中被广泛应用，在宪法与行政法中也有动态体系论的踪迹。对宪法与行政法而言，动态体系论可以被适用的原因在于，随着国家任务的不断增多、国家权力的不断扩张，僵化的法律概念无法充分合理地控制国家公权力，由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既不得任意也不可过于拘束，因此，通过原理指引国家活动的规范不断增多。贯彻这些原理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力量，“从处于紧张关系中的抽象原则的权衡和不同权重中得出具体规则”。此时即可引入动态体系论。

2. 引入动态体系论能否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通过动态体系论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虽然可以在法定情节基础上增加几个新鲜要素或者限定若干要素，但是作用有限。这是因为，动态体系论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底层逻辑并不相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质上是规则，“要件—效果”是其具体的呈现模式。“要件—效果”呈现模式的特点在于固定和确定，即通过固定的要件达致确定的效果，要件与效果一一对应。动态体系论的底层逻辑在于“要素—协动”，只有当实在法处于开放状态，需要被具体化时，动态体系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原理的指引下，要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随着认识的拓展不断增加。要素的协动也并非固定，而是随着要素数量的增减、所处环境的差别不断变动。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框架下，受制于“要件—效果”的呈现模式，动态体系论的引入只能对规则进行有限扩展与升阶，并使说理程式化，因而无法充分施展其在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时的功用。由此，动态体系论无法有效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3. 基于动态体系论的动态体系构造

虽然动态体系论无法真正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无法助推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既面临着法律问题的多层面性和待决事实的多样性，也不存在一个适当的固定规则。裁量旨在实现个别化正义。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治理，既不可放任自流，任其恣意，也不可过度羁束，使其僵化难行，应在自由与羁束之间达致平衡。“国家行政行为可以通过对法律中的‘原因’以及Wilburg所谓的‘指引裁量’来定义，行政机关必须在履行任务时被引导。”动态体系论可以为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引导。以动态体系论为指引的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构造，既追求结果的弹性化，也追求法律评价的理性化，旨在“在克服概念法学的机能缺陷的同时，探索克服自由法论的问题性”，“在法律体系中的不确定之处提供指引性的方针”。动态体系论的功能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治理需求匹配，动态体系论的引入能为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提供合理的指引。

从实体来看，基于动态体系论的动态体系构造比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更优。一方面，动态体系中的要素能够有方向地聚合和扩展。相较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量罚情节的相对受限和静止，动态体系论所涉要素需要以原理的内在体系为基础，进行有限的扩展。有限是因为，所罗列的要素必须有助于权衡原理的实现程度或受侵害程度；扩展是因为，人们对于原理及其相关要素的认识渐次深入并不断推陈出新，所形成的要素可交换且可互补，共同致力于形成一个符合个别化正义需求的行政处罚裁量决定。另一方面，动态体系可为行政机关裁量涉及的多元要素提供权衡空间。相较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单一固定的裁量效果，动态体系论所涉要素的协动过程是多元的、动态的。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协动过程中涉及的要素均应当被考量。要素之间并非生硬的组合，而是相互作用，直至为行政处罚裁量形成稳定的模型，为个案呈现的特殊图景提供契合的评价。

从形式上来看，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样，基于动态体系论的动态体系构造能够实现可视化。当前，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明文规则的形式呈现。相较而言，在动态体系中，不同要素之间的不断排列组合难以形成规整的明文规则，明文规则无法完全呈现动态体系的基本构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动态体系不能可视化。可视化量罚系统是动态体系更加适切的呈现方式。量罚系统能够较为全面地罗列行政处罚裁量需要考虑的要素，并包含着科学计算这些要素的方法。执法人员将案件情况输入系统后，系统即可形成与之匹配的量罚决定。

