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凯丰两次会议，都站少数派，第二次为何让人敬佩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那栋青砖小楼里，一场会开了三天。屋里一盆炭火，烟熏得人眼睛发涩。博古先做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给敌人太强，不肯认自己的错。周恩来接着做副报告，主动把军事指挥上的责任揽了下来。然后是张闻天的"反报告"，点名批评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

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听完，当场提出要把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交出来。一向沉稳的朱德也开了口，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满场一边倒。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他叫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生，他站起来替博古、李德辩护。

这是1935年的事，陈云会后留下一句很短的话："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那份手稿里，二十来个参会的人当中，他是唯一被单独标注持反对意见的。凯丰为什么会站到那个位置？这得从他的履历说起。

他1927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圈子里的年轻骨干。1934年当选候补委员，长征开始后担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这份履历在当时算"正统"，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系统学过苏俄版的理论。

他的长处在宣传和青年工作，没有在一线带兵打过仗。他对战争的理解，更多来自书本上的条条，而不是战场上的血与火。在他的认知框架里，博古是留苏的"正统"总书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跟着他们走就是跟着"正确路线"走。

有个细节很少被人提，会议前和会议中，凯丰三番两次去找聂荣臻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聂荣臻在会上支持博古。聂荣臻回忆说，他坚决不同意，后来还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这不是私人恩怨，凯丰当年入党，是博古介绍的，两人还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他相信博古、李德那套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方案才是正统。他争辩得很真诚，只是被书本上的理论困住了视野。

会议表决的时候，除了凯丰，其余参会人员全都支持改换领导、取消三人团、收回李德的指挥权。只取消了旧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真正完成权力转移，是会后几天的事，2月5日部队到达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常委重新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正式通过，白纸黑字写明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凯丰服从了组织决定，但思想上的困惑没有立刻消散。

红军接下来的路子，跟之前完全不同。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红军在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里反复周旋，不硬打，绕着走，一次次从死局里钻出来。博古、李德那套"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在广昌战役、湘江血战里付出了多大代价，一线指挥员心里都有数。结果一次一次摆在眼前，凯丰一路跟着部队行军，亲眼看着战局转变。

对一个自尊心很强、又习惯拿书本条文当判断依据的年轻人来说，"被自己推翻"是件很难受的事。他不是突然转身的。遵义会议之后大约两个月，红军到达扎西，召开扎西会议，凯丰在会上公开承认自己之前的观点不对，不再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辩护。晚年他回忆这段往事，说当时不了解中央苏区的斗争实际，想法幼稚。真正的检验，在十个月后。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这个时候红军已经走完长征，落脚陕北，可新的麻烦马上来了：根据地四周强敌环伺，陕北地瘠民贫，红军缺粮少衣、弹药匮乏，还受到敌军重兵的封锁与围困；敌人正在逐步加紧围剿，红军一旦停止战斗性的扩展，只能坐以待毙。

会上有不少人主张固守陕北，休养生息。长征走到这里，伤亡已经那么惨重，谁还愿意再发起一次冒险的"东征"？一旦失利，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可能彻底崩溃。看上去，保守才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凯丰却站到了东征这一边。，他提议用短暂的冒险，换取打破封锁、扩大生存机会的更大可能。他的想法很具体：立足陕北作后方，向山西争取物资补给，同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这次他判断路线的标尺，已经不是"理论正不正确"，而是"行动有没有可能性"。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瓦窑堡会议明确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确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毛泽东在阐述东征方针时说得更直白：向北发展无出路，作战需单纯攻打堡垒且无法征粮；向南是张学良军队驻扎，属统战重点，不宜作战；向西发展同样困难重重，唯有"取阎锡山为对手"渡河东征，才能突破困局。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亲自到前线指挥东征，2月上旬带部队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写下了那首《沁园春·雪》。

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东征历时75天，转战山西50余县，进行百余场战斗。毛泽东后来用四句话总结东征的成果："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前后对比一下凯丰的两次表态，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凯丰当然不完美，他的转变也不是电视剧里那种"一个镜头就幡然醒悟"。他是用了更长的时间去判断、去感知，去等自己心里那套新的价值标准慢慢建立起来。长征路上每一次翻越、每一次突围，都像一只无形的手，一点一点撕开他原本认定的那些道理。

1937年2月，他公开发表文章表明立场。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面对张国焘的行径。红军到达两河口时中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他也没有含糊。抗战时期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终年四十九岁。从一个在会议室里答不出《孙子兵法》共几篇的年轻人，到陕北窑洞里主张渡河东征的干部，中间隔的是二万五千里路。