可能的质疑之一是，动态体系论的引入与形式法治、依法行政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对此需要逐一回应。一方面，动态体系论的引入与形式法治并不冲突。动态体系论与既有规范体系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并存。既有规范体系通常包含着法律适用者的裁量空间，可以结合动态体系论的框架塑造这些裁量空间。动态体系论的引入并不会颠覆以既有概念和规则为基础的形式法治体系，反而有助于弥补形式法治的不足。另一方面，动态体系论的引入并不违反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既要求合法行政，也要求合理行政。上文论及动态体系论与形式法治之间的关系时，就已经从合法行政的层面进行了回答，此处不再赘述。而从合理行政的角度来看，相较于不受约束的自由和过分约束的僵化，动态体系论旨在通过原理指引实现自由与僵化的折中。这有助于实现合理行政，甚至是实现合理行政的更优方案。

可能的质疑之二是，对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构造是否会降低执法效率，以及该构造是否具有落地可行性。这两个问题可以被一并回答。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大规模应用，我们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建构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模型。事实上，目前已有实践尝试以裁量基准为基础生成行政处罚裁量大模型。然而，囿于裁量基准的上述局限，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的大模型无法充分实现个别化正义的目标。在裁量基准的基础上引入动态体系论，有助于优化行政处罚裁量系统。这既有落地的可能性，也不会降低执法效率，反而可以优化行政处罚裁量决定的质量。

根据动态体系论，应当以“要素—协动”为架构对行政处罚裁量进行动态体系构造。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的基本构想包括：哪些要素应被列入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范围?相关要素应当如何作用于行政处罚裁量?要素应当如何正当地转化为量罚决定?动态体系并不是对裁量基准中多元要素的简单排列组合：相较于裁量基准中要素的相对固定，动态体系中的要素是有限开放的；相较于裁量基准中效果的相对确定，动态体系中的不同要素可任意排列组合，协动的效果变动不居。有限开放的要素与变动不居的协动效果共同构成了动态体系中的“动态性”。

（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的关系之辨

如果要基于动态体系论对行政处罚裁量进行动态体系构造，还应考虑的问题是，其与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之间是什么关系?两者应并立而行还是应以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替代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行政裁量的实现包含两个阶段：一是剔除不必要的裁量；二是对必要裁量进行合理建构，实现个别化正义。事实上，当前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虽然存在局限，但也起到了剔除不必要裁量的作用。随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广泛制定，这一作用日趋明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仍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不过，囿于“要件—效果”的规范形式，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及其改进方案在实现个别化正义方面存在局限。相较而言，动态体系论应主要应用于对必要裁量的合理建构，即通过必要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合理建构实现个别化正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完善行政处罚等领域行政裁量基准制度”。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在此之前，《行政处罚法》第34条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的有效手段。应当对上述立法和大政方针中提及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一种合目的性的广义理解，即将其理解为有助于实现裁量正义的具体化方案。既有的方案既不否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剔除不必要裁量的功能，又引入了动态体系促进个别化正义，符合现行立法和大政方针的要求。

综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应并立而行，各司其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发挥的作用是剔除不必要的行政处罚裁量空间，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应发挥的作用是实现必要行政处罚裁量的个别化正义。如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形成的是一张静止的线状图谱，仍有不少空隙，难免失控，那么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则是一个流动的多维模型，有限但不断扩张的要素构成了动态骨架，协动的过程使裁量无懈可击。通过可视化系统呈现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是一个技术问题，将另文论述，在此仅点到为止。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基本构想的形成，既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又是建立可视化系统的底层逻辑，需要被进一步讨论。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的构造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择取要素，二是评价要素。在建构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时，如何确定行政处罚裁量要素?如何对确定的行政处罚裁量要素进行协动?

三、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有限扩展

“一个被授予了自由裁量权的个人必须正确地指示其自己依法办事，他必须让自己注意他一定要考虑的事情，他必须拒绝考虑与他必须考虑事情无关的事情”。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不考虑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是实现行政处罚裁量个别化正义的必然要求。在对行政处罚裁量进行动态体系构造时，应通过要素的择取来实现该要求。

（一）通过目的确定裁量要素

动态体系中要素的形成以原理为基础。原理即内在体系，是指“在背后支撑着就各种法律素材、具体的问题所作的价值评价，并在其间孕育出内在的统一性的秩序”。立法目的就像磁铁，强烈地“吸引”着裁量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保障个别化正义的最终实现。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择取。目的是要素形成的原理，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确定需要诉诸行政处罚裁量目的。

行政处罚是维护行政秩序的一种手段，维护行政秩序是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维护行政秩序这一目的几乎涵括了对所有行政手段的要求，却无法为与各个行政手段相关的制度建构指明方向。因此，还应当探寻行政处罚的机能目的。行政处罚的机能目的既在于惩罚、报应、制裁，也在于教育、预防、威慑。通过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行政处罚设定、行政处罚裁量三个环节，行政处罚的机能目的得以实现。不过，这三个环节发挥的功能存在差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旨在进行违法宣告，从而实现惩罚、报应、制裁的机能目的。行政处罚设定旨在形成与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定量罚区间，从而实现一般威慑的机能目的。那么，行政处罚裁量旨在实现何种机能目的?

由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对公共秩序的损害，很难被量化，因此，如果在行政处罚裁量阶段考虑实现惩罚、报应或制裁的机能目的，会使量罚失去合理的基准。然而，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处罚并非出于恣意，而是为了实现维护行政秩序的目标。为了维护行政秩序，需要处于公共秩序中的成员共同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使违法行为人不再实施违法行为，二是使潜在的违法行为人及其他社会公众不敢实施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的机能目的在于教育、预防、威慑，即通过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达致维护行政秩序的终极目的。

对违法行为人的特别预防和对潜在违法行为人及其他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主要指向效果，除了效果，效率亦是对行政处罚裁量的要求之一。《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将高效便民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迅速化有益于行政的效率性，而行政的效率性是法治国家应该承认的价值，这尤其适用于多元的行政法关系。”高效便民既是对服务行政的要求，也是对干预行政的要求。行政处罚裁量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一个环节，也应当考虑高效便民的要求，加速和简化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和执行。这是行政处罚裁量目的与量刑目的的主要区别。

综上，维护行政秩序是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行政处罚裁量的机能目的在于高效实现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择取应以此为基础。

（二）四类要素的合目的提出

根据动态体系论，用于协动的要素并非任意的，而是具有限定性。原理是择取与限定要素的依据。高效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是行政处罚裁量的机能目的，也是择取与限定要素的原理。考虑哪些要素能够实现一般预防?考虑哪些要素能够实现特别预防?考虑哪些要素能够实现“高效”?基于既有规范、实践和学理，可以分别找出与之对应的要素。

第一，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要素，是基于一般预防的需要。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强调行为对行政法益产生的后果。行政机关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考虑要素，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反秩序行为予以适度制裁，从而对潜在违法行为人和社会公众产生威慑效果。事实上，行政机关在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作出判定后，即可确定与该行为相对应的法定量罚区间。法定量罚区间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实现报应功能的一个侧写。将行政处罚裁量置于这一过程之后，是为了在法定量罚区间内外寻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点。此时，考虑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为了在法定量罚区间内外再划定一个与本案违法行为更加匹配的具体量罚区间。该环节将向社会公众展示一个更为精细的量罚过程，使公众知晓不同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对应不同的惩罚力度，进而促使公众克制其行为，实现对潜在违法行为人及社会公众的一般预防。

第二，将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要素，是基于特别预防的需要。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指向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程度。适度制裁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违法行为人，能够对其产生威慑效果。这是因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越高，违法行为人再犯的可能性越大。相较于人身危险性较低的违法行为人，对人身危险性较高的违法行为人予以相对严苛的行政处罚，能够防止违法行为人再犯。

第三，将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作为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要素，也是基于特别预防的需要。这一考虑主要发生在罚款裁量的情形中。由于同一罚款数额对经济状况不同的违法行为人的威慑效果不同，因此，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能够“在对待不同的违法行为人或有关各方时，排除可能由于经济能力不平等而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公平”。

第四，除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处罚裁量也需要考虑行政效率与成本。这一考虑已被我国行政处罚立法接受。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3项规定“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这一轻罚情节，既是出于对违法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考虑，也是因为这一情节“为行政执法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机关考虑行政效率与成本时涉及的一些要素与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息息相关，这些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尤其是违法行为人行为后的态度）决定性地影响着行政效率与成本。对于这些要素，为避免重复可无需单列。除此之外，其他影响行政效率与成本的要素可被进一步细化。

综上，基于高效实现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机能目的，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裁量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四类要素。基于以上四类要素，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裁量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禁止双重评价。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时被适用过的要件，不宜再被列为行政处罚裁量需要考虑的要素。第二，应穷尽要素。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裁量决定时，原则上应当全面考虑四类要素。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在下文论及的小额罚款案件中，行政机关无需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第三，应注意先后。行政机关在适用四类要素时，应当先通过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定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区间，再通过其他要素确定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额度。第四，应嵌入兜底条款。行政机关对兜底条款的理解需要限定在四类要素中，行政机关对裁量要素的择取不应出于恣意，而应有所限定，在适用时需要论证所涉要素与四类要素之间的关联。

（三）四类要素的开放性列举及其地位

作为动态体系构造支点的要素是多层次的。四类要素的提出，是对行政处罚裁量目的的第一次演绎。如何理解社会危害性?如何理解人身危险性?如何理解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有哪些具体表现?四类要素在行政处罚裁量中的地位是否相同?如果想要将四类要素运用于行政处罚裁量的动态体系构造，还应尽量明确相应的原理，全面列举与之对应的因子，明确四类要素的地位。

1. 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欲明确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需要先厘定其内涵。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违法行为的“客观情况”，是违法行为损害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的程度范围。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二是违法行为对私人利益的影响程度。这意味着，对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已经超出了行政法益的范畴，行政机关需要综合考虑违法行为对整个社会及相关个人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与犯罪行为相比，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被显著削减了”。这一观点不无道理。行政机关在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时，集中考虑的是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的损害。然而，在量罚阶段，行政机关需要综合考虑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这是因为，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表征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以使潜在违法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既会考虑降低或避免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也会考虑降低或避免对私人利益的损害，这能更好地实现一般预防。

有不少学者归纳了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子。其中，不乏有学者提出，应将某些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纳入考量范围，如累犯、违法动机与目的。然而，既有讨论罗列的因子也不尽全面。从我国当前已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来看，违法行为的性质、行为人在违法行为中起的作用、违法行为受害人或标的的情况、违法行为发生的场所、违法行为发生与持续的时间、违法行为的手段或方法、违法后果、违法行为是否由罪转罚、有无取得受害人谅解等因子均可归入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要素的考虑范畴。之所以可以将这些因子归入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素的考量范围，一是因为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违法行为的外部表征评价这些因子，二是因为对违法行为外部表征的评价会影响到潜在违法行为人及社会公众对违法行为的认知。不过，“当事人的生产经营规模”和“违法行为引发的社会影响”不宜作为影响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判断的因子，因为对这两者的考虑与实现一般预防目的并无直接关联。当然，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相关因子并不能通过列举穷尽。这既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机会存在局限，也是因为事物本身在不断变化与发展。还需要注意的是，“违法后果有无发生”究竟是量罚因子还是定性要素，取决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根据禁止双重评价原则，如果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系结果不法，那么“违法后果有无发生”将作为定性要素；如果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系行为不法，那么“违法后果有无发生”将作为量罚因子。

除了行政法律规范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蕴含的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要素，量刑中蕴含的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要素也应当成为行政处罚裁量需要考虑的要素。量刑与行政处罚裁量均是定性的后置环节，均是对不法行为在制裁后果上的评价，二者在法律关系上具有可参照性。将影响量刑的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要素引入行政处罚裁量，可以弥补行政法律规范及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局限性，减少处罚不公正的现象。

从现有规范来看，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既影响是否处罚，也影响如何处罚。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既是决定裁量要素，也是选择裁量要素。至于各个要素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行政处罚裁量的幅度，取决于对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对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价由立法者确定，并且通常受制于整体法律秩序。

2. 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与违法行为人的再犯危险可能性息息相关。考虑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区别于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有责性要件。有责性强调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的非难可能性，是对不法事实的法的谴责。有责性要件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要件的功能一致，二者均旨在进行违法宣告，实现报应。相较而言，行政处罚裁量中对违法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考虑，是行政处罚裁量特别预防功能的体现，其主要考虑的是违法行为人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再犯。

从我国当前已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来看，行为人的年龄、行为人的精神智力状况、行为人的身体状况、行为人行为时的过错、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经历、行为人意志的自由程度、行为人行为后的态度等因子均可归入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范畴。违法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也可作为影响违法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子。除了年龄、精神智力状况和身体状况因子仅适用于自然人，其他人身危险性因子既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此外，和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样，量刑情节中有关违法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因子（如行为人是否已满七十五周岁）也应被列入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范畴。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判定中已被考虑过的有责性要素在行政处罚裁量中将不再被考量。

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既可作为选择裁量要素，也可作为决定裁量要素。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行政处罚裁量的影响是阶梯式的。例如，过错可区分为故意和过失，故意可区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可区分为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具体过失。从直接故意到间接故意再到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具体过失，行政机关经过裁量确定的行政处罚数额依次递减。但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行政处罚裁量的影响幅度究竟有多大，多数国家并未在立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只有德国在《违反秩序罚法》第17条第2款规定“过失行为最多处最高罚款的二分之一”。遗憾的是，为何是“二分之一”，德国立法并未进一步说明。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是影响行政处罚裁量的要素之一，直接以某一项要素框定行政处罚裁量的区间既会过度抑制行政处罚裁量权，也无益于行政机关公正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将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纳入行政处罚裁量的综合权衡即可，无需直接确定份额。

3. 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

首先，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是一个绝对概念还是一个相对概念?具体来说，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指向的是需要国家救济、予以最低生活保障的特殊群体，还是相较于同一违法行为的其他可能实施主体在经济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

行政处罚裁量通常应当考虑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需要国家救济、予以最低生活保障的特殊群体由于经济能力较弱，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不考虑行政处罚（尤其是行政罚款）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那么该处罚将会威胁其基本生存。《行政处罚法》第66条第2款通过规定“延期和分期缴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行政处罚裁量是否还需顾及经济困难群体?由于“延期和分期缴纳”针对的主要是暂时性经济困难群体，持续性经济困难群体面临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延期或分期缴纳”解决，因此，行政机关需在量罚环节为其匹配合适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及其裁量过程本质上是为了促使违法行为人遵循行为规范，如果行政处罚威胁到了违法行为人的基本生存，就会违背行政处罚的初衷。除了需要考虑绝对经济状况，在行政处罚裁量中，行政机关还需要考虑相对经济状况。同一数额的罚款对不同经济状况的违法行为人产生的威慑效果并不相同。为了更好地实现特别预防，应当允许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裁量时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相对经济状况。

其次，作为行政处罚裁量应当考虑的要素之一，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会如何影响量罚?一方面，违法行为人的绝对经济状况会影响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裁量。有观点认为，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应当作为行政处罚种类裁量的要素。事实上，这一观点仅适用于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当违法行为人系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时，行政机关可以考虑以其他处罚种类替代行政罚款，以免威胁违法行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违法行为人的相对经济状况应当且仅应当影响行政罚款的幅度。这同样是基于特别预防的需要。同一额度的行政罚款对不同经济状况的违法行为人产生的威慑效果不同，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他行政处罚裁量要素完全相同时，在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统一的威慑效果，应当考虑对不同经济状况的违法行为人予以不同额度的罚款。除了行政罚款，行为罚、资格罚乃至人身罚对不同经济状况的违法行为人产生的威慑效果是相同的。因此，违法行为人的相对经济状况只应作为影响行政罚款幅度的要素，不应作为影响其他处罚种类裁量的要素。不过，是否属于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和违法行为人的相对经济状况，都不应作为行政处罚决定裁量的要素，否则，行政处罚将无法实现对违法行为人的特别威慑，也会影响其对潜在违法行为人的一般威慑。

最后，是否在任何行政处罚案件中都应当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此，有学者提出，在小额罚款案件中，由于处罚金额不高，因此，原则上不需要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从而节省人力物力，提高行政效率。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事实上，道路交通安全、治安管理等领域有大量额度不高的处罚规则，这些领域的违法行为发生率也较高。行政机关在对这些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时，如果考虑违法行为人的相对经济状况，不仅成本过高，威慑效果也未必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违法行为人是经济困难的特殊群体，且其主动提出申请，那么行政机关可以考虑将行政罚款改为分期缴纳或者其他更适当的处罚种类。

4. 行政效率与成本

除了自首、立功等可以归入违法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要素范畴，和解与企业合规建设也因会影响行政效率与成本，而成为行政处罚裁量的考虑因子。一方面，和解有助于缓解繁重的执法任务、紧迫的执法需求与有限的执法力量、执法手段和执法经费之间的不匹配、不平衡，能够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在美国，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广泛运用执法和解。另一方面，企业合规建设也会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与成本产生影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如果企业在事前实施了合规建设，那么整个企业合规建设过程会与违法行为的发生过程相辅相成，企业只要如实提供企业合规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就能呈现违法行为的发生过程。这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法效率，降低执法成本。如果企业在事后实施合规建设，已实施的企业行为需要与合规要求比对，比对过程中与法律规范相悖的违法行为将会被清晰呈现。这便于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纠正，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行政效率与成本既可能是选择裁量要素，也可能是决定裁量要素，其不仅能影响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的选择，也能影响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一方面，将行政效率与成本作为影响行政机关选择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的要素，赋予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另一方面，在特定情况下，行政效率与成本可以作为决定裁量要素。例如，在讨论和解和企业合规建设时，有学者提出，免予处罚能够作为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决定之一。当然，裁量与寻租相伴，在将行政效率与成本应用于行政处罚裁量时，必须以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为目的限制行政处罚裁量，避免其沦为寻租的豁口。

四、行政处罚裁量要素的协动

“相关或实质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而给与多少权重是决策者的问题。然而，如果对任何特定的考虑给予不适当的权衡，这可能导致决定是不合理的，进而是不合法的。因为对相关考虑要素给与的权重明显过高或明显不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裁量决定时，如何适当地评价与权衡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四类要素?这涉及动态体系论中的协动过程。

（一）既有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

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是协动的方法，两者共同致力于通过协动形成相应的法律规范或法律后果。应当优先从规范中找寻基础评价与原则性示例，当无法在规范中寻得时，可诉诸案例和学理。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是行政处罚裁量决定的主要样式，下文将以此为线索，整理与之相关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

1. 免予处罚的基础评价与原则性示例

《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规定了免予处罚的两种情形，为免予处罚提供了原则性示例。根据该条款，免予处罚是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素、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要素、行政效率与成本要素共同协动后得出的结果，这与三类要素的定位不谋而合。学理上通常认可免予处罚的上述规范，并对上述规范进行了详细解释。现行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和免罚清单基本上照搬或具体化了上述条款，行政审判实践也多贯彻这一规则。

有所不同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14条将“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列为可以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之一，第20条将“情节轻微”“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取得被侵害人谅解”“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列为不予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上述两个条款同样涵括了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行政效率与成本三类要素，既为免予治安管理处罚提供了原则性示例，又包含了基础评价。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部门行政法对免予处罚的构成存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对该领域作出免予处罚的决定时，应当优先适用部门行政法。当其他部门行政法对免予处罚没有特别规定时，免予处罚是否仅限于《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依法行政原则并不禁止有利于公民的类推适用或法律漏洞填补。免予处罚是对公民干预的实质内容的减省，显然有利于公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4条、第20条中免予处罚的原则性示例或者基础评价可以被类推适用于治安管理处罚之外的其他行政管理领域。需要注意的是，免予处罚与处罚法定原则之间可能存在扦格，行政机关在类推适用时应当从严把握免予处罚的要件。

综上，免予处罚决定的作出可以《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1款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4条、第20条中的基础评价或原则性示例为参照，充分考虑和权衡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行政效率与成本三类要素。

2. 减轻处罚和从轻处罚的基础评价与原则性示例

减轻处罚与从轻处罚的协动过程纵横交织。《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第32条主要是对某一要素的基础评价，并未明确区分应在何时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上述条款包含了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行政效率与成本三类要素的考虑。各部门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多沿用了上述规定方式和考虑要素，也有少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增加了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这一考虑要素。

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进行了交织规定，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则对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各自的适用情形进行了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将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年龄区分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和“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前者适用减轻处罚，后者适用从轻处罚；将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区分为“在海关发现违法行为之前”和“在海关发现违法行为之后”，前者适用减轻处罚，后者适用从轻处罚。上述区分可以进一步拓展至其他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情形，如将违法行为人行为后的态度区分为主动改正与被动改正，区分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和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将立功区分为重大立功与一般立功等等。只不过，行政处罚裁量决定的作出是行政机关综合考虑的结果，仅因为某一类要素的界分就作出减轻处罚或从轻处罚的决定，未免过于武断。

除了对某一要素的基础评价，行政机关还需要考虑多个要素之间的协动。当存在多个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的要素时，除了可以在本量罚阶次叠加减少量罚额度，行政机关还可以在综合权衡的基础上，考虑在更低的量罚阶次作出行政处罚裁量决定。例如，在湖北某品种盐有限责任公司蒙城分公司诉蒙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中，违法行为人积极配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提供进货来源并主动采取召回措施以有效消除危害后果，同时具备多个轻罚情节，因此，法院作出了减轻处罚的变更判决。

综上，减轻或从轻处罚决定的作出应以《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和第32条为基础，以各部门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参照，行政机关应全面且精细地考量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违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行政效率与成本四类要素。

3. 从重处罚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

《行政处罚法》第49条将“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作为从重处罚的情形之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将从重处罚的情形拓展至“有较严重后果”“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一年以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第61条第2款将“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作为从重处罚的情形，第62条第2款将“冒充军警人员招摇撞骗”作为从重处罚的情形。除此之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包含了更多从重处罚的情形。例如，《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将“故意”作为从重处罚情形，《地震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将“累犯”作为从重处罚情形，《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将“胁迫、诱骗、教唆”等作为从重处罚情形，《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将“在共同实施的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作为从重处罚情形。

法律规范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列举的从重处罚情形，涉及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违法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行政效率与成本三类要素，且涉及的要素多是基础评价。因此，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只要具备其中一项要素，行政机关即可从重处罚。在丁某诉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铁路公安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中，法院从行为方式和结果上认定丁某的行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危害性，属于“违法情节较重”，认可了公安机关作出的从重处罚决定。顶格处罚是从重处罚的极端情形，只有当某一从重处罚要素的程度极高或存在多个从重处罚的要素，行政机关经综合权衡后认为需要顶格处罚时，才能按照最高额顶格处罚。

4. 逆向情节的竞合及其处置

上述讨论中涉及的要素都是同向的，即要素要么均指向减轻处罚或免予处罚，要么均指向从重处罚。然而，同一案件中减轻处罚要素、免予处罚要素与从重处罚要素并存的现象并不罕见。有学者称此为“逆向情节的竞合”，并提出了免予处罚情节吸收其他情节、从重处罚情节先于从轻处罚情节、减轻处罚情节先于从重处罚情节的竞合处置规则。上述竞合处置规则虽然相对明确，但是正反方向要素的权衡并不能完全被规则概括，行政机关在处理竞合情况时需要针对个案进行综合考量。《公安部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可以作为原则性示例，即“逆向情节相抵减”或者“将对整个案情影响较大的情节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其规定的“对于有从重情节的违法行为人，同时有立功、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自己违法行为等情节，需要在‘减轻或不予处罚’之间选择认定的，原则上认定为‘减轻处罚’”，属于逆向情节相抵减的情形；“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即使同时具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六条第四、五项规定的从重情节，也应当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属于“将对整个案情影响较大的情节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的情形。这在诸多案件中均有所体现。

（二）从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走向动态协动

既有的关于量罚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能够为要素的协动提供参照。然而，由于纳入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的要素有限，能够呈现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也有限，因此，这些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无法全面覆盖要素的协动过程。就像法官不能拒绝裁判，行政机关也不能拒绝裁量，且应当通过裁量实现个别化正义。为了实现个别化正义，当既有的行政处罚裁量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不足以覆盖要素的协动过程时，基于动态体系论，应当回归要素的协动过程本身，以要素的满足程度为中心，配合解释涉及的诸多要素。

只是，如何实现上述动态协动过程呢?单个要素对具体个案中裁量结果的影响有多大?当存在多个要素时，如何确立不同要素之间的比重?事实上，无论是仅存在单一要素还是存在多重要素，裁量要素的权重并非不可被量化，只是量化过程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学或者行为经济学。当然，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还新增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应对方案，即基于既有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借助算法剖析出不同场景中各个要素对应的权重、要素与要素之间的重要次序。在此基础上，当不存在可供参照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时，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基于算法对裁量要素展开动态权衡。

无论是诉诸其他专业领域还是诉诸算法，要素的动态权衡都并不只是单纯的参数计算，而是需要通过法律框架被约束与限定。在裁量空间内，通常已经不存在规则上的明确规定。在需要动态协动的裁量空间内，甚至无法找到适当的基础评价和原则性示例。此时，法律框架下的约束仅能诉诸法律原则。“比之于合理原则，比例原则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所考量的因素或证成方法上。”在动态协动过程中，行政机关可引入比例原则来综合考量要素，这并非向一般原则逃逸。比例原则的论证框架能够更好地指引行政机关作出符合个别化正义的行政处罚裁量决定。除了引入比例原则，行政机关还需进行个案之间的比较，即行政处罚裁量应当符合平等原则，同种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似情况比例对待。综上，裁量要素的动态协动过程应当受到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的框定。

结论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罚当其过是最朴素的法治预期。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基础上，引入动态体系论对行政处罚裁量进行动态体系构造，能够为通过行政处罚裁量实现个别化正义提供更为合理的指引，更好地实现裁量正义。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是框架性的，更多要素如何形成、要素之间如何权衡等问题需要被还原至具体语境中解决。由于本文的尝试尚停留在一般行政法层面，因此形成的结论是抽象的，如果将该结论运用于各个行政管理领域，则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除此之外，基于动态体系论的行政处罚裁量构造方法可被迁移至行政处罚之外的其他行政裁量领域。换言之，动态体系论的思考框架与整个行政裁量领域具有高度的适配性。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行政裁量领域涉及的目的存在差异，基于目的形成的要素及要素间的权衡模式也会与本文提出的行政处罚裁量构造体系存在差别。无论如何，基于动态体系论的行政处罚裁量动态体系构造在深化行政处罚理论的同时，也将促进行政裁量理论的反思与